俞強聲與我的冤案
◎ 周七月

 

● 編者按:中國文藝界領導周巍峙王昆的長子周七月在文革中被捕,與遇羅克、張郎郎等同關進死牢。周案的主管即現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的兄長俞強聲。本文回憶文革前後的俞強聲印象。俞任國安部北美情報司司長,八六年叛逃美國而不知所終。是中美關係三十年中最神秘的事件。


● 周七月。因不滿文革1968年被俞強聲逮捕、暴打批鬥,死裡逃生。俞卻在文革後成為叛國犯。(本刊記者)

  人的一生會發生許多種人際關係,親人,生活,愛情,友誼,工作,鬥爭......有人你認識,有人認識你。但有一個人,我說不清我們是什麼關係,也不知道他認識不認識我。

  但我認識他!這個人就是俞強聲。

六八年被捕的那一天

  一九六八年三月初的一個星期五,晚上九點多鐘,我已上床,但還沒有睡。到那時我們家已經被查抄六次,五次是父母機關造反派幹的,一次是我們同班同學來抄的。同學這次說抄家,也不準確,因為這次他們來完全不是為抄什麼反黨證據或資料,僅僅是要將我一次一次整理好的東西再亂翻、亂扔一通,洩憤而已。我們家那時只剩兩間房子,一間是父母的臥室,雖然他們長期蹲牛棚,幾乎不回家;另一間也說不上是幹什麼用,因為我父母既不能會客也無權工作,所以不是客廳,也不是辦公室。我要是在家,就在這裡搭一個行軍床。白帆布的,木頭架子,父母訪問蘇聯帶回來的。

  忽然走廊上傳來重重的紛亂腳步聲。還沒有容我判斷,一群人已經衝入房間,為首的是東方歌舞團的舞蹈演員宋金福。其他幾個團裡的演員我都認識,因為我常常在暑假看他們練功、排練和演出。

  宋金福是我母親〔歌唱家王昆〕非常看重的年輕人,剛剛介紹他入黨,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還有五六條我不認識的壯漢。

  宋金福嚴肅地站在我床頭,勒令我跟他們走。我沒有其他的選擇。我跟他們乘車來到中央戲劇學院(簡稱中戲),走上迎門大樓四樓,小排演場東盡頭的一個房間。

  他們讓我坐在一張已經準備好的椅子上。大多數人退了出去,只剩下宋金福和另外幾個我不認識的人坐在我對面的長桌後面。後來知道他們是中戲的學生劉勇(本名劉金龍,文革後改名)、周寰、王明智等。

  當時我父親〔周巍峙〕是文化部的藝術局長,我母親〔王昆〕是東方歌舞團的藝術指導。東方歌舞團和中戲都是文化部系統的單位,他們來抓我,在那時並不奇怪。


● 周七月和父母(周巍峙、王昆)在延安的老照片。父曾任中國名譽文聯主席,今己94歲,父母曾得到周恩來的關照與器重。(本刊資料)

戴白色校徽的男子在場操控

  在場還有一個戴著戲劇學院白色校徽的男人,去家裡抓我時他就在那些人中間,應該也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吧。他不戴毛主席像章,戴校徽,使我反而注意他。他坐在與桌邊保持一點距離的側面,不面對我,而是側坐,也從來不問話。這也很有趣。

  審訊開始了。和《水滸》中描述的一樣,先是五百殺威棒。他們不用棒子,都是拳打腳踢。動手的人一般是王明智和劉勇。宋金福、審問則是周寰提題。有時只是周寰問。

  一連串的審訊都是晚上,程式也差不多,幾句話問下來,劉勇就開始摘手錶,然後就是他和王明智上來披頭蓋臉地打。有時旁邊有看熱鬧的人,也上來打,好像是一種佔便宜,人人有份的事。幾次以後,我只要看見劉勇摘手錶,就條件反射地發懵,接下來的事基本上就不知道了。以後看過小說《紅岩》中華子良的原型寫的回憶錄,說敵人上刑也只是一開始難忍,只要習慣了,上刑時像靈魂出竅一樣,什麼都不知道。這個我懂。

  其實所謂審訊也僅僅是要口供而已,已經有人全「招」了。他們審訊的方法很多,除刑訊外,還有當面對質和指認,也有秘密對質。後來我才知道我母親那時也關在戲劇學院,有幾次是強迫她垂簾聽訊,隔著一個布簾聽他們怎麼打我和審我。

  那個戴白校徽的男人始終在場,坐在固定的地方,不說話,面無表情。但時間長了,我發現他的眼神是最權威的。那些凶神惡煞的學生和演員,常常要看看他才動手或收手。他側坐恐怕就是要兼顧審訊者和被審訊者。

  獨處頂樓一間小屋內。每天早晨聽大喇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廣播體操。三個月的「群眾專政」很慢才過去。

  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又是一個星期五,將近中午時,那個戴白校徽的人忽然進屋來讓我收拾東西跟他走。其他人都沒有進來。

  我下了樓,上了一輛軍綠色的吉普車。車左轉右轉,進了一道道的門,還有一道是電動的大鐵門。我第一次見。後來才知道,這裡就是半步橋四十四號,北京市看守所。離我的小學不遠。那個人下車,也讓我下車。然後就是搜身,解褲腰帶,抽鞋帶......一套標準程式。從他和別人說話中我知道了張郎郎(編按:美院學生,與周七月同案,後一同關押在死刑牢房中)在我之前已經被他們送來。


● 1968年的張郎郎。張和周七月是文革「現行反革命」同案犯。(本刊資料)

張郎郎說俞強聲是公安局特工

  哦,我這才想到那帶我來的人,可能是個公安!果然,我後來的幾十場提審都是他主問。他也不再戴校徽了。原來當時「一打三反」等等都是群眾運動下幹的,打手都是同學或者是認識的人,我的案子已有公安插手。

  這人的審訊,無非是重複群眾專政時的問題,再將它們抄在標準的審訊用紙上而已。另外的不同就是要按手印:抬頭按,中間修改的地方按,結尾簽字的地方還要按。我這人比較認真,修改供詞很仔細,所以白紙寫黑字,然後就是紅手印一個接一個,連成一片。他倒也很耐心,從不催促,很職業。有時覺得紙面太不好看,就讓我重新謄寫一遍,再按手印。

  第一階段結束後,他就再也沒有出現。幾個月後的反覆提審,都是別人來了。我大致計算了一下,進看守所後提審過我的有七十多人。現在讓我回憶,我一個都記不起來。印象深的只有他。

  一九六九年五月,我被解到看守所對面幹部院裡,進了學習班,留起了頭髮。幹部個別談話說是要釋放我,但因為我是「被革命群眾扭送進來的」,要做群眾的工作,讓他們接受我參加復課鬧革命,所以還要等一等。在學習班期間,也陸續有人被釋放,我也就興致勃勃地等待自由了。

  但我還是想不通,我怎麼會是群眾扭送進來的呢?明明是那個戴白校徽的人非常得體地帶進來的嘛。群眾僅僅是打手而已。

  張郎郎也在學習班。他自小是一個交際家,認識人多,他告訴我,那個人就是俞強聲,他認識。俞強聲是黃敬〔江青前夫,曾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長〕的兒子,媽媽是范瑾〔文革前北京市副市長〕。范瑾我倒是知道,文革初期就被打倒,被報紙早早地點名批判,是彭真黑幫幹將之一。張郎郎說黃敬是江青的丈夫,後來離婚。解放初期自殺了〔官方稱黃敬一九五八年在廣州病逝〕。范瑾住的紅霞公寓那時候是北京比較新的幹部宿舍,就在王府井邊上。那時批鬥大會盛行,一場接一場的,像是趕集。往往是范瑾被大會批判後,俞強聲再領著紅霞公寓的小孩們再在院子裡補鬥一次......

  我對俞強聲的瞭解就是他說的這麼多。


● 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俞家族涉國共兩黨,人脈廣闊。其父黃敬曾是江青情夫,官至一機部長,傳死於毛淫威下。其母范瑾是史學家范文瀾之妹,官至北京副市長。其兄俞強聲為公安高幹,1986年叛逃美國,傳與中共間諜無忌被捕有關,後受CIA特別保護。(本刊資料)

被批鬥六十場,陪法場兩次

  一九七○年春天,我還沒有辦任何拘留或逮捕手續,也沒有法庭宣判,卻陪了兩次法場。行刑前被批鬥整整六十場,鐵鐐每天都會將腳腕磨得一路淌血。各場的批鬥詞是一模一樣的:思想反動,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極為仇視。在文革中,散佈反動言論,惡毒污衊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並多次策劃叛國投敵。一九六六年二月,與外國駐華使館人員取得了聯繫,出賣了我國大量重要軍事、政治、經濟情報。是可忍孰不可忍,堅決要求槍斃云云。

  一九七四年,我被關押六年後才被判刑,十三年。罪名除了上述兩條之外,還另外加有一條:在公開場合播放反動音樂。反動音樂是什麼呢?甲殼蟲(即披頭四樂團)。

  這些罪行就是俞強聲在中央戲劇學院用三個月的時間炮製出來的。

  判刑後,我也死心了。當然,俞強聲這個人與我也再無干係了。可沒有想到,滄海桑田,我們後來還真又遇到了。

  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門事件時我還在監獄裡,已經在生死之門下鑽來鑽去幾個來回。那時看報紙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數,每天都要從報縫裡看出個一二三才甘心。看天安門事件受獎名單時,我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受獎人員中發現了俞強聲!三等功。整版名單,就這麼一個熟人。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號我出獄。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堅持要重審我的案子:北京市當時的當權者還想將我送回監獄。

  那時真是又高興又緊張。高興是四人幫被抓,國家有了希望;緊張是我並不安全,尚在監獄裡的同伴繼續證明我有罪,在法院我是百嘴難辯的。好在那是向上的時代,好人多,人心善的一面也容易發揮和表現出來。公安局和法院的許多領導和幹部都主動幫助我。

  早春的一天,一個公安幹部給我一張電影票,說是內參片,好看。我騎著自行車就去了公安部禮堂。沒有想到,在門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強聲。十年沒見,他一點都沒有變,還是那麼從容不迫的,在寒風中兢兢業業地收票。我鎮靜了一下,舉起票,迎著他走去。他撕了票,無任何特殊表情。那天的片子是法國的《決鬥者》,畫面極美......

  但我的心情一直靜不下來。我不知道他當初是一個工具還是一個自覺迫害幹部子弟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認出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還記得我,亦或我只是他職業和工作對象之一,他已經忘了;他根本不會在意我的生命和前途的......就像他在天安門事件中立功。

  第二天,我找到給我電影票的人,問他是否認識俞強聲。他當然認識,只是不知道是他抓的我。他說俞強聲雖然文化革命中表現積極,但由於他父母的原因,他並沒有得到重用,甚至沒有能入黨。文化革命結束後,他母親是最早得到平反的幹部之一。因此他又成了幹部子弟,受到提拔和重用,還入了黨。唉,無論世道如何,俞強聲總是能找到好位置的。

俞強聲終於選擇叛逃之路

  到一九七八年五月,我正式得到法院平反的裁定書。經過反復的論證,所有我的罪行都被推翻了。俞強聲們對我再沒有威脅了。除非再來一次文化革命。

  以後聽說俞強聲被調到安全部,再以後,就是他叛逃的消息了。

  巧得很,我後來遇到了一個很熟悉他的人。那人說,俞強聲有一天請假,說是自己在平山老根據地的乳母病重,他要去看看。到期他沒有回來,大家也不奇怪,因為那個部門的人本來彼此就不太過問事。但幾天後有一個重要的會要通知他參加,聯繫不上本人,就找他媽媽范瑾。范瑾聽說後立即對來人說「壞了」,因為那個乳母早就去世了。再查,俞強聲已經通過香港到了美國。

  俞強聲的母親那時是北京市政協主席。要刨根問底地說,我們兩家是世交呢。我母親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范瑾教的,范瑾應該算是我母親參加革命的引路人之一。以後我母親和范瑾的關係也一直非常好。

  宋金福迫害的人遠不只我們一家,但他文革後一直拒絕反省和道歉;我曾經偶然遇到王明智,他握著我的手嘿嘿地笑,但什麼也沒有說;出獄後我沒有見過劉勇(劉金龍)。

  文革結束後周寰主動給我母親寫了一封很厚的信,誠懇地表示道歉。可惜,我沒有見到他。經歷過文革並自己表示懺悔的,周寰是我知道的唯一一個。

  說起俞強聲,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憐。他要革命,要進步,已經到了大義滅親鬥自己母親的地步;他不擇手段要將我們這些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叛國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認識其中的人;他不會不明白天安門事件的參與者真正目的是什麼,但他毅然選擇了鎮壓一方,並立功;文化革命結束,當權者對他不薄,但他還是選擇了背叛!

  他從容不迫選擇的,正是他當初用暴力強加給我們的罪行。多少家庭因此面臨家破人亡!我幾乎當他面被打死,後來又幾乎被槍斃,前後坐了十年文革的毫無人道的大牢。

  我相信,他迫害過的決不止我們一家。也許,正是這種迫害的歷史,使他無法在國內坦然面對自己。他終於叛國。多麼大的諷刺呀。

  其實他成年後選擇的都是背叛。除了極端自私,還能有別的解釋嗎?

  手上沾有無辜者的血,但不知道他現在生活得是否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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