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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劉曉波見蒯大富
● 編按：作者曾於去年三月和崔衛平、莫少平赴布拉格代表因零八憲章入獄的劉曉波領取人權獎。本文以他的親歷，描述劉曉波的思想風格。
劉曉波獲得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在許多人的意料之外，但在我的意料之中。說意料之外，是在十月初的一次聚會中談到今年諾貝爾和平獎時，曉波的幾位老朋友都表示悲觀，因為諾獎這個中國人一直期盼的最高榮譽似乎與我們沒有緣分，再加上中國政府對挪威方面施加了強大的壓力。我當時表示，我從來對中國的事情持悲觀態度，但這次卻不同，有些樂觀。 在九月下旬，我致信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請求把本年度的諾獎授予劉曉波。我同時還向歐洲各國媒體和公眾發出呼籲和請求，希望他們發揮影響，發出聲音，促成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我以為，我所提出的理由是充分和有說服力的。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我認為是實至名歸。 八十年代出名時思想已很徹底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我不止一次地說，我認為劉曉波獲獎的原因是他夠格，以及他在中國人權事業中的象徵意義。我致力於促成劉曉波今年獲獎，不是出於我與他的私人關係，我既不是他的老朋友，也不是他的好朋友。 我很晚才認識曉波，很長時間是只知其名而未見其人。曉波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熱」中得大名，被稱為「文壇黑馬」，我對這個稱呼不是十分認可。我那時在英國牛津大學留學，通過海外中文刊物瞭解他的觀點。我當時就認為，他並不僅僅是靠「語不驚人死不休」爆得大名，他的特點不僅是出語驚人，更重要的是思想徹底。當時在社會上有幾個公認的思想領袖或精神導師，他們學養深厚，在啟迪年輕學子、突破主流意識形態的禁錮方面功不可沒，但認真說來，他們本身還拖著一條長長的舊意識形態的尾巴，他們被廣泛接受，既反映了當時破舊立新的前進需要，也反映了當時的局限，是新舊交替的過渡環節。曉波冒頭是他比其他人徹底，他受到歡迎說明人們思想提升還有很大的空間。曉波的思想不屬於八十年代的主流，我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思想發揮作用的時代到來得如此之快。 當面猛批蒯大富留戀文革 記得第一次見到曉波是在朋友王東成家，事屬偶然。東成有各方面的朋友，他安排大家與一位曾經赫赫有名的人物蒯大富相見。大家對昔日的「蒯司令」很感興趣，當然也表示了相當的敬意。後來又在東成家見到蒯大富──我想其間我和曉波還在其他場合分別見過老蒯，當蒯大富還像往常那樣一見面就向在場的朋友展示他當年與毛澤東、林彪、江青以及其他「中央首長」的合影時，曉波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而且措辭比較尖銳。我和其他人其實都理解，文革中蒯大富位居造反派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是毛澤東文革戰略中的一員驍將，文革後期被「秋後算帳」，再後來受到各種打擊與不公正待遇，他要顯示自己年輕時在人生最高峰時的輝煌，是自然的，值得同情的。 但曉波坦率指出，一見面就亮照片，第一次人們新鮮，肅然起敬，第二次就不是滋味，有點惋惜了，第三次又出現一模一樣的情況，就有適得其反的效果，讓人覺得可笑與可憐。我本來的感覺與曉波一樣，但不忍心，心中不以為然但說不出口。曉波這一說，有人應和，老蒯也懂得並同意曉波講的道理。我心中有些佩服曉波，大家都是為了老蒯好，為了他的形象，也想他儘快從文革情結中解脫出來。我做不出來的事，曉波就做得出來。在談話中，老蒯還表現出對文革的留戀，對毛澤東、江青等的懷念與感恩，曉波帶頭對老蒯猛批一通，在座的朋友紛紛附和，眼見老蒯臉上已經掛不住，馬上就要發作了，我立即打圓場，說了些讓他下臺的話，避免鬧崩了。 包遵信追悼會上對警察發怒 從這件事我看到了曉波思想上尖銳和毫不含糊的一面。一般情況下，曉波表現得非常平和、大度、不好爭辯，與人們告訴我關於他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兩回事。我想，八九之後的各種歷練，包括他在獄中的磨難，使得他的性格有很大的改變，至少在外在表現上是這樣。 見過一次曉波大怒，那是在包遵信先生的追悼會快結束的時候。老包的追悼會是曉波主持操辦的，一位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廣受尊敬，晚年處境艱難的老人，在辭世後受到親朋好友的追思、懷念，是極其自然，符合中國傳統人倫道德的。但當局如臨大敵，設置種種障礙加以干擾。我在赴火葬場的前一晚就接到單位打來的電話，表示對我要參加悼念的關注。在現場看到大批警察，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動手的樣子。追悼會上本該有一些關於老包的生平事蹟之類的介紹材料，由於警察的干涉，這樣的材料被撤除了許多，僅留下了一點點介紹。 在追悼會馬上就要結束時，不知警察是要拿走什麼材料還是禁止有人把一小點東西放在靈堂前，破壞了追悼會完滿結束的氣氛。這時曉波忍無可忍，憤怒地指著警察大吼，還摔了東西，人們趕緊上前，使勁抱住曉波勸阻他，同時與警察交涉。警察見勢不妙讓了一點步，局面才緩和下來，給老包辦的追悼會勉強做到了好說好散。 接著，曉波又根據事先安排，邀請到來者（包括好些外地來的朋友）到附近餐館進餐，期間還有一些周折，但在曉波及其朋友們的妥善安排下，眾多來人終於在餐廳安頓下來，一場對去世長者的追念活動總算是善始善終。 促成我對零八憲章的支持 在二○○八年十一月中旬一次偶然的聚會中，我從曉波那裡見到零八憲章草稿文本。他說，希望我大力支持，在上面簽名。我回答道：要我簽名不成問題，因為我完全贊同憲章文本的內容，至於冒政治風險需要的勇氣，對我也不是問題，在這方面無需證明；但我不贊成發表這份憲章。曉波對於這樣的回答似乎有些吃驚，問為什麼。我說，發表眾人簽名的公開信或宣言，除了內容正確，還必須是形勢緊迫，在忍無可忍必須拍案而起時說話，不能搞成定期的例行公事，為了有事件發生而製造事件；在二○○八年，已經發表過一個以上的公開聲明，在下一年，因為有「六四」二十周年等日子，勢必還會有一份以上的公開信，太頻繁會使人們神經遲鈍、熟視無睹。 曉波解釋說，發表零八憲章，是因為二○○八年是《世界人權宣言》公佈六十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十周年的重要年份。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於十二月十日，我們這個零八憲章也打算在十二月十日發表。中國人的人權意識以前很淡薄，發表這個憲章，是為了提高這種意識，表示中國人認同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是國際大家庭中正常的、合格的成員。我覺得曉波的這個說法很合情理，與我一貫的理念一致，就簽了名。我還就文本表達的準確與改進提了一些修改意見，他後來告訴我，經過研究，我的意見都被接受，吸收到新的文本之中。 坦白地說，我對發表零八憲章的態度有一個從不主動積極到義無反顧地支持、捍衛的轉變，原因是當局的蠻橫壓制極大地激怒了我，尤其是對劉曉波的抓捕和判刑。我後來在多種場合表達我對零八憲章訴求的理解，那就是重申對於聯合國宣言與公約載明的，中國政府簽字認可的人類共同價值和政治社會原則。這是我簽名的理由，這是我從發起人劉曉波那裡得到的解釋。我說，如果因為這個就要抓人、判刑，那就「是對人類普遍價值，對國際大家庭的共同準則，對中國人民的赤裸裸的挑釁。」 當局對零八憲章近乎瘋狂的反應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在我看來，抓人和判重刑也不是在曉波的預料之中。當局會不高興、懷恨在心，這是預料到了的。好比在一個社區中有人大力宣傳「不要打人罵人，不要侮辱婦女」，對於有此類劣跡的人來說，當然有些刺耳，會認為是含沙射影。但如果他們稍有理性或感覺正常，那麼應該裝作若無其事地附和，至少也是不予置理，只有天字第一號的惡棍，在喪失正常感覺時才會暴跳如雷，說「你竟敢罵老子」，並對宣講者劈頭蓋臉地打過去。 整個過程我看得分外清楚，當局一定要使劉曉波成為全世界矚目的大英雄，我們並不願意但毫無辦法。 我盼望，用不到十一年，我就會再見到曉波。我對曉波充滿信心，對於一個坦然宣佈「我沒有敵人」的人，任何人都奈何他不得，包括最殘忍兇狠的人。 （徐友漁：前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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