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欠缺轉型條件
鄭恩寵

 

● 蘇聯薩哈洛夫一九七五年獲和平獎,十五年後戈巴契夫獲和平獎,蘇聯實現民主化。中國憲政民主很多條件不成熟,還需要十五年。

  二○一○年十有八日,零八憲章起草者劉曉波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我作為零八憲章首批簽署者,在當晚上海電視新聞播發的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二十秒強硬表態中,獲得這一特大喜訊,我與居住大樓的居民不約而同地鼓掌慶賀。隨後中國政府遮罩了所有相關資訊,包括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表態。

  中共的舉動十分愚蠢,大多數人出於好奇心,通過各種管道知道了劉曉波是誰?零八憲章的內容又是什麼?有人驚慌失措,有人舉杯慶賀與狂歡。

  當前中共堅持利益比公理強,拒絕普世價值方向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不缺陳勝、吳廣、毛、鄧這樣暴力主義者,缺的是聖雄甘地、曼德拉、金大中、昂山素姬、馬丁路德.金、薩哈洛夫這樣的非暴力主義者。歷史證明,任何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都不會立即帶來本國的巨變,中國大陸的轉型一樣不會一帆風順。

中共文化就是強調敵我意識

  結束一黨專制和威權政治,是走和平非暴力之路還是激進暴力之路?我認為,至少在二十年內沒有任何人和組織,能在大陸有「暴力革命」的組織力和號召力。零八憲章主張的不僅是和平非暴力,而是通過非暴力方式實現法治。法治不僅與非暴力密不可分,也與憲政、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進步密不可分。

  中國大陸實行的黨治實際是一種「集體」人治,毛澤東和鄧小平就是人治的典範。零八憲章十九條主張和六點理念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改革、公民權利、人權保障,城鄉差距與環境保護等方面。十月八日,諾貝爾和平獎官方網站的新聞稿說,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把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表彰他為中國基本人權進行的長期和非暴力奮鬥,中國的地位提高了,相應責任也增大,中國簽署一些國際公約,卻又不遵守它們。另外,中國也沒有遵守自己的憲法中有關政治權利的第三十五條——實際生活中,中國公民在這些方面的自由,明顯被剝奪了。

  一九八九年,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廿一年後劉曉波作為獲獎的第二個中國人,是正在大陸服刑獲獎的第一人。若當年魏京生、方勵之等堅持不離開中國,都有可能獲得和平獎。人無完人,劉曉波更不是聖人。獲得和平獎提名的中國人選,他們無論誰獲獎都是全體華人的光榮。

  此次和平獎花落劉曉波,國內民眾內心都贊同這個結果,而海外有些組織和人士,特別還有被提名的人選,表現欠佳。他們還不如熱比婭等新疆人士,當劉曉波獲獎時,熱比婭的擁戴者同樣向劉曉波表示祝賀。

  什麼是民主的理念,當兩人在競選總統,落選者在第一時間用電話等方式向勝選者表示祝賀,這才是一個民主人士最基本的素養。諾貝爾和平獎的獲獎者與民主鬥士大不同,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的理念是,甚至有了總統的權力都不能鎮壓政敵。在這方面往往是許多鬥士做不到。毛澤東、鄧小平執政時做不到,當下中國大陸民眾對海外民主派中的個別人,最大擔心或不信任也就在這方面。

  成立一個黨就必須有敵人,沒有敵人也要製造一批敵人,政治就是分清敵我——這是中共黨文化的特徵。如果缺乏敵人,中共就沒有凝聚力,中共至今不懂什麼是政治文明和政黨文明?我們祝賀劉曉波獲獎,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警醒世人,勿忘歷史,反思歷史,祈福和平,爭取光明的未來。

晚清王朝的改革被革命取代

  晚清慈禧上台後的清王朝,儘管仍是專制腐敗,民不聊生,但也在進行了並不亞於後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當時社會總的趨勢是在發展進步中。洋務運動開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軍事上新式陸、海軍出現,文化上新學堂,新式知識階層興起,形成一百萬人知識份子的群體。到二十世紀初,還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預備立憲。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教育等,畢竟走出中世紀,向近代化方向發展。

  晚清的改革,主要為了維護和完善舊體制,像小腳女人緩慢前進,經濟上獎勵工商實業,造就了一批商人,不僅「在商言商」而且還「在商言政」。商會成為一種不可低估的力量。晚清的改革缺乏民生方面內容,新政後,各種苛捐雜稅不斷興起均移嫁到民眾頭上。

  晚清最後十年,進行預備立憲根本性的改革,但又是社會矛盾最緊張的十年。這樣的改革缺乏誠意,拖得太久,沒有解決民生,社會不斷動盪,百姓非常貧困,又受到欺壓,民怨沸騰。辛亥革命必然爆發。晚清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抗爭,幾乎同行。但走得慢,缺乏民意的,終究被走得快的,符合民意的衝垮,當權者不得不讓出路來。

大陸憲政民主還需十五年

  劉曉波獲獎,我們總算在黑夜裡見到了黎明和晨星,黑夜的路已沒有幾程。人們說富不過三代,權也不過三代。若中共十八大建立習近平、李克強體制,習是中共建政元老的第二代。習之後,中國不可能再由他們的後代獨掌國家權力。

  我認為大陸要實行和平轉型,當前尚缺諸多方面的條件,特別是城市化比率過低,國民大部份無宗教信仰,律師量少質弱和留學返國人員過少......蘇聯、東歐、韓國、台灣均在城市人口化比率較高情況下實現社會轉型,人口相對集中便產生更多成熟的選民,那是實現和平選舉的必要條件之一。

  波蘭團結工會主席瓦文薩原是一個船廠電工,高中文化。時年三十一歲的法學博士卡欽斯基等精英加盟,團結工會最終沒有成為山頭林立的「烏合之眾」。轉型之後,瓦文薩和卡欽斯基先後當了總統。戈巴契夫、普京和梅德韋傑夫三位總統均畢業於大學法律系。台灣藍綠兩大競選陣營的政黨領袖也畢業於台灣大學和美國著名大學法學院。

  大陸十三億人口中只有十七萬律師,目前又實行黨律師制,知名的人權律師、維權律師又太少。目前,大陸在海內外的黨外力量中,律師難起到中堅作用。俄羅斯恢復了東正教傳統,波蘭百分之九十五信奉天主教,台灣百分之七十信奉佛教,韓國成為基督教大國。在西方,幾乎所有家庭都有一部《聖經》,而中國大陸又有多少家庭有《論語》呢?

  韓國一度排名為留美學生人數的首位,每五個家庭中就有一戶家庭的成員中有留美學生,到美定居拿到綠卡或子女與美國人通婚,大批留美學生回台灣成為政要,而大陸十分欠缺上述條件。我認為,中國大陸要和平轉型實行民主憲政,還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時間。

  相信今後會有更多的中國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九七五年,蘇聯薩哈洛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僅過十五年,蘇共領導人戈巴契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隨後蘇共亡黨。一九九一年,緬甸昂山素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包含了二千多名政治犯的努力,二○一○年軍人政府終於開放大選。中共主動釋放劉曉波和積極推進政治改革是上策,是選擇順應民主潮流,還是選擇「人亡政息」的路?中共黨內並不缺乏這方面有膽識的人才。

 

 

 

【返回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