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史詩銘記於心
廖天琪

  曉波獲獎,大家歡欣鼓舞,奔相走告。如果我在北京,會衝到劉霞的門口大聲喊叫或拽住小老鼠跳舞;在深圳,就跟野渡上網遨遊,傳播佳音;在香港會跟小潘、詠梅衝上街頭,搖旗歡呼;在東京會跟進忠去外國記者俱樂部,舉杯痛飲,一醉方休;在墨爾本,自然是跟家貞相擁而泣。

快樂有如夢幻、靈魂出竅

  十月八日十一點,我望眼欲穿,站在法蘭克福車站,等著亦武和小孟從柏林來的火車進站, 我們預設了要三人一起去書展,並收聽這歷史性的諾貝爾和平獎公佈的消息。火車未進站,手機卻響了。柏林文學節的負責人雅各來電話:曉波獲獎了!我喊了一聲,視線就模糊了,很想抱住一個人,但是旁邊只有一根水泥柱。我像困獸一般,心潮起伏,想手舞足蹈,卻只能在擁擠的車站中疾步,來舒緩胸中潮汐般的起落。

  大約是二○○八年十二月六日或七日,曉波和我在Skype上說著話。他很興奮地說,憲章簽名者已經超過二百八十多了,連有些不甚知道的、並非文化圈的人都加入了。說著他把最新的版本給我傳了過來。突然他說,不能講話了,以後再談。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一兩天後就獲知他被帶走了。兩年來,各地的抗議聲援活動一浪接一浪。作為其中一名參與者,熬夜、疾書、「上訪」,個中的焦慮、期盼、失望、憤怒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今年二月初在華府,暴風雪的第一天,我小心翼翼在雪地上開著車,驚訝於國務院前空空如也的停車場。惡劣的天氣把公職人員都留在家裡了。跟那位官員談到曉波和幾位筆會為曉波判刑呼籲,而安全受到威脅的會員,窗外的雪花從細粉狀轉成鵝毛片片。她說,你快回去吧。我說,諸事拜託了。她微笑拍拍我的肩說:小心開車。

  晚點的火車終於進站,遠遠看見亦武的光頭和小孟的長髮鬍鬚,有如夢幻。我們三人各來自天涯一方,聚首於異國車站,為了窮踞錦州一隅的曉波獲得殊榮,快樂得靈魂出竅,飄飄欲仙。亦武是劉霞和曉波二十多年的好友,他經過十多年的爭取,終於在九月中旬首次踏出國門,來到德國參加文學活動。所到之處,他的詩歌、底層故事和他的簫聲及歌聲讓無數德國聽眾傾倒。能跟亦武一道獲知曉波得獎的消息,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美妙巧合。

氣急敗壞與牛蛙鼓噪

  腦子裡總浮現出曉波結結巴巴的說話模樣,他將如何得到這個消息?他會有怎樣的反應呢?後來知道是劉霞親自把消息帶給他的,他激動得流淚了。以前常跟曉波在網上談天,一提到諾貝爾獎,他就很惱火,說評獎委員會有雙重標準,專挑小國家打屁股,對蠻橫的大國家總維維諾諾,不願冒犯。這次的評獎結果,證明他錯了──一個美麗的錯誤。

  這是委員會歷來第二次把這個最高榮譽頒發給一位極權國家的獄中囚犯。一九三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將因遞交申請太遲而暫時空缺了一年的一九三五年的和平獎補發給納粹政權的獄中作家,反抗法西斯國家主義的和平鬥士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就像當年觸怒了納粹專制政權一樣,今天挪威的諾貝爾委員會也讓北京的當權者大為光火。

  當局的氣急敗壞是可以想像的, 然而讓人不理解的是,在華人圈子裡也有人紅著眼睛,四處告洋狀,說曉波是個向政權低頭妥協的人,他甚至出賣了廣場學生,不該得此榮譽云云,造謠誣衊的電郵漫天飛,許多人的行徑已經超出了尋常言論自由的範疇,直接跟國內五毛黨相呼應。另一些打著堅定反共立場旗幟的撰文人,卻是自己窩在安全角落裡,對井下人落石譏笑的精神分裂者。自我放逐於海外,無能進入當地的主流社會,既無勇氣返回不自由的故國,又嫉妒別人求仁得仁的操守。可是牛蛙的鼓噪,並不能把自己變成天鵝,這是典型的患上人格分裂症的流亡者的寫照。

他把八九史詩銘記於心

  亦武說得好,曉波獲得桂冠,並不僅是諾貝爾委員會顯張他以身試法,追求普世價值的道德勇氣,更為重要的是,曉波數十年來身體力行,以其文章道德代表一種歷史記憶的軌跡。曉波獲獎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個獎屬於六四亡靈。這是發自內心的聲音,當是他魂夢縈繞、情思所繫的精神境界。

  的確,八九是中國平民百年來以樸實動人的方式為追求理想而譜下的一首壯麗史詩,殘酷傲慢的權力又為這首詩篇撒上了豔麗的猩紅。二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一瞬間,但是作為個人,心心念念二十載將六四詩篇銘記於心的人畢竟不多。曉波在六四忌日總有詩作,把天安門母親當成自己的母親,既然集體記憶被人為地塗抹掉了,那麼星星點點的個人記憶就應當在浩瀚之中發出微光。

  曉波原來是掌權者喉嚨中的一根小刺,戴上桂冠後,成為一塊卡在那兒的骨頭了,吐還是不吐,這是個問題。關鍵是,當事者和旁觀者都知道,骨頭雖小,卻可致命。我們拭目以待。

二○一○年十月廿二日於科隆
廖天琪(現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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