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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雀無聲雁有聲（上）
● 編按：名作家、記者劉賓雁曾被稱為中國的良心。在癌症末期和作者的一席談話，涉及他一生的若干重要觀念。本文有意作一篇最後的記錄，以懷念亡友。
劉賓雁辭世五周年了。作為一個知名的作家和記者，他已經走入歷史；作為一個相知多年的老友，他依然活在我的心中。近年來，賓雁的身影不時在我腦海中浮現，他的一些隨意、傾心的談話常在耳邊迴響，使我感到有必要記錄下來留作紀念。下面記述的是我和他最後一次會晤和談話。 那是二○○五年七月，我重返紐約探親，得知賓雁的癌症擴散後，便想到要去探望。行前，賓雁特意囑咐我：不要坐火車，要坐公車去。因為老伴朱洪的眼力已不如前，有個汽車站離他家很近，朱洪開車接送比較方便。 我按照賓雁指定的路線前往。正是盛夏時節，新澤西的天空一片湛藍，白雲朵朵，陽光燦爛，隨車賓士在碧綠的原野上，周邊寂靜無聲，微風吹拂，使人暑氣全消。來到賓雁家，一進客廳，只見他穿一件深藍色短袖衫，躺在長沙發上看報；見我來到，連忙起身打招呼。這是我第二次來到他家。一年多不見，他增添了幾許白髮和皺紋，聲音依舊洪亮。當問到他的身體情況時，賓雁邊沏茶、邊對我說：「我現在吃中藥，是一位老中醫開的方子。目前我的自我感覺還好。」使我得到一些放鬆和安慰。 親吻一次家鄉土地就滿足了 二○○三年九月，劉賓雁托我帶回一封寫給中共中央當局申請回國的信。信中寫道：「我被確診患了腸癌，國內子女急切希望我能回國治療和休養。我本人也有意看看國內的變化，同時探望幾位親友。長姐劉放養我成人，恩重如山；一九五七年又受我牽累受難，現一身傷病，年邁八十，時間不多了，我亟欲一見，略盡如子之心。同業老友健在者二三人，亦期有一會之機。此外便是看病、買書，別無他計了。」 這次見到賓雁，我首先告知他：「你的信我已經托人轉交到了，至今沒有見到回復。」 賓雁說：「我聽說了，沒被批准。上面有人表態：戈揚可以考慮，劉賓雁不能回來。」 我說：「這樣的結果，人們早已預料到了。它出乎少數人的政治需要，有悖於天理人情。戈揚現在躺在醫院裡，說話都有困難了。她沒法回去，人家也不怕她回去。你的情況不一樣：儘管你回國後只是看病、探親訪友，別無他計，可在一些人的眼中，你仍然是一個喜歡干預生活的可怕人物。你的存在就是一個象徵，一種力量。聽說江澤民當政時，謝晉導演在一次會上對江說，應該允許劉賓雁回來，沒有道理不讓他回來嘛！江澤民沒有接話。他們內心虛弱，所以不能讓你回國！」 「我有那麼大的威懾力嗎？！」 「有的。」 我倆哈哈一笑！ 我開始勸劉賓雁在境外安心養老。我說：「這裡有羅斯福說的四大自由，可以隨意寫作，研究學問；這裡有你不少的親朋好友，不會感到孤單和寂寞。當你八十大壽的時候，有那麼多熱心人為你舉辦盛大的祝壽會。如果回到大陸，你能享有如此規格的待遇和榮譽嗎？！」 「我很感謝那些支持和幫助我的人們。我在這裡生活了近十八年，過得很充實；但不能說沒有遺憾。這裡流行一句話：『失去了土地，得到了天空。』意思是：雖然離開了祖國大地，卻得到了自由天空。這曾經是許多政治流亡者的一種感受和心聲。實際上，並不是每個來到這裡的人都有這樣的感受。有些人在國內受到迫害，無奈地來到這裡，言語不通，找不到工作，連生存都困難，這『自由的天空』有什麼用？！其實，不止是一般人，許多民運人士來到這裡，都面臨著一個生存和發展的問題。有時，人們為了爭奪一個小小的生存空間，彼此內鬥、小動作接連不斷。我寫過一篇〈海外民運的悲哀〉，就是有感而發的。當然，就我個人來說，生存問題並不存在，可對『失去的土地』始終牽掛縈懷。隨著年齡老化，特別是患病以後，這種思念之情越來越厲害。因為那塊土地畢竟養育過我，那裡有我眾多的親友，有我生活的足跡，值得我重訪回味......一些人怕我回國後長久停留。其實，我的要求並不高，哪怕回去打個轉，親吻一次家鄉的土地，也就滿足了......」 劉賓雁是很平靜、帶著感情說這番話的。他幾次仰望窗外，似在回憶，又像在等待和盼望......使我深深感受到一個白髮老人、他鄉遊子想回歸故土的急切之情。我無法幫助賓雁實現心願，只能說幾句不著邊際的話來寬慰他： 「回國的機會還會有的。索爾仁尼琴在外流亡了多少年，最後還不是回到了祖國嗎？！再等等吧。」
當右派是我最好的選擇 聽著劉賓雁的訴說，不勝感慨！記起他對我說過的一句話：「我幸而當了右派，沒有當走資派。」我問他對此如何理解？ 賓雁說：「這是我一九八五年悟出的一個道理。我在祝壽會上說過：我最好的選擇是當右派。如果我不當右派，要麼就一事無成，要麼就可能在文革中死去。我有幾種可能不當右派：第一種可能，一九五七年不戴右派帽子，但會給你記在帳上，給個嚴重警告或留黨察看之類的處分，我還是黨員，還可以當記者；然後，我會繼續寫文章，攻擊大躍進，再給我記在賬上，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六二年再給我平反；最後，到了文化大革命，新賬帳老帳一起算，像作家海默一樣，非死不可，絕對跑不掉！第二種可能，當高幹，活下來，像劉白羽、林默涵、魏巍那樣，很安全地活下來，結果落得什麼都沒有。這種可能，不值得羡慕。第三種可能，就是和『四人幫』搞在一起。我認識張春橋，可以依附他，非常興奮地投入，成為姚文元一類的筆桿子。可當時我的右派問題沒有解決，他們肯定不會要我。因此這種可能性也不會有。以上幾種情況，想來想去，我覺得還是當右派最好。若不是被打成右派，我至今也會像五十年前一樣，養尊處優，根本無法和農民對話。打成右派以後，我被打到底層，才有機會瞭解老百姓，才能從他們的立場看問題。儘管幾十年來受了不少折磨，家人也受到連累，至今回不了故土，我無怨無悔，因為我得到的遠比失去的要多！」 我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你因文得禍，也因文得福。現在，你在海內外享譽很高：在國內，有人喊你『劉青天』；在海外，有人稱你是『中國的良心』。還有什麼比這樣的口碑更可貴的呢？！」 「我寫過一些東西，受到社會的關注。中國的作家記者那麼多，為什麼獨我受到關注？還不是因為在中國寫社會問題的人太少了麼？文革以後，假如再有 個作家，比如王蒙、馮驥才、鄧友梅......他們每人哪怕只寫一篇關注社會的作品也可以，整個社會輿論的力量不就好得多嗎？當然，經過了多次運動，很多人心有餘悸，或者說心有預悸，不想寫，不敢寫。八十年代還有過清除精神污染，剛一起頭就被胡耀邦、趙紫陽制止了嘛，說明共產黨的領導人裡面還存在著正面的力量。在八十年代，在胡趙當政時期，沒有一個作家因為寫作被戴帽子，更沒有一個作家被逮捕。沒有嘛，怕什麼！」 劉賓雁接著說：「哈維爾贊成一些哲學家的意見，認為知識份子的作用就是發出警告，使社會預見災難的到來。知識份子應該和專制、腐敗現象勢不兩立，應該是一切謊言的揭露者。一九六八年捷克的改革遭到鎮壓後，捷克的知識份子在最艱苦的條件下，成了堅持鬥爭的唯一社會力量，一個強大的民主傳統起了重要作用。我們沒有這個傳統。」 我說：「李銳對我說過：中國知識份子具有天生的軟弱性和依附性。中國沒有西方那樣強大的民主傳統，卻有著強大的三綱五常、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和慣性。要眾多的中國知識份子發出不同的聲音，形成一種獨立的力量，在目前還存在著不少困難。」 哈哈，我崇洋媚外！ 「李銳是黨內真正的改革派和民主派，我很敬佩他。在中共黨內，像他那樣具有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和錯誤路線鬥爭到底、而又成效卓著的人是不多的；論成果的話，他可能是唯一的一個。他不是專業的作家和學者，平生大部分時間公務纏身，可是居然能有二十卷著作。他把中共幾十年黨史中的很多重要事件的真相揭示出來，特別是對最複雜、最詭秘的政治人物毛澤東的真實面目作出了深刻的分析，這是相當不容易的。」賓雁如是說。 當回憶一九五八年和賓雁在山西農村度過的那段坎坷歲月時，我談起一件往事：當時和我們在一起「勞動」的另一位難友（《中國青年報》一個部主任，思想偏「左」，一九五七年也被打成「右派」，九十年代去世）曾經對我說，五四年他和劉賓雁一同採訪「日內瓦印度支那會議」，聽到劉賓雁對瑞士的自然風光和社會氛圍的讚賞，認為劉賓雁「崇洋媚外」。我對賓雁說，「這位老兄當年對你的這個評論，目前在國內一部分人中依然存在。人們對你的實際情況並不瞭解，是一種誤會。」 「哈哈！我崇洋媚外？！」老劉聽著，一聲大笑，接著說：「瑞士的自然風光秀美，社會安定，舉世公認。人家重視環保，政策對頭嘛！我來到美國後，發現這裡有許多好的東西，但我對這個國家並不迷信。這裡的貧富差距很大，種族歧視問題依然存在。至於它對外霸權主義，特別是布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許多美國人反對，我也反對。我不大理解，為什麼這裡有那麼多的中國人，包括許多民運人士，都支持布希的政策？！」 說到這裡，他拿起茶杯，喝了口水，又補充說：「美軍佔領伊拉克已經一年多了，死亡一千多人，每天花費的錢財超過一億美元，美國人的生活水準每況愈下，福利不如歐洲，上班族工作時間長，休假比歐洲人短，現在人人自危，唯恐老闆有一天把自己趕走......伊拉克人在這場戰爭中的死亡和傷害，恐怕超出美國人的幾十倍......單憑這場得不償失、完全可以不打的戰爭，布希總統就應該下臺；但是很多人居然還死死地抱住布希不放！這叫人怎樣解釋呢？」 劉賓雁是個理想主義者，喜歡研究問題，探索社會。聶華苓說過：劉賓雁一到愛荷華，就急著要瞭解美國社會。他看許多報紙、雜誌，還寫信給他認識的一個中國人，要看那個人寫的關於美國的一本書。劉賓雁說，他要研究美國社會的毛病和優點，資本主義社會究竟有什麼問題？這一切，能說劉賓雁是「崇洋媚外」嗎？！ 不滿一些人的尊胡貶魯 記得二○○三年五月我訪問劉賓雁後，寫了篇文章││〈二十年飄泊喜重逢〉，裡面提到一件事：「幾年前，一位老友（謝昌逵）去看望劉賓雁，劉說的第一句話是：你來探監了！」曹長青在二○○六年四月發表的文章中引用了我這一段話，並說：「正是由於這種對共產黨割捨不斷的戀情，劉賓雁才在自由的美國，感覺如同坐監獄。」其實，劉賓雁說這句話，主要反映他的一種「被流放」的心態。他思念故土，想「葉落歸根」而不得，因此把所居地視同「監獄」。這倒不是「對共產黨割捨不斷的戀情」，恰恰相反，是對自己「被（共產黨）流放」的一種憤懣和批判。 劉賓雁對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獨立見解，而且相當執著。過去，我倆之間常有爭論。這次，我向賓雁打聽胡適在紐約的舊跡行蹤，想去參觀探訪。他不以為然地說：「現在一些人尊胡貶魯，你是不是贊成他們的觀點？」 我明確回答他：「我不贊成尊胡貶魯。我認為，魯迅和胡適是我國近代文壇的兩個巨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同時代的許多文人學者無法比擬的。但胡魯兩人的貢獻，各具特點，各有千秋：魯迅偏重於『破』。魯迅對舊中國政治、文化、倫理，以及國民性格諸方面的剖析，相當深刻，可以說前無古人；但他在政治思想上究竟主張什麼，提倡什麼，不十分明確。胡適在許多方面是有破有立的：他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他提倡白話文，反對專制獨裁，提倡民主、法治、憲政，具有時代精神，是我們國家努力的方向。人們說：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廿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我贊成這個觀點。」 說完自己的想法，等待對方反駁。剛好朱洪走進屋來，跟賓雁商量著一件事，岔開了老劉的思路，他沒有和我展開辯論。我們轉入下一個話題。（待續） （盛禹九：人民日報退休記者，劉賓雁的五七難友）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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