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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大旗下胡作妄為
● 金鐘按：辛子陵先生是北京知名的「救黨派」政論家，主張開放報禁保護言論自由。本文以有力的實證，揭示中國經濟十年繁榮，建立在徵地拆房剝奪農民的房地產畸形發展之上，官員在虛假的ＧＤＰ掩護下貪污腐敗，胡作妄為，肆意侵犯民眾生存權利，而受不到任何監督與制裁。狀況觸目驚心，極為嚴重。值得留意。
據台灣媒體報導，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台東海洋生物展覽館展出爬蟲類特展，下午出現一幕產自美國的王蛇（KING SNAKE）吃自己尾巴的畫面，被攝影機照下來定格在那裡。
萬物之靈的人類，單個的人誰也不會犯這樣低級的錯誤。作為政府行為，這種「吃自己尾巴」的政策在大陸到處實行著，好像是找到了「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妙法，不用投資，經濟就發展起來了，這就是土地財政。在山東濟寧，二○○九年當局以每畝六萬元的價格向民眾徵地，再以每畝一百萬元的價格向開發商轉讓，權變錢，轉手兌現。濟寧政府的ＧＤＰ直線攀升。 十年房地產政府受益最大
一九九四年的分稅制改革，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進行了事權與財權的重新劃分。按照分稅制改革方案，中央將稅收體制變為生產性的稅收體制，通過徵收增值稅，將百分之七十五的增值稅收歸中央，留給地方百分之二十五。中央政府負責國防、外交、轉移支付、戰略性開發等預算開支，而地方政府則負責提供普通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
地方政府捉襟見肘，便把增加財政收入的目光投向土地開發。一些省市與房地產相關的收入已占到地方當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地方財政對房地產業的依賴反過來又刺激了地方政府的賣地衝動，土地出讓金則以「三七分成」的方式分別匯入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我國房地產業呈現著「非理性繁榮」。近些年來，我們有的城市新增ＧＤＰ將近一半來自房地產，被稱為支柱性產業。
我國的土地制度名義上是農民集體所有制，真正的土地所有權控制在鄉以上各級地方政府官員手裡，大至一個開發區的建立，小至一個高爾夫球場的建立，那裡頭包含著多少地方政府的利益乃至地方官員的私人利益呀！據國土資源部主辦的《中國土地》雜誌二○○一年第九期劉田一著文說：「近二十年內，國家向農民徵用土地約一億畝，國家利用壟斷一級市場的制度和徵地廉價剪刀差（土地市場價－徵地補償費之差）總共從農民手裡拿走土地資產達兩萬億元以上（這顯然是一個保守的估計數）。」這兩萬億元以上的資金，成了這些年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主要用於城市建設、城市擴張上。在買地賣地和城市建設擴張中，當權者找到了巨大的尋租空間，成為貪污腐敗的淵藪。二○一○年三月兩會上，全國工商聯一個報告指出：房地產開發中土地成本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八點二，政府是房地產十年高速發展的最大受益方；開發專案的總費用支出中，有百分之四十九點二流向政府。
但土地是不可再生資源，在國務院明令規定保持十億畝糧田不能動的情況下，可用於開發房地產的城郊土地數量有限。二○○七年北大教授平新喬組織的一項調查表明，可用於擴建城市的土地資源最多能夠維持三至五年。土地財政的可持續性發生了危機。 二千年前的房子被大量拆毀
聰明的地方官員開始打農村居民點、小城鎮和城市建築的主意。早在九十年代，東南沿海一些城市就提出城市「改造運動」。房基地的產權屬於國家。只要拆了房子，略加整理，實現「三通一平（水通、電通、路通和場地平整）」，土地可以賣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循環往復，這樣一來土地財政、ＧＤＰ、官員們的灰色收入，全都有了著落和保證。
這個主意得到了北京決策機關的認同。國土資源部二○○八年六月頒佈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管理辦法》，二○○八、二○○九年批准了十九省加入增減掛試點。拆村並居，無數村莊正從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消失，無數農民正在「被上樓」。各地目標相同：將農民的宅基地複墾，用增加的耕地，換取城鎮建設用地指標。他們共同的政策依據是，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這項政策被地方政府利用、曲解，成為賣地生財的新途徑。違背農民意願，強拆民居拿走宅基地。演變為一場新的圈地運動。據測算，山東諸城一個縣由此增加的建設用地，讓政府每年能有兩三億元的收入。
在「二○一○中國房地產高峰論壇」上，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城鄉經濟研究所所長陳淮的發言奠定了這個中國模式的理論基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房子，屬於小農經濟年代的，除了有歷史文物價值的，都屬於可以拆除的；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房子，屬於五十年代大工業規模年代形成的工人新村，也是可以拆除的；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九年的房子，雖然有成套的社區，但由於缺乏規劃，也是需要改建拆除的；暫時能保留下來的只有一九九九年以後的房子，即近十年內修建的房子。於是全國大拆遷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浪高過一浪，漸漸成為運動，進入高潮。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二○○二年三月三十日，武漢外灘花園社區被爆破，樓齡四年，直接經濟損失兩億元；二○○五年八月二十日，重慶永川會展中心被爆破，樓齡五年，耗資四千萬元；二○○五年十二月十日，合肥維也納森林花園社區，建成不到一年被爆破；二○○六年十月，青島市著名地標青島大酒店被整體爆破，建成二十年；二○○七年一月七日，青島鐵道大廈（原為三星級酒店，一九九一年開始營業）被爆破；二○○七年一月，杭州西湖邊最高樓浙江大學原湖濱校區三號樓，共二十層，高六十七米，被整體爆破，建成僅十三年；二○○七年二月十二日，瀋陽五里河體育場被整體爆破，樓齡十八年，建時投資二點五億；二○○九年二月，曾經是亞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築瀋陽夏宮被整體爆破，只有十五歲的夏宮建時投資兩億，兩秒鐘內變成一堆瓦礫。 徵地賣地拆樓建樓的滅村運動
二○一○年二月，南昌著名地標五湖大酒店被整體爆破，建成僅十三年；武漢首義體育培訓中心綜合訓練館，投入使用僅十年，便於去年被拆除，理由是該館位於即將動工興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館和紀念碑之間，必須為耗資二百億打造的這個政治工程而「獻身」 ；二○一○年五月，位於北京建國門黃金地段、樓齡二十年的地標凱萊大酒店宣佈停業拆除。
沒地方蓋新樓了，要炸掉老樓，在官員心目中沒有國家經濟損失的概念，只是舊的ＧＤＰ被新的ＧＤＰ所代替，抹掉前任的政績，凸顯自己的政績。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是不必為那些賣不出去的高檔住宅、樓堂會所發愁的，已閒置四、五年，再放上幾年，領導一換屆，炸掉蓋新的，又是一輪ＧＤＰ，又是一輪新的政績。徵地賣地拆樓建樓，可以讓官員「崛起」，但國家只是一場虛熱鬧。
升斗小民的房子，自無法抗拒這一拆房潮流。法國廣播電台說中國正在開展「滅村運動」。拆遷和抗拆遷的鬥爭此伏彼起，據《南方週末》報導，自二○○八年四月至今年三月，已有八起民眾為抗議強制拆遷而引火自焚的事件，可是負有直接責任的官員無一受到追究，有的甚至還不斷升遷。主流媒體說受害者是「暴力抗法」，這反映了各級政府的政策取向。 偷工減料的短命建築超過一半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短命建築又成為中國特色。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閔行區蓮花南路未入住的居民樓齊刷刷地倒塌事件，是我國短命建築的典型。雖然倒掉了，但已列入了上海的ＧＤＰ，重建一座樓又是新的ＧＤＰ。據建築行業專家指出：按行業標準，高層建築每立方米的鋼材使用量應在八十到九十公斤之間，但是中標的建築商為了將賄賂官員的投入收回，就會大量減少鋼材的使用，最嚴重的已經降到三十公斤。閔行那裡（倒掉的樓）算作一個特例，估計僅夠二十公斤的水準。
在上海閔行區倒樓事件發生後，北京高層緊急指令：住建部、統計局、監察部三家組成聯合調查組，從七月五日至十五日進行為期十天的重點城市建築品質抽樣調查。調查結果表明：七個省會城市自二○○三年以來的建築綜合合格率僅為百分之四十五，其中石家莊與武漢兩市最低，分別為百分之二十一點二與二十九點四；三個一線城市上海、天津、深圳，以深圳的合格率為最高，達到百分之七十。綜合來看，公共建築中以學校、車站、中級（三星）以下賓館的建築品質最次，平均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七。在北京公共體育設施中，亞運會場館建築品質最差，應當在五年內全部拆除。 英國、法國、美國的建築，平均使用壽命分別為一百二十五年、八十五年、八十年，城市裡百年老宅隨處可見。日本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提出了「百年住宅」的建設構想，建設房屋時使用的都是標號四十以上的混凝土，而中國大部份短命建築使用的都是標號二十的混凝土，僅此一項差距就使房屋至少短壽十幾年。
中國城市化，掀起大拆遷運動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說：「二十一世紀全人類最具影響力的兩件大事，除了新技術革命之外，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固然會成為中國經濟持久的發動機，帶動各行業發展，但應該遵循甚麼樣的規律、保持甚麼樣的節奏，尚須探索。」外國人看出來了，中國新技術沒有優勢，是靠拆樓建樓作為「經濟持久的發動機。」二○○七年這股風吹到河北，省委提出了 「三年大變樣」 運動。改造舊城市，美化環境，改善居住條件，本是件好事，但一搞「運動」就變了味，變成了政府官員撈取政治資本和個人利益的手段，全省各地都在拆，大有「有條件拆、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拆」和「該拆的拆，不該拆的也拆」的勁頭，你那個區拆十萬平米，我這個區就拆二十萬平方，你趕我超，不管老百姓有沒有地方住、有沒有飯吃，也不管是否是舊房危房，甚至是居住剛十來年的住房，政府想拆就拆，搞得人心惶惶。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對河北省邯鄲市廣平縣的違法拆遷報導，僅僅是冰山一角：
河北省廣平縣是一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去年全縣的財政收入只有一點三億元。然而今年年初，縣委縣政府提出了「一一一六八」工程目標，即：拆遷十萬平米，推進十條主幹道建設，新增綠化面積一百萬平方米，打造六大景觀節點，建設八大精品工程。並於三月十八日開始，用十天時間完成了三十三萬多平方的拆遷任務，伴隨著任務的完成，一千多戶群眾的房屋被拆，土地被徵用。但群眾反映，當地是在違法拆遷。
在廣平縣城郊的焦莊村，記者看到一個用竹子、草簾和塑膠布搭成的窩棚，窩棚的女主人名叫李運得，她與丈夫就擠在不到十平方米的地方。李運得告訴記者，她家原來在村口的馬路邊，有五間平房，二百九十多平方米的宅基地。前不久，廣平縣政府一紙通知，就將她家的房子拆了，三畝多耕地也被全部徵用。
李運得的丈夫患有嚴重的腰椎病，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李運得支撐。作為拆遷補償，李運得這次只拿到了八點九萬多元。守著這筆錢，他們只能帶著孩子在自家原來的麥地裡搭個這樣的窩棚。她說，俺沒家沒地，現在都不敢出門。不久，縣上又來人說她的窩棚必須拆除，因為這塊地馬上就要建公園。
在江蘇省邳州市壩頭村，村莊被整體拆遷，當地建設了數十棟密集的農民公寓，要村民補差價購買。因補償款購買不起足額面積樓房，壩頭村三十五歲女子徐傳玲去年十月自殺。今年一月，當地政府強制農民上樓，十多人被打傷住院。 還是犧牲農民求崛起的毛路線
官員們為了政績，把老百姓往死路上逼。這使人想起了普列漢諾夫批評列寧的話：
「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他為了達到既定目標甚麼都幹得出來」。【註１：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
毛澤東接過列寧的傳統，一九五八年搞了個大躍進運動，說是要把人民送入共產主義天堂，結果餓死了三千七百萬人。廣平縣委、邳州市委的做法 ，又是繼承毛澤東傳下來的大躍進的衣缽。從列寧到毛澤東到廣平縣委、邳州市委，一個共同的特點是想通過犧牲農民實現「崛起」，這是不可能的，就像王蛇吃自己的尾巴，結果只能是自殺，不可能長成巨龍一樣。中央對這種坑害農民謀發展的做法似有察覺，但後來的政策又表明，還是捨不得土地財政，還想在徵地賣地拆樓建樓上為ＧＤＰ找出路。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背了ＧＤＰ的包袱。哪一年如果掉下百分之八來，好像就意味著黨政一把手無能。世界經濟危機以來，歐美都在衰退，本來我國也應該趁勢放下ＧＤＰ包袱跟著衰退，但我們還硬撐著「保八」，現在應該清醒了，再挺兩年會激起民變。
在世界經濟危機中，中國一枝獨秀憑的是甚麼？中國發現了金礦嗎？沒有。中國發現了新大陸了嗎？沒有。中國有了像比爾．蓋茨那樣的世界領先地位的技術發明嗎？沒有。憑的是徵地賣地拆樓建樓。所謂「保八」主要靠這一手。陳淮八月七日在「二○一○中國房地產高峰論壇」上發言，是中央高層這一指導思想的反映。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我國在居民住房問題上欠帳較多，近三十年又是一代新就業者，趁勢較多地發展房地產業，多建點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本來是個正確的政策。但離開實事求是，一往左邊拉，一被地方官員升官發財的私心所利用，成為他們心目中經濟持續發展的一種模式，就成了現在的局面。 內蒙古清水河縣建新城的慘敗
越是經濟欠發達的省份，越是用蓋房子的辦法填充ＧＤＰ的數字。內蒙古清水河縣是個五萬人口的小縣，總面積二千八百五十九平方公里，百分之九十七的土地都是丘陵溝壑。一九九八年呼和浩特一位領導說，舊城山路崎嶇、交通不便，妨礙地方經濟發展，不如換個地方建新城。縣領導人跟著附和。於是選擇距離舊城二十六公里的縣中部的王桂窯鄉，建新城。預算總投入為六十一億。而該縣當年財政收入才三千六百萬元；還有一千萬左右的債務要還。就這樣新城建設硬撐著上馬了。
到二○○七年，清水河縣新城區，終因羅掘俱窮沒有後續財力成了巨大的爛尾工程。停建時，已成型的建築九項，未建成的八項，道路才完成三點八公里的路基工程。年底新的縣委領導班子上任，建設新區的興趣轉為改造舊城。但這個爛尾樓竟作為ＧＤＰ成為清水河縣政府、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的經濟騰飛的政績，載入了歷史。瞎折騰的官員升遷或退隱了，百姓得到的是舊縣城破敗依然，山上還有人住在窯洞中，部分村莊還沒有行車道，出行要靠毛驢，飲水還得靠社會捐助的母親水窖，還有爛尾樓工程遺留的一筆巨大債務。可見，錯誤政績觀指導下的拆舊建新，帶來的只是巨大的資源浪費和官員虛假的政績。 臨沂市府大樓豪華超過迪拜大酒店
二○○八年底竣工的浙江長興縣四套班子大樓造價六億元，加上周圍附屬建築，共計二十億元人民幣。美國專業地產估價機構Zillow公司今年對白宮的估價為三億八千五十八萬美元。按今日匯率（1美元=6.66人民幣），長興縣府大樓的造價，與美國的白宮持平。七品芝麻官在辦公條件上要與美國總統比高低。中國官場的奢華之風已經登峰造極。
山東省臨沂市管轄三區九縣，地處沂蒙山區，其中沂南縣、沂水縣、蒙陰縣、平邑縣和費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從二○○五年開始，在市委書記李群領導下，按照世界超一流標準設計新建了市府辦公樓。這一工程拆遷三十三個村莊，佔地面積三十三平方公里。大樓座落在新區的正中，建築面積十二萬平方米，共二十三層（含地下兩層），裝有電梯十八台。該工程還有十大配套建築，如華夏二十四橋、曼哈頓廣場、威尼斯水城、埃菲爾鐵塔、綠色金字塔、千里戈壁灘和國際遊艇俱樂部等等！所有的裝修材料全部來自歐洲的頂級奢華品牌，共耗資三百八十二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建築平方米的成本高達三十二萬元，超過了世界最豪華的迪拜七星級大酒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座大酒店平均每平方米的建築成本是一點五萬美元，折合人民幣十萬元，還不到臨沂市府大樓造價的三分之一。
二○○九年五月，有張姓網民發帖將臨沂「八星級辦公大樓」曝光，引來全國網路輿論的抨擊。張姓網民立即被警察逮捕，追究不和黨（市委代表黨）保持一致的「幕後主使人」，因刑訊過重死亡。【註２：二○○九年五月十四日五時三十二分《南方都市報》報導。】「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就是這樣實現的。隨後，中共臨沂市委派出很多人攜帶數千萬現款前往各大論壇刪帖。現在很多論壇已經不能再發相關的帖子，原有的帖子已被刪除或鎖定。境外網上還保留著「山東省臨沂市羅莊區部分有良心的公務員」揭露這一工程的詳實材料和照片。
二○一○年十一月，據《齊魯晚報》消息，就在官員們在「八星級辦公大樓」超級享受的時候，就在集中水源流向「威尼斯水城」和「國際遊艇俱樂部」的時候，蒙陰、平邑、費縣的山區村莊，有五點七七萬人出現了飲水困難。平邑縣流峪鎮的梁文利要到離自己家百多米的地方挑水吃，從今年十月份開始，梁文利家已經挑水快兩個月了，每天得挑七八趟。喝水用水全得靠挑，所以只能千方百計地省著用，衣服都不敢洗勤了，攢好幾天才洗一回。李群如果還有萬分之一的群眾觀點，拿出萬分之一建樓錢（三百八十二萬）關懷一下山區人民的飲水困難，也不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 敗家工程肇事者升官，根子在中央
最可駭怪者，這個敗家子工程不僅沒有受到查處，責任人李群還升為青島市委書記（副省級）。這個標桿一立，政府機關的辦公樓，就越建越豪華了。由此我們可知，所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所謂「以人為本」，所謂「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如果沒有民主監督，沒有媒體監督，沒有對黨權的制約，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證，會「異化」成為甚麼樣子。各級政府的辦公樓，尺寸方圓，建築造價，也應該有個規制，不能想蓋成甚麼樣子就蓋成甚麼樣。軍閥劉文輝主川，一旦發現縣衙門房子超過學校槍斃縣長。舊時代有「官不修衙」的傳統以示清廉。雖也有貪污腐敗，但大大受到了限制。如今理直氣壯地拿建白宮、超迪拜的造價修衙門，實際上是明目張膽地貪污腐敗，明目張膽地坐地分贓。
現在的問題，如同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一樣，責任不全在於地方官員，根子在中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對官員的考核太看重創造ＧＤＰ的本事，而忽視經濟增長是否惠民，結果，在發展經濟、改造舊城區的名義下，造成了對群眾利益的嚴重侵害，造成了許多抗拆遷的百姓家破人亡，造成了官員的不可遏制地貪污腐敗。黨對於自己脫離人民群眾的嚴重程度應該清醒了。臨沂長興現象，不是盛世來臨，是滅亡的前兆。
筆者在一年前說過，世界經濟危機不像颱風登陸那樣，迅速減殺風勢或轉向，後勁大得很，國家要留足後備應付二三年後的困難局面，且慢宣佈中國走出了危機，且慢承擔幫助世界尤其是歐美國家走出危機的義務。目前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局面意味著大蕭條的來臨。 看看我國的貨幣發行量，可知我們是用多發票子的辦法維持著財大氣粗的「繁榮」。（見圖表）
從人民幣發行情況來看，二○○八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兩年的貨幣增發量總額為十二萬一千二百六十八億元，平均每年六萬六千三百零四億元；金融危機爆發後兩年的貨幣增發量總額為二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八億元，平均每年十二萬一千六百六十九億元。這說明：金融危機爆發後，兩年間人民幣的發行量猛增一倍。米麵油蛋肉菜等百姓活命的食品均上漲了一倍以上，與之相配合的汽車、空調降點價，但與百姓的生活無關。這意味著升斗小民口袋裡的錢縮水二分之一。貨幣貶值、商品漲價的政策，是向老百姓轉嫁危機，是向老百姓口袋裡搶錢。這種事情是絕對不能幹的。 房地產過剩空置住宅六千五百萬套 像現在這樣鋼筋水泥開路發展房地產，許多省市把它作為支柱產業，已經出現了嚴重「過剩」。二○一○年上半年國家電網公司在全國六百六十個城市的調查顯示，高達六千五百四十萬套住宅的電錶連續六個月讀數為零，足夠兩億人居住。鄂爾多斯市康巴什新城建成後，一座樓也沒賣出去，成了「鬼城」。高空置率預示著巨大的金融風險。房地產屬於資金密集型企業，主要依靠銀行融資，房地產公司資產總額百分之七十是銀行貸款。空置率太高，預示著樓市的泡沫化，有崩盤的危險。現在是房地產開發商綁架了銀行。銀行不敢讓樓市崩盤，世界經濟危機以來，斥資九千億救樓市。銀行的信用，人民幣的信用，又和政府的安危綁在一起。輕易增發人民幣解決經濟危機是非常危險的。一旦穩不住物價，出現銀行擠兌、市場搶購風潮，勢將動搖國本。 發展以解決民生為目的、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房地產業，多建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維持建築工人就業；不能再往以高檔住宅和別墅為主體的房地產業投錢了，他們是暴利行業平均利潤百分之五十，前天通州樓市一降七千元一平米，就算樓市崩盤跌幅一半還能保本，不會有跳樓的。不能以確保富豪財富繼續升值為目的，不顧一切注資托樓救市而拖垮了政府。政府是頭，百姓是尾和身子，樓市是身外之物。損百姓保房地產，就像本文開頭說的那個王蛇一樣，是從自己的尾巴吃起自殺。 放下ＧＤＰ包袱切實改善民生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在今年兩會上指出：「在這場讓農民上樓運動的背後，實質是把農村建設用地倒過來給城鎮用，弄得村莊稀里嘩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我等書生論政中央可以不聽；陳錫文的意見為地方當權者所不喜，但屬忠心謀國不可不聽。希望黨和國家領導人接受大躍進的教訓，立即下令停止「增減掛」的土地政策，停止「三年大變樣」一類的運動。真要激出個李自成來，就不可收拾了。 中央要放下ＧＤＰ包袱，該轉彎時當機立斷，承認我們也有危機，不要再「保八」了，增長百分之三到四，沒甚麼丟人的（梅德韋傑夫就宣佈俄國今年增長百分之四），別在國際社會逞英豪了。中央放下包袱，地方也就減輕了ＧＤＰ的壓力，用不著不擇手段地逼迫老百姓拆遷和弄虛作假了。上下一致，收緊銀根，看住印鈔機，經營好我們三十年積累的財富餘額，先把十三億百姓的生活安排好，關鍵是下最大的決心調整分配格局，公務員漲工資往後放一放，要出乎意外地給百姓一個驚喜，把全國官民的緊張關係緩和下來，其辦法是較大幅度地增加弱勢群體的收入，讓他們有飯吃、有水喝、有衣穿、有房住，看病上學不再犯愁，還有點餘錢購置自己想買的東西。這一政策的長遠的、建設性的結果，是完成由外向型經濟向內向型經濟的轉型，把內需市場建立起來。兩年做到這一步，就是最好最大的政績。 穩住物價，改善民生。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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