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向中國模式說不
——訪問人權工作者李曉蓉

金 鐘

時間:十二月二十日
紐約/華盛頓連線

 

● 編按:專職中國人權工作的李曉蓉女士,原任教於美國一所大學,是零八憲章的熱心參與者。最近應邀出席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她在本訪問中,透露有關劉曉波獲獎及零八憲章的若干罕為人知的內幕。


● 李曉蓉在頒獎儀式後,在劉曉波的空椅子後留影。(蔡詠梅)

 問:您出席了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的典禮,我在YouTube看到全過程,場面十分隆重,您的現場感受如何?
  李曉蓉:出席這個盛大的儀式,看到諾貝爾委員會的組織工作很有條理,充分顯示了和平獎的光榮和尊嚴。主席亞格蘭的講話,簡明、有分寸,很到位。這是八九天安門運動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民主的一次最大的關注。我個人心情十分複雜,八九以來,我在海外一直關注中國發展,好不容易得到這樣一個推動人權民主的極好機會,但是中國政府完全不顧起碼的文明道義,連假面具也撕下來,和普世價值對著幹,軟禁、威脅劉曉波所有的親人、朋友,不讓出國,實在令人寒心。看到會場上那張空椅子,想到在大陸受到各種騷擾的朋友們,心裡真是五味雜陳。

 問:這次頒獎禮,中國人的心情可謂有目共睹。西方人呢?以您的觀感:他們的反應。

挪威教授透露諾貝爾評獎程序

  李曉蓉:我個別接觸並不多。上千的貴賓中,超過五十個國家的外交官出席觀禮,我看他們都很莊重嚴肅,帶有一種使命感,不是一般社交應酬、官方禮節。以前中國動輒向歐美說「不」,現在中國經濟發達了,不顧普世價值,輪到「對中國說不」了。我看歐洲議會人權委員會主席在流淚,長期關注中國人權民主的國際NGO代表和民主國家議會代表表現了不同一般的強烈感受,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向普世價值挑戰的經濟大國,前景還是嚴峻的。

 問:頒獎儀式後,那場盛大的晚宴,傳媒沒有什麼報導。傳說「諾貝爾晚宴」有世界第一的美譽,菜式要由國王審定。
  李曉蓉:(笑)沒聽說。當然是挪威很好的菜單,有海鮮、牛肉、土豆做得很精緻。餐具看來很高貴精美,都有一個 N 字的諾貝爾標記,是特製的瓷器。

 問:宴會的氣氛如何?
  李曉蓉:出席晚宴幾百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諾委會副主席致酒詞「給劉曉波的信」,令人感動,她以個人的故事,訴說對曉波遭遇的支持和敬佩(見本文之後)。

 問:宴席上有其他節目嗎?
  李曉蓉:沒有。我們同席的是幾位學者,包括方勵之。我的左右都是挪威的大學教授。其中一位是挪威前科學院院長、諾貝爾委員會的候補委員,我們聊得多一些。他很關心中國的民主轉型,曾在北京清華大學研究中國政治、歷史。他告訴我諾貝爾和平獎的評選機制,原來在諾貝爾委員會下,設有一個五人制的諮詢委員會,每年二月一日提名截止後,在三、四月間篩選出二十五名候選人,然後交諮委會,一人負責五名候選人的調查研究,寫出報告,過程中互相保密。到夏季五、六月時,諾委會據諮委會報告,選出五人。五諮委再分工作研究寫成報告,諾委會根據報告在秋季八、九月間作出最後決定誰當選,十月八日宣佈。

 問:您這頓飯,真沒有白吃啊。
  李曉蓉:學到些知識,是意外的收穫。北京借劉曉波獲獎攻擊諾委會的政治偏見,看來沒什麼道理,他們根本不明白民主國家的政府,可以干涉諾委會之處很有限。諾貝爾獎雖常有爭議,但維持百年的崇高信譽,就是靠的獨立、中立原則,像做社會科學研究一樣專業、認真,咨詢學者之間不通氣,以便不受輿論和遊說的影響。
中共低估諾貝爾委員會的勇氣

 問:為甚麼一個北歐小國有這樣的潛質?
  李曉蓉:挪威人口只有四百多萬,比香港還少,歷史上挪威和北歐幾國有過多次的分裂聯合,一九○五年獨立,建君主國,請丹麥的王子做國王,二戰時被德國佔領過。挪威雖小,但得天獨厚,石油資源豐富,是一個人民富裕、民主運作良好、社會穩定的國家,聯合國近年評「人類發展指數」挪威排前一、二名。挪威的先進,晚宴上鄰座的挪威教授認為,顯示了小國好治理的優越性。公民與政治接觸很近,參與方便,不像大國,管理層次很多,挪威公民一封信就可以直上宮廷。我們去參觀海盜博物館,經過國王農莊,行宮就像美國鄉下的農舍一樣,田地租給百姓耕種。

 問:這次中國政府對劉曉波獲和平獎的反應如此強烈,您認為主要原因是甚麼
  李曉蓉:我看是出乎意料。

 問:難道說中共沒有思想準備嗎?
  李曉蓉:恐怕是沒有。經濟崛起,國際地位上升,可能有點衝昏頭腦。十多年來中國政府企圖以經濟實力推銷所謂中國價值觀。在聯合國將人權機制政治化,試圖以外交手段改變人權理事會的一些獨立專家程序和價值取向。號稱中國人民只要經濟人權,不要公民權利。鼓吹「中國模式」,以巨大投資辦奧運、世博,對普世價值不買帳。自以為取得成功,天下無敵。近年來美國的批評聲音小了,法國幾乎消聲了。諾貝爾獎曾提名過天安門母親、魏京生、高智晟、胡佳,每年都遭到北京的威脅,都沒給中國人。中國政府不相信一個北歐小國挪威不怕威脅、敢跟他作對。

 問:亞格蘭說,他們關注中國已經好幾年了。
  李曉蓉:是的,二○一○年諾委會開始感到慚愧。他們給了緬甸的昂山素姬、南韓的金大中、南非曼德拉,但中國這個大國的反民主人權狀況相當嚴重。亞格蘭十月八日宣布劉曉波得獎以後曾在牛津大學有一次演講說,再不給中國說不過去了,沒法交待了。好像只敢給小國。他們每年都在盯著中國......當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被判十一年||他們感到答案出來了,心中有數了。中國萬萬沒想到的事終於發生,諾委會敢於抵抗外交壓力、把和平獎給劉曉波,這是中國領導人沒有思想準備的。因此,他們措手不及,就像突然被人踩到腳趾,痛得很,本能反應要打過去,這就是北京當局如此恐懼的原因。

 問:您的分析很實際。他們又轉而攻擊諾委會,說是淪為政治工具,和平獎成為政治獎,他們要搞「孔子和平獎」來對抗。
  李曉蓉:那是適得其反,諾貝爾獎和奧斯卡獎不同,是專家評選,國際信譽很高,中國政府越反對,越以外交手段報復,結果引起國際社會公眾越大的反感,擴大了曉波得獎的效應。亞格蘭說得好,這證明我們做得對。至於孔子和平獎,搞也無所謂,但不承認普世價值的孔子和平獎是褻瀆儒家道義的,也詆譭不了諾貝爾獎的國際信譽。
曉波是《零八憲章》的核心人物之一

 問:這次諾貝爾獎公告,特別推崇曉波參與八九六四及《零八憲章》的意義。您作為《零八憲章》一書的主編之一,可否透露一些有關的內幕?曉波在起草中的角色?
  李曉蓉:我沒做什麼,只是有幸替朋友們跑跑龍套。曉波是《零八憲章》的核心人物之一。從文本起草修訂到徵集簽名人,他都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工作的兩個主要方面:起草修改文本、搜集簽名││風險大而又工作量大。曉波是推動者、做事的人和起草人。張祖樺先生歷時兩年起草,然後在各種場合先後徵求過一百多人的意見。他們兩人以及其他不少人都冒險推動了這場歷史性的運動。曉波原先的意見是準備在二○○九年「六四」二十週年時發布,借以推動六四平反和反思。但後來他們大家評估覺得,等到那時,時間太敏感,會有更多人被監控。故選擇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宣言六十週年發佈,可以減少一些阻力。事實證明這是對的,徵集到了第一批三百零三個簽名,各界著名人士都有,這在「六四」二十年時因為風險更大,恐怕是辦不到的。

 問:我也是文本的徵求意見者之一。當時已經是十二月初了,我寫了一份詳細的修改意見給曉波,和他通了電話。我的意見中還建議改成「零九憲章」,因為零八年即將過去,不知道您說的考慮。他只是表示感謝,沒有解釋。那麼,曉波為此入獄,有沒有心理準備?
  李曉蓉:據我所知,曉波親口說過,他這次有坐牢的思想準備。他說劉霞也不阻擋他。曉波說,六四平反已等了二十年,還要等多久?我感到六四死難者給他壓力很大,所以他說諾貝爾獎是給六四亡靈的。

 問:為甚麼文件還沒有公佈曉波就被捕?
  李曉蓉:是的,他是十二月八號晚上被抓的。為甚麼?從對他的判決書上可以看到,控方出示了曉波的skype、電郵記錄,他們的網警早監視他了。零八憲章前後徵集了不少人的意見,張祖樺先生在此基礎上修改了十多稿。但我們沒有估計到當局只重判曉波一人,原因當然只有當局自己知道。


● 最近一度被中共在北京綁架的張祖樺,是《零八憲章》重要的起草人。(本刊資料)

「和平非暴力」主張感動西方人

 問:《零八憲章》已簽名有多少人?您怎樣看待外面有些人的否定性意見?
  李曉蓉:零八憲章現有簽名者一萬二千多人,九成以上是大陸人。反對《零八憲章》的聲音有,但不如今次反對劉曉波得獎的那十幾人那麼強烈。不同意見的表達是正常的,對中國社會轉型有許多不同的主張,都很自然。尤其在西方生活的流亡人士,他們享受言論自由。但是我覺得如果享有自由的人,去指責一個因為批評中國政府被判刑囚禁的敢言者、責怪他反對共產黨不力,這樣做很有點諷刺意味。要是他「反對不力」,會判這樣重?

 問:劉曉波的獲獎,是不是有幕後推手的策劃,如捷克前總統哈維爾?
  李曉蓉: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幕後」,只知道有許多正大光明的推手。哈維爾是東歐共產轉型中的異議領袖,在國際上他是鮮亮的道義旗幟。《零八憲章》和他當年冒險領導的《七七憲章》運動,關心受迫害者,是有一種一脈相承的關係,都主張理性和平非暴力,是溫和漸進的。哈維爾有個人的道義影響力,是公開的推手。事實上捷克議會有四十人,斯洛伐克議會有六十人參與支持劉曉波提名。曉波和平非暴力的主張,在中國相當突出,六四時又身體力行,為此入獄三次,先後已在國際上多次獲獎,他獲諾貝爾獎並非偶然。

 問:面對一個凶惡的政權,堅持非暴力主張,確實是西方人非常感動的地方。
  李曉蓉:從這次頒獎禮的音樂會,也給我很大的啟發。好萊塢大明星丹素華盛頓那樣熱情的介紹劉曉波,六千觀眾熱烈鼓掌、合聲伴唱、在電視上直播,青年人收看率據說很高。讓我看到大會希望把諾貝爾精神傳遞到年輕一代的努力,得到回應。也是世界熱切關注中國民主和人權的激情發揮。令我永世難忘。

【李曉蓉簡介:四川人,文革下鄉知識青年。八七年就讀斯坦福大學,參與救援北京六四學生活動,紐約「中國人權」創辦人之一、首任執行主任。一九九三年獲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曾任教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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