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掛帥下的眾生相
姜維平

 

● 文匯報是中共在香港的打手,銷量很差,大陸特權廣告卻源源不斷,大賺其錢,大搞有償新聞《文匯特刊》。內地官場也利用該報裝門面撈政績,生出不少醜聞。

  廣告是《文匯報》的生命線。《文匯報》在香港的三家左報中,論資歷不如《大公報》,論商業性,亦遜色於《商報》,但它近年來在政治影響力上,卻比前者要激進得多,正因為緊跟黨中央,領左傾風氣之先,一方面使北京的中南海領導人青睞,另一方面卻使香港本地的訂戶和零售量不斷下降,氣得老總們經常罵《蘋果日報》是「濫蘋果」,罵《東方日報》是迷失了「方向」。是它們擠佔了報業市場。

不重新聞重內地廣告收入

  然而不管怎麼罵,人家在香港地攤賣得好收入也多,各項業務發展也快,《文匯報》沒有辦法,但它亦有自身的優勢,就是「廣告保護主義」。內地的企業在香港招商和推銷產品,必須把廣告給香港左報,這是中央有關部門下達的指示,所以,《文匯報》高度重視內地的廣告客戶和業務。由於中央對它的撥款逐年增加,但《文匯報》總是人浮於事,入不敷出,自然內地辦站的廣告年收入就成了報社老總們饞涎欲滴的大肥肉。

  一九九四年至二○○○年期間,我經常往來於香港和內地之間,我發現一個秘密,《文匯報》的員工對政治改革和民間疾苦非常冷漠,老總們關心的是廣告收入,員工們專注的是內部福利,只要一開會,八成與廣告有關。每逢年底或年初,必有總結會和表彰會,其主要內容很少涉及到新聞報導,大都是研究增收廣告的經驗和教訓。誰點子多,創收多,誰就被表揚。一般情況下,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廣告特多,這和當地經濟活躍有關,此外是上海和北京,於是,駐廣州辦、上海辦、北京辦就成了「大哥大」,而它的主任位置就成了「肥缺」。

  《文匯報》廣州辦事處成立的比較早,影響力較大,它所在省市的政府官員和企業領導,因為毗鄰香港,故對《文匯報》較熟,許多廣告就刊登在這家報紙上,而且,對外招商成了各地官員拿手好戲和臉面,他們為了拿回扣,也把「肥肉」給了《文匯報》,因此在我的印象裡,它們辦事處包括臨時工,不過十個人左右,但年收入竟數千萬元,真是不可想像。

廣州辦上海辦內部的人事鬥爭

  於是如同官場一樣,就出現了腐敗和犯罪,「關齊雲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 。而且圍繞著廣告回扣,傭金、提成、獎勵,內地員工經常發生矛盾和衝突,報社領導不得不出面協調和查處,那時廣州辦和上海辦最有錢,所以產生的利益衝突和人事爭鬥也最激烈 。有趣的是,負責內地員工外聯的副社長劉永碧,採取的策略都是一個模式:和稀泥!她很少談論是非,只求廣告穩定,她心裡非常清楚:《文匯報》在香港講假話賣不出去,必須靠內地廣告收入支撐,而拉廣告的能人,一個也不能得罪,廣告是它的生命線,所以凡是內地辦站出了人事糾葛,她都是各打五十大板,誰的積極性也不傷害!但也有例外的時候,那就是某個辦事處的領導和員工針尖對麥芒,實在合作不下去了,不得不做人事調整。

  廣州辦就發生過多起「政變」,九十年代中期,吳某某由《韶關日報》總編的職務調《文匯報》駐地主任,他為人忠厚,亦嚴於職守,但商業頭腦太差,交際能力欠缺,就被一位姓陸的「廣告大俠」所蔑視。該人之所以被戲稱「大俠」,確有過人之處,雖然文化水準不高,很少寫出文章,但能利用《文匯報》的招牌縱橫天下,其一表人材,能飲善唱,廣交大款,財源滾滾,每年總結時,其承攬的廣告額都名列前茅 。於是他瞧不起吳某某,兩人矛盾日深,以至水火不容,「陸大俠」給報社發申請,要辦第二廣州辦事處,吳某某也聲稱不炒他魷魚,自己就辭職。官司打到香港總部,令老總們頭痛。一位參與決策者對我說,唉,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吳是黨員,辦報政治上可靠,陸是「大俠」,賺錢是快手、能人!他們權衡再三,還是「陸大俠」走人!因為文匯報畢竟是黨報啊!好在鐵打的《文匯報》,流水的員工,共產黨堅信,只要廣告能賺錢,有傭金和獎勵,為了生活和享樂,就不怕員工辭職,繼任自有後來人!所以二○○六年,我獲釋後查閱了《文匯報》網路版,見到了許多新面孔,過去的廣告「大俠」和辦站主任大都風流雲散了!

文匯報的有償新聞《特刊》

  為了提高廣告的競爭力,《文匯報》、《大公報》都出版了特刊 。《大公報》的事我不甚了解,但《文匯報》的特刊則廣受爭議和指責。所謂「特刊」說白了,就是介乎於廣告和新聞之間的一種專版,形式上是套紅印刷,內容上是某一種產品介紹或企業形象推廣,也有某個城市領導的吹捧稿件等等,它和《文匯報》的新聞版不同,是嚴格收費的。記得我的一位具體負責廣告的同事,在遼寧省海城市承攬了一個特刊,其內容是吹捧海城銀海鍋爐的新產品,一個版大約人民幣四萬元,雙方簽約是先支付一半,刊登後再結清帳目,這種合作比較公平,也廣受客戶歡迎,但卻出了大問題。

  大約是在九十年代中期,那個企業的老闆姓梁,女性、山西人,其兄長在香港有辦事處,我當時並不知情。等特刊登出來以後,她哥哥在香港地攤上買了一份完整的《文匯報》,翻遍了內頁廣告和特刊,竟根本沒有這家公司的內容他很奇怪,就告訴了妹妹。於是女老闆用地方口音很重的大嗓門與我通電話,她生氣地質問:你們《文匯報》守不守信譽?我問明情況,也非常震驚,因為雙方簽有合同,相關條款裡有明確的日期和版次規定,如果違約我們另一半費用將被拒付,我忙追問香港總部,但廣告部的領導信誓旦旦地堅稱,已經如期刊出,絲毫不缺。不過客戶的哥哥卻查不到版面,於是我開始懷疑特刊收費低廉的原因,它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呢?

  兩天後我們通過民航班機拿到了二十份《文匯報》特刊單頁,也收到了那天完整的香港《文匯報》,裡面確有這張特刊,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後來我和同事駕車兩個小時,把廣告樣報和報紙專程送給了梁老闆。她說,怎麼登了特刊後,一點效益也沒有啊,上面印了電話號碼,我沒接到一個電話,可能《文匯報》只印了二十一份吧!我和同事都苦笑起來!

  當然她很有錢也很慷慨,支付了尾款令我們感動,但以後她再也沒給《文匯報》一分錢的廣告費。我經常想,《文匯報》在印刷數量上沒藏「貓膩」(按:北方方言,指見不得人的事情)嗎?

文匯報廣告被中共高官所利用

  中國的政治體制使《文匯報》和各地官員之間形成了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關係,《文匯報》為了銀子,官員為了面子,他們權錢交易,各取所需。那時各地赴港招商成了風氣,動輒某地組團百人到香港去忽悠,雖然簽訂的協定大都是假的,但官員們只求表面的政績和熱鬧,故紛紛仿效,樂此不疲。而《文匯報》趁機撈幾個版面的廣告或特刊則綽綽有餘。

  記得九十年代初的某年某月,薄熙來第一次以大連市長的身份帶領龐大的代表團赴港招商,我們也根據港館的指示承攬了十幾個版的特刊。廣告收入不少,但有一單特刊鬧出了大亂子。那時大連有一家搞房地產的企業很有名,叫三環房地產公司,它是國企,歸農牧業局管轄,其下屬農場特多,大都處於城鄉結合部,後來原址蓋大樓發了橫財,故他們把地塊規劃之後赴港招商很有斬獲。我們和老闆王某簽訂了合同,但廣告上面的照片是局長于某,不是王老闆,不料由於電腦當時沒有普及,發照片要通過郵局的特快專遞,我們的照片等資料到達香港的時候,會議開幕的時間已經臨近。結果匆忙之中出了差錯:在于某照片的下面竟署名他是「市長薄熙來」!

  這也難怪,這些《特刊》都要趕在大連招商會當日推出,報社的編輯沒幾個人知道薄熙來。不像現在他被罵或捧都出盡了風頭!於是王老闆打電話告訴我,薄熙來看了很生氣,于某搶了他的鏡頭太不應該,而且于局長尖嘴猴腮,遠不及薄熙來瀟灑......他花了五萬廣告費卻受到了批評心裡很難過。我告訴他,幸虧副總編劉永碧發現得早,及時做了修改補救,但無奈一部份報紙已經出街,它像潑出去的水永遠收不回來了!我只好給王老闆連聲道歉。

  然而詭計多端的薄熙來吃這樣的啞巴虧很少,他總是千方百計地利用《文匯報》為自己臉上貼金:中共十五大開幕當天,《文匯報》首版的廣告是薄熙來扶植的大連萬達集團老闆做的,支付了二十多萬元,其內容主要是薄熙來西裝革履的大照片;王軍霞在奧運會上奪冠,其原籍所在地的某企業,也在《文匯報》刊出了祝賀廣告,當王軍霞衣錦還鄉,薄熙來趕去捧場,就帶著這張報紙,它和薄市長一同出現在大連電視台上。薄熙來對王軍霞說,你看《文匯報》給你登了整版的報導......

薄熙來用港報施壓新加坡商人

  不過最能體現他和當地官員對《文匯報》的利用還集中在這樣一件事上:大約在九十年代中期新加坡富商黃某芳到大連考察,那時大連星海會展中心原址,還是一片由城市垃圾堆出的荒地,薄熙來想讓黃老闆投資開發,但精明謹慎的商人思慮再三拿不定主意,於是薄熙來親自提議讓《文匯報》作宣傳,我被薄熙來的秘書叫到大連星海灣。薄熙來說 ,今天黃先生來了是個關鍵時刻,我們要辦大事啊,你沒看我今天打了領帶嗎......我知道他平常喜歡穿夾克衫,裡面是白襯衣,一般不繫領帶。薄熙來在星海灣現場一邊帶領黃老闆視察,一邊說你看我戴領帶了吧!就知道我要辦大事......會後他的秘書還向我提供了詳細的文字資料並強調說,你一定要馬上報導黃先生投資的事,於是《文匯報》第二天「中國新聞版」刊發了長篇文章,但非常奇怪此後很長時間,這個商人簽了意向書後並無實際舉動......我才恍然大悟,薄熙來深知《文匯報》在海外有影響,是要通過媒體給黃老闆施加壓力,逼他在大連投資。類似的故事太多了,大都已經往事如煙,薄熙來是最會利用和玩弄媒體的高官之一。

客戶以大吃喝招待拖欠廣告款

  在《文匯報》任職的五年間,我最煩惱的事莫過於廣告的拖欠款了,雖然我把相當多的精力放在了新聞報導上,但遇到大額的未付的尾款,即使是部下和同事所為,也必須跟進和處理,有的還難免打官司。

  通常情況下政府部門的廣告,一般由領導官員審批後交由財政撥款,只要有合同和發票,很容易及時結帳,但企業做完了廣告,有的很守信用,有的拖拖拉拉,也有的賴帳不還,總之五花八門。由此我也看到了中國企業老闆的誠信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記得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有一家企業為了給它開業時的慶典增光,在《文匯報》做了整版的彩色廣告,但付了一半費用之後,等廣告刊出了遲遲不付帳。我的同事去了幾次,也沒有索要回來,後來我親自趕赴那裡像擠牙膏一樣也只結了一部份。

  不過東北的吃喝風十分盛行,既使是連年虧損的開不出工資的企業,也是老闆天天迎送往來、歌舞升平、煙酒照顧、揮金如土。每次去討要欠款他們都會熱情地請我吃飯為了繼續賴帳,有時我很生氣拒絕吃請,我說你把吃飯的錢省下來,給《文匯報》吧......

  但這樣搞他們更不理你,也不解決問題。有時以酒論英雄,你多喝幾杯,他們就付帳;你不喝他們就說你不夠朋友,當然不應當給你廣告。這種傳統的以酒會友的習俗,是東北人的特點之一,離開喝酒,幾乎辦不成什麼事!

  故此那些年我的胃病相當嚴重,二○○○十二月四日我入獄失去了自由,但也避免了酒對我身體的傷害。這叫「有一失必有一得」吧!

監獄中聞朱勝文之死不勝唏噓

  我印象中政府官員對《文匯報》賴帳的人不多,哈爾濱市常務副市長朱勝文是其中的一個。我在一九九四年初曾去採訪過他做了專訪,後來他通過市委宣傳部的副部長趙某,在《文匯報》做過一版廣告,但結帳卻並不痛快。我和朱市長通過電話,他久拖不決還想賴帳,但宣傳部長趙某是記者出身,為人很守信,才代他付清了帳目。朱勝文後來因為和副書記岳玉泉爭權內鬥遭到整肅、慘死獄中,我在牢房裡聽到這個消息,不勝唏噓!

  另一位官員是原吉林市委書記孫有純,我去採訪他的時候,市委宣傳部的某官員說他們正準備到香港招商,打算給《文匯報》一版廣告,我來得正是時候,但不巧我下榻在江城賓館那天夜裡,距此不遠的文化宮發生了火災,不僅燒毀了正在展出的恐龍化石,而且還焚毀了圖書館的許多珍貴的線裝書。雖然我有求於孫書記,但不能無視記者的職責,我立即做了報導。第二天香港各界都知道了吉林大火,當然書記很生氣,廣告也不給了,我灰溜溜地離開了吉林。很長一段時間我成了那裡不受歡迎的記者,他們叫我「捅包蛋!」

  說來也挺有趣的,二○○七年我應著名畫家盧禹舜之邀去哈爾濱看朋友,住在他辦的「八荒通神」大酒店裡,竟偶然與上述那位欠款不還的老闆。久別重逢,談及往事知道他竟一直未與《文匯報》結帳,我問他為甚麼,他說《文匯報》是黨報,給他幹啥?給了還不是領導揮霍?如果老弟你現在要,我馬上給你現金。我連連搖頭,他酒酣耳熱,氣憤地說,你為《文匯報》兢兢業業做事,卻落了個坐牢五年的下場,為啥不要?我說我可不想再坐牢,坐牢太苦啊......他聽了大笑不止。

(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於多倫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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