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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首部逃港報告文學
● 編按：持續數十年的大陸逃港潮真相，是共產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禁區之一。雖然香港回歸中國已經十三年，逃港真相直到去年，才有廣州出版的《大逃港》予以部分披露。該書記述四九至六二年的幾次逃港潮，驚心動魄，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毛澤東大躍進失敗，全國發生數以千萬計人餓死的大饑荒，一九六二年五月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決定放廣東饑民一條生路，在該年五月五日駐守廣東邊防的解放軍在陶鑄一聲令下後突然撤崗，結果引發了一場數十萬人饑民逃亡香港的空前洪潮。這是香港六十年代僅次於六七香港土共暴動的最轟動的事件。今天五十歲以上的香港人記憶猶新。 我一九八○年移民香港後，就不斷聽到香港朋友回憶這一驚心動魄的歷史片斷，繪聲繪色講述他們如何趕往邊界以食物救助大陸難民的情景。當時全港民眾救援大陸難民那種激情和聲勢，堪比後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時全體港人聲援天安門學運那樣令人難忘。 根據解密檔案和二十二年採訪 六二年這次大逃港，據說有二十萬大陸難民成功逃亡香港。但這只是從中共上台中國垂下鐵幕，到暴君毛澤東死亡中國重啟國門這三十多年，源源不斷的逃亡潮中一個高潮而已。香港今天的七百萬人口中大概有近一半是一九四九年後逃離共產暴政和大饑荒來港的難民及其後代。這一中國近代史中最重要的歷史一環稍微上了點年紀的香港人可說無人不知，但在中國大陸由於當局的訊息封鎖卻並不為多數國人所知道。 二零零七年，廣東省檔案館解密一萬兩千多有關檔案，中港三十年大逃亡事件的真相才在中國大陸正式公開。深圳資深記者、作家陳秉安根據這些檔案，加上他長達二十二年的調查，於去年夏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有關中港大逃亡的全景報告文學《大逃港》。 現為深圳作協副主席的陳秉安曾是深圳特區報記者。他的《大逃港》披露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陳賡部隊佔領深圳到一九八○年深圳特區建立三十年間，大陸政治經濟難民經深圳逃亡香港的整段歷史及其中四次逃亡高潮。此書的出版可以說是大陸作家媒體工作者還原歷史真相的一次勇敢突破，也是間接地以上百萬人冒著生命危險的以腳投票的記錄，對毛澤東的暴政作了相當尖銳的揭露和批判。由於在大陸出版，作者的報導是有所自我節制的，或可能有一些驚人的資料還有待披露。 中港大逃亡並未如作者所言在一九八○年中國改革開放後就結束，實際上一直延續到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日，而在這之前又出現過一波政治大逃亡潮，即八九六四天安門學潮被鎮壓後，大批天安門學生和六四參與者經「黃雀行動」救援逃亡香港這一事件。作者寫到八○年為止，我相信不是故意視而不見，而是為大陸目前的政治環境所不許可。 五○年第一波大逃亡高潮 據《大逃港》披露，中港之間第一波逃亡高潮是中共上台後的逃離赤禍，「成千上萬的不願在共產社會中生活，又來不及追隨蔣介石逃到去的大陸百姓，潮水似地湧向羅湖，企圖避往香港。」最高峰時每天過境的人數不下十萬。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逃避共產黨去台灣和香港的大陸難民總數達兩百多萬人。 陳秉安講，最初中共當局對於羅湖橋邊關如此放寬，是因為中共初上台，政局不穩，而且中共財政拮据，認為讓依戀舊政權的人出去，有利中共鞏固政權。但後來因國民黨不斷派人潛回內地搞破壞，一九五○年三月發生國民黨人在寶安縣隔岸村暗殺了中共六名徵糧隊員，此事驚動毛澤東，廣東當局下令擴大鎮反，說寶安縣至少要殺兩百人。 在鐵腕鎮反後，立即逐戶清理邊境居民，只有祖籍廣東、身份清白、無國民黨社會關係的良民才可留在深圳，然後設立嚴密控制網絡，建立無特許證不能進入有三道警戒線的邊防禁區，並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封鎖邊境。自一八九八年香港新界租給英國以來，深圳河兩岸邊境居民的自由往來從此中斷。陳秉安說，「一場中國人的劫難，一場偷渡者與執法者之間的血與火的大拼鬥，也將隨之開始。」 五六年「血濺閘門山」慘案 陳秉安通過明察暗訪控掘出這個血火拼鬥史中的一場大慘案。此事發生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的寶安縣與香港交界的閘門山位置，書中稱之為「血濺閘門山」。 該日，被中共清匪反霸鎮反逼得走投無路的原國民黨軍警憲人員及其妻兒共三十三人在深圳閘門山欲衝向深圳河越境時，被中共邊防軍開槍射擊，共發射了三百三十一發子彈，成功過河越境有二十四人，其中兩人傷重不治，另外八人擊傷被拖回，然後槍斃。 這宗血案是其中一位當事人，一位姓邱的香港老闆向陳秉安提供的線索。一九九九年這位在深圳投資的老闆年近六十歲，血案發生時 陳秉安引用了策劃這次逃亡的領頭人，一位前國民黨軍官潘子良在冒死逃亡前講的一段話：「像我們這些人，就是回去也是給共產黨抓起來，進監獄、槍斃。反正一個字：死。只有拼出一條命來衝過去，才有一條活路，才能挺起腰來做人！」但陳秉安未交代潘子良的下落，根據他文中含蓄的描述，估計也不幸死在共軍的槍彈下。 為挺起腰來做人而逃亡香港的尚有作者本人的表哥何增琪。何因父親是五零年逃亡香港的國民黨軍人，留下全家受盡迫害，母親叫兒子逃香港尋父，何增琪不忍離棄母親，母親於是犧牲自己，投河自盡以絕其子後念。 五七年逃亡潮主角變為農民、幹部 第二波逃亡高潮是中共推行農村合作化運動和反右運動後出現的。陳秉安說，此時「新的政權與人民之間出現了裂痕」。在一九五六年前逃港者主要為新政權的敵對者，即地富反壞右和國民黨殘部，而一九五六年後逃港者首次出現新政權得益者：貧下中農，共產黨員，農村幹部。 一九五七年三四月因不斷的政治運動，整風整社，開會鬥爭，廣東出現饑荒再加粵北大水災，數萬的饑民流向東南部，在深圳集體要飯，聚集羅湖橋，要求到香港逃荒活命。廣東當局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同意開放一些口子，准許非四類份子的群眾出境。但政策還未傳達到基層，消息已不脛而走，僅僅兩三天時間，廣東各地成千上萬的群眾，黑雲一樣湧到深圳河邊。 陳秉安說，「寶安縣委在一九五七年向省委政法邊防部省公安廳軍區司令部等呈遞的報告中驚呼：『自今年七月以來，我縣群眾大量外流去香港，其情況是解放以來從未有過的，其中尤以七月份最為嚴重，由個別到集體，有組織......從東莞乘火車經我縣平湖下車，最多時每天均有一千餘人。』『一個突出嚴重的問題，已從邊防到內地，從大人到小孩，從暗中到公開煽動，日益發展成嚴重趨勢。』『福田上沙農業社第一生產隊，十五個男人中竟外逃了十三人，不久，連剩下的兩個人也逃走了。』 廣東當局見失控，於該年十月決定重新封鎖邊界，堅決打擊外逃風，對偷渡者予以嚴懲，宣佈可以判刑以至槍斃。但封鎖阻止不了逃亡，卻製造了無數的悲劇，很多逃亡者在翻越深圳最高的梧桐山而摔落一個叫鷹嘴巖的險巖之下。「傳說當年逃到梧桐山中的人，饑荒、疾病纏身，為了獲得最後一口活命糧而搶奪...鷹嘴巖下的屍體，一個挨著一個，上面的死了，下面的還在抽著氣。」當地一位農民萬冠平對陳秉安說，「有時上山，猛然就會發現草叢中的屍體，我就順手拿鋤頭刨了坑，把人家埋了。」 六二年大逃亡勢如狂風暴雨 第三次逃港高潮就是當年牽動全港千家萬戶良心的一九六二年的大陸難民潮。 陳秉安認為導致這次大逃亡的原因是毛澤東大躍進三面紅旗政策而造成的大饑荒。書中對一九五八年廣東大躍進時的瘋狂和荒誕有大篇幅描述。如書中提到寶安縣為大煉鋼鐵全縣各鋼鐵基地發動八千八百七十二人上山砍柴燒木炭，結果將山上的樹木砍得精光，至今青山難再。而且三十萬人次上山找鐵礦，導致機關停班，學校停課，商店關門。 大饑荒在廣東逐漸蔓延時，與香港一河之隔的寶安縣農民紛紛逃到香港。一九五九年底，由於大量農民逃亡，新任縣委書記李富林下鄉，見「一路上，一頃頃良田在荒蕪，走十幾里路也沒有看見人。」當時寶安縣已有一半人口逃去香港。隨後鑑於大饑荒的嚴重，廣東已放寬了廣東居民赴港的條件，把赴港審批權下放到了公社大隊基層。於是「群眾紛紛拿著由公社、大隊開具的證明，像一股黑流，湧往深港邊界......」 一九六二年三月，省委書記陶鑄接到一份報告，說揭陽、潮陽、普寧、惠來、大埔、海豐、梅華、五華八縣已出現嚴重饑荒，已有九千四百六十八戶農民斷糧，七百三十一人出外逃荒，二十五家賣小孩，老百姓開始吃觀音土。大概是這類內部報告觸動了這位共產黨大官的惻隱之心。五月四日下午，陶鑄突然下令撤掉中方在邊界的崗哨。次日寶安縣農民下田，驚奇地發現崗哨全無，國門大開。此消息立刻像野火燎原一樣迅速傳遍廣東省內外。 此後的局勢就像中共治下的中國屢屢發生的現象一樣「一放就亂」，完全失控。 「幾天之後，人流湧來了，廣州的 、韶關的、梅縣的、挑擔的、扶老攜幼的...村莊裡、馬路上、到處是人。都沿著鐵路線走，因為沿鐵路線不會走錯。」 下面是陳秉安引用的有關報導： 「廣東的領導人沒有想到，事態會發展到那麼嚴重的程度，各地的群眾紛紛向深圳湧去，衝過邊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過去的人確實留下來了，這就帶動了第二批。五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來愈多，突然之間，形成一股驚人的大潮......」 「臨近香港的寶安縣委，六月一日向省委緊急報告：現在出現大逃亡風潮，不僅農村黨員、團員，而且城鎮機關的黨團員也大量外逃。這次外逃發展非常迅速，來勢甚兇。從農村到城市群眾思想都很混亂，農民無心生產，城鎮有的工廠停工。截至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寶安縣全縣外逃總人數達到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七人，東莞縣六月七日統計，外逃人數達二萬七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他縣份，如台山、高鶴、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黨報記者連雲山秘訪中港邊境 「外逃風潮從惠陽、寶安、東莞、海豐四縣蔓延到廣州、江門、潮汕、肇慶等地的部分縣市...每天集結在寶安、深圳一帶侍機進入香港的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有八千多人。廣州火車站還發生了大批逃亡群眾衝擊火車站事件。」 陳秉安在書中說，就在此時來了一位中央黨報記者，人民日報軍事組組長連雲山來中港邊境調查。據陳秉安此書出版後，廣東電視台對連雲山的訪問，實際上是廣東公安廳派人到北京請連去採訪。可能是當時廣東當局無法收拾局面，希望能接觸中央的記者把形勢的嚴峻反映給中央。連雲山化名李進山，冒稱是來寶安縣尋親的內地中學歷史教師。他告訴廣東電視台，在一個多月秘密採訪中，他走遍了蛇口到大鵬灣的一百多個村莊，看不到農民，全都跑光了，見到的只有野狗。那種慘相「像打了一個大仗一樣，每一個房間都是黑窟窿。」 對當時的大逃亡，官方宣傳說是美蔣特務策劃。官方還出了個文件〈人間地獄──香港〉，把香港說成是世界最荒淫城市，最大製毒販毒基地，黑社會橫行，自殺者在世界上有數。而連是相信這個說法的，但當連雲山在一位講廣東話當地出生的公安官員陪同下隨逃港者進入香港，這一看猶如當頭棒喝的震撼。他對電視台說，政府講的「全部是謊言。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非常痛心。」 回到寶安住在縣委招待所，連雲山陷入深深的苦腦中，一個多星期閉關不出。寶安縣委書記李富林害怕連雲山回北京告御狀，把大逃港責任歸咎於寶安縣委。連則向他們保證說出真相。連回北京後冒著可能當反革命的風險，寫了四份內參，最後送給了鄧小平。 六月四日成千上萬逃港者在廣州火車站強行登上往香港列車，發生大騷亂，燒了公安的宣傳車，京廣線交通中斷。陶鑄定性為敵我矛盾，廣州戒嚴，廣州火車站被軍管。 國務院隨後指示廣東解決外逃問題。中港邊境再次封鎖，二萬多荷槍實彈的解放軍調往中港邊境增防。 第三次大逃港由此落幕。陳秉安估計在一九六二年這一波的大逃港潮中，成功逃港者應不會少於十萬人。 六二年兩百多逃港者葬身洪流 有關逃港者進入香港的遭遇，陳秉安根據香港報刊的報導和他個人的採訪，用了整整一百六十五頁來記敘，其中許多賺人熱淚的故事。包括五月二十六日沙頭角打鼓嶺一場暴雨慘禍。當時有上千的難民已越過深圳河，被阻擋在英界的鐵絲網外。在他們欲翻越鐵網時，一場豪雨突襲，連降數小時，山洪暴泄，深圳河水陡漲數公尺，至少兩百多難民葬身洪水中，許多屍體漂浮在深圳河及深圳灣中。 陳秉安在後來接受媒體訪問說，至今在深圳灣海濱工地還經常會挖到一些逃港者的骸骨。香港企業家金通公司總經理葉小明當年十一歲，隨母親逃港，在那場洪水中他逃出一命，但母親卻不幸葬身在洪流中。 文革第四波逃港潮，西坑紅旗倒了 陳秉安說，在第三次大逃亡後，中共在深圳河築起了銅牆鐵壁，並展開了大規模的社教運動，大反「外逃風」「香港風」，並在邊境樹立了一個反偷渡的紅旗西坑村。當時廣東省委稱西坑村為「一個堅強的社會主義陣地」，發文件號召全省學習，該村團支部委書記還在一九六四年赴京出席全國共青團代表大會，見到了「毛主席」。 但文革一來，外逃風再起。在作者稱之為七十年代的大外逃風中的西坑村，紅旗倒了。該村大部分青壯年都逃去香港，包括曾被視為反外逃的積極分子和民兵幹部。西坑二隊男勞動力全部跑光，有個自然村跑得流下的最大男人是個八歲男孩。而那位當年光榮見過「毛主席」沒有外逃的團支書則被鬥得死去活來，罪名是「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因為他當年回村後形容「毛主席」手指頭很粗，「每根都有香蕉那樣大。」 書中後面部分寫了一些逃港的個案故事，對文革中、文革前後的偷渡逃港，寫得不如六二年之前的部分那樣充分和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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