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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評價孫中山 ● 編按：今年是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誕生一百周年。對於這劃時代的偉大事件的歷史真相及其教訓的探討，是今年傳媒的重要課題。本刊將闢專欄陸續發表相關的文章。本文介紹中國大陸史學界的研究成果，著重檢討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實踐，提出批判性的評價。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這樁一百年前的事，是中國現代史的重要轉捩點，影響深遠，左右了中國百年來歷史發展的軌道。對於辛亥革命的評價，往往因政治立場不同而有不同見解，就算是歷史學家，也因各自史觀不同而產生不同詮釋。近年來中國大陸有一批具有新史觀的歷史學家，他們擺脫馬列主義的史觀教條，對中國全部歷史，從夏商周起以迄近代，都作了重新評價，其中，中山大學歷史學教授袁偉時，對中國近代史的梳理，也牽涉到辛亥革命，他的一篇《孫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個十年的迷思》，對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後的情況，提供了許多埋沒於正史之外的寶貴史料，作出獨特見解。我雖對歷史沒有深入研究，但憑平日涉獵，也略有反思，寫成此文。 孫中山歷次起義失敗的原因 首先我認為，辛亥革命不是孫中山領導的，也不是某個人領導的，而是由時勢造成的。 固然孫中山自一八九四年建立「興中會」起，一直從事革命活動，他反對君主立憲，主張推翻滿清皇朝，但他的革命行動完全是局部性的小股人武裝襲擊，名為起義，實際上距離革命原義十分遙遠。革命該是一次巨大的社會 反觀孫中山十次起義，每次人數，有時數十，有時數百，除了小部份革命同志外，大部份是幫會份子，沒有真正植根於社會的社會基礎；而所起義的地點都在南方沿海一帶，包括廣東的廣州、惠州的三洲田和七女湖、潮州的黃岡鎮、廣西的防城、鎮南關、雲南的河口，距離京畿十萬八千里。想在這些邊陲一城或一鎮搞小規模武裝突擊，去推翻握有全國版圖的滿清皇朝，未免有點像蚍蜉撼大樹。所以每次突擊都以失敗告終，其後果只像火花一閃似地消失了。 唯一一次大規模的武裝突擊是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廣州三二九之役。這次突擊，計劃周詳，財源豐富，武器配備充足，革命志士參加人數最多，有敢死隊衝鋒，又聯絡了一些新軍中的革命份子作內應，企圖一舉攻打兩廣總督衙門、水師行台、督練公所和警察署，在廣州建立革命基地，然後向武漢和南京進發。計劃在紙上或會議上看起來頭頭是道，但一到實際執行便問題多多。原本定於三月十五日起義，因國外採購的部份武器未到，又因突然發生溫生才刺殺駐防廣州將軍孚琦，使清廷加強戒備，故改為三月二十八日，後來又因港粵間軍火運輸問題，改於二十九日，屆時又因人員乘輪問題，香港方面臨時要求改為三十日。而廣州方面己有兩處機關被破壞，形勢緊迫，故主持此次起義的黃興，身在廣州，體察實情，便帶領敢死隊於三月二十九日首先發難，進攻總督衙門，其餘各路，如攻打水師行台的領軍者趙聲，人尚在香港，胡毅生、陳炯明、姚雨平等則臨陣退縮。而黃興一股攻入總督衙門後，總督已逃，撲了個空，待回頭出門時又與新軍同志誤會互相駁火，射殺新軍同志，終於被清軍包圍消滅，犧牲慘重。事後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實際上犧牲者一百多人，生還者僅十多人。此次失敗，使孫中山的革命組織同盟會元氣大傷，大家都垂頭喪氣，事後宋教仁、陳其美等檢討此役說：「同人等激發於死者之義烈......一則以氣鬱身死，一則以事敗心灰，一則燕處深居......群作鳥獸散，滿腔熱血，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 真正辛亥革命成功的武昌起義 正當廣州三二九起義大失敗，同盟會士氣頹喪之際，僅僅隔了六個多月，辛亥革命便在武昌起義成功。武昌起義不是孫中山策劃的，而是由武漢一批革命團體中的革命志士在新軍中長期活動，使新軍演變成為潛藏的革命軍，在時勢配合之下，一舉成功。 武漢革命團體眾多，自一九○四年起一路發展下來的有「科學補習所」「日知會」「湖北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同盟會中部總會」「共進會」等等。在新軍中真正打下基礎的是從群治學社開始，它在黎元洪的新軍二十一混成協（相等於旅）第四十一標（相等於團）第一營左隊裡有同志當隊長和書記，在第四十二標裡有同志在第一營和第二營起作用，又在湖北提督張彪率領的軍中第三十一標、三十二標和炮隊第八標潛入革命同志。 到了振武學社時期，革命同志在軍中的發展更加擴大，據一九一○年各標統計，共有同志二百四十餘人。後來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社長蔣翊武，他是武昌起義的主帥，被孫中山追稱為開國元勳。文學社時期，除了群治學社時的基礎外，又在三十三標、二十九標、三十標、工程第八營和炮工輜重隊發展了革命勢力。一九一一（即辛亥年）四月召開標代表會議時，全社人員已發展到三千人左右。 同在此時，同盟會會員居正在同盟會消沉時於日本東京創設外圍團體「共進會」，湖北的共進會負責人為孫武，他原是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舊友，也在新軍中發展，與文學社互相競爭，經過多次密議，終於攜手合作，成立革命軍臨時總司令部，蔣翊武任總司令，孫武為參謀長。此時，文學社有社員五千，共進社有二千，合共七千，而清軍總人數不過一萬一千餘，革命志士在比率上居百之六十以上，勢力之大，已令新軍蛻化成為潛在的革命軍。 與此有利時勢配合的是四川保路風潮從罷市罷課演變成為動亂，清廷派端方去四川查辦，他隨身調走武漢四營兵力，其中雖然調走一部份革命份子，畢竟使清軍在武漢的勢力減弱，便利起義。即使如此，仍是一波三折，起義前革命總部被破壞，多人被捕，總司令蔣翊武在被捕中乘機逃脫，藏匿起來，以致群龍無首。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就是在群龍無首之中據說是由新軍工程營班長熊秉坤發出第一槍開始，於是各方響應，人多勢眾，很快便攻陷總督署，兩江總督瑞澂、湖北提督張彪、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都紛紛逃走，第二天凌晨五時左右，武昌全城已入革命軍之手。由此可見革命勢力在新軍中的成熟程度，即使沒有總指揮也能取得勝利。 問題是這麼龐大的潛在革命勢力在推翻皇朝一個地方政權方面綽有餘力，但要他們如何去建立一個新政權便罔然無知了。因為起義不是同盟會策劃和領導，所以同盟會幾個有聲望的領袖如黃興、居正、宋教仁等那時候都不在武昌，孫中山則遠在美國丹佛，事後閱報才知道起義成功。於是怎樣建立新政府的事便任由舊社會的諮議局裡一班人去擺布，他們終於將在逃的舊軍官黎元洪拉出來當鄂軍都督，主持軍政府。如此諷刺的事正說明起義者在政治上的幼稚和缺欠。 十五省獨立促成清皇朝垮台 同時起義是成功了，但要守住武昌，再向各地發展，決不是輕易的事。清廷知道消息後立即派陸軍大臣廕昌南下，又以馮國璋為第一軍，段祺瑞為第二軍對武漢發動進攻，以致漢口和漢陽相繼失守，如果沒有各省紛紛獨立，武昌的革命基地也難於保住。 辛亥革命就其形勢來說，它的革命條件已相當成熟。一方面，清皇朝自慈禧死後，宣統皇帝溥儀三歲登基，一切政務均由其父攝政王載灃主持，如此非正常的皇朝，既無實行憲政誠意，也無包容漢人之雅量，所組「皇族內閣」，滿人佔了絕大多數，連袁世凱都被置閑，因此加深民間反滿情緒，再加上朝廷推出鐵路國有政策，將民間已集資建造的鐵路業權強制取消，而所謂國有，實際上是出賣給英國，如此倒行逆施，激起川、鄂、湘、粵四省人民強烈反抗，群情洶涌，產生保路風潮，更有四川總督趙爾豐開槍鎮壓，釀成血案，而長沙發生饑民搶米風潮，萊陽發生抗稅抗捐運動，社會動盪，處處泛濫，人民對清皇朝的不滿，演變成為革命浪潮，深入軍中。當時所講革命，以反清為主，民主意識相當薄弱，只以為推倒皇朝便是共和，究竟共和與民主的關係如何，並不清楚。總之，推翻滿清皇朝已是普遍願望，連立憲派人士都傾向革命，這是大勢所趨。 短命的孫中山臨時大總統 在這種時勢底下，武昌起義一旦發生，等於揭竿而起，萬方響應，它的震撼力立即遍及全國，各省不是革命人士起兵推翻原有都督，便是立憲派或官僚商紳起義，宣佈獨立。自十月十日武昌起義起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漢陽失守這段日子，各省獨立的有湖南、江西、陝西、雲南、山西、貴州、江蘇、浙江、廣西、福建、山東、廣東、安徽、四川、奉天等十五省，當時滿清江山全國二十二行省，已失三分之二。正是處在這種局勢下，清廷重新起用善於權術的袁世凱，而袁非攬全局還不肯出山，最後他當上內閣總理，遊走於清皇朝與革命勢力之間，宣布停戰，才讓革命軍保住了武昌。 當時獨立各省，勢力龐雜，無法形成一個中心。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曾聯名致書上海都督陳其美主張循美國獨立戰爭十三州方式建立各省聯盟，陳其美也贊成。等到孫中山十二月二十五日自美國經英法返國，抵達上海後，由於他的名望，各省在群龍無首中找到了一個中心人物，便在南京召開十七省代表選舉臨時大總統大會，推舉他當臨時大總統。 事實上孫中山這個大總統只有名望而已，並無實力。當時的局面主要在於如何解決南北對峙，是戰還是和。起義各省多數主張議和，主要的條件是清帝遜位，結束皇朝統治，大家都以為沒有皇朝就是實現共和，連孫中山也這般設想。袁世凱的議和條件是，他可以逼清帝遜位，但必須由他當大總統，對此，黎元洪初任鄂軍都督時也曾允諾過，那時候黎說，只要袁世凱認同革命，便推他為大總統。所以孫中山這個臨時大總統注定是短命總統。 袁世凱畢竟是權術老手，玩弄於皇朝與革命勢力之間，火中取栗。在得到革命方面確實擁他當大總統的情形下，便逼清帝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宣佈遜位，於是孫中山也於次日向參議院提出辭職，推薦袁世凱繼任。 孫中山當時還看不透袁世凱的陰謀詭計，並未懷疑他的人格，只是為了防備起見，設計了兩點，其一是訂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其二是定都南京。以為這樣便可以約束袁世凱。其實袁世凱只看重實力，像他這樣手握軍事大權的權術老手，視紙上文章（約法）如糞土，至於定都南京，他耍了個自導自演的兵變便給擋了，結果仍是定都北京，遠離南方牽制。 孫中山也太天真了，居然信了袁世凱，肯定他對共和的真誠，勸別人不要對他心存疑慮，妄加攻訐。他自己又天真地跑到北京向袁世凱表示今後退出政壇，專心從事中國鐵路建設。如此一代革命領袖，竟在革命關鍵時刻，拋棄革命，去辦實業，真是匪夷所思！ 孫中山有這麼一種觀點，認為清帝遜位便是共和實現，因此也就是實現了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剩下來只有民生主義。他之所以在辭去總統後跑去搞鐵路，就是這種觀念作祟。那時候同盟會裡不少人，連黃興，也有這種觀念。 袁世凱消滅革命孫中山全無警惕 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雖然是形勢使然，不得不如此，但他對袁世凱缺乏警惕是一大錯誤，這是種下往後袁世凱收拾革命勢力，獨攬大權，終於稱帝的禍根。 讓位的形勢是：孫中山本身沒有實力，他與同盟會其實是脫節的，而同盟會內也各有派系。孫中山當臨時大總統不是靠同盟會，而是靠名望，因此不能不受各省實力派牽制，而獨立各省多數主張議和，不想打仗，這是大勢所趨，既然言和就不能不以袁世凱為對象，受他勒索。問題在於孫中山對袁世凱完全沒有警惕 袁世凱本來就是與革命陣營對立的，早從攻打漢口和漢陽時候起便存心要消滅革命，只是那時候革命勢力正旺，公然消滅靠武力未必一定贏，所以將自己偽裝成贊同共和，竊取總統大位，進而任命黃興為南京留守，統率南京附近十萬大軍，但在財政上卡住軍餉，迫使黃興裁軍，黃興居然上當而不知，左支右絀地為求撥軍餉和遣散費而奔走和苦惱，真的親手進行裁軍，自動解除武裝。另方面袁世凱拉攏黎元洪，借黎元洪之手殺掉參加武昌起義領導、擔任湖北軍政府軍務部長的張振武和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可悲的是，此事發生在北京，由袁世凱親自下令殺的，正在這時候，孫中山和黃興卻受邀北上接受袁世凱盛大招待，孫中山甚至還替袁世凱講好話，寫信給黃興說：「以弟所見，項誠（即袁世凱）絕無可疑之餘地。」 宋教仁力倡憲政，被袁暗殺 袁世凱跟著便逐漸露出獨裁本性，在總理唐紹儀拒絕聯署的情形下阻止王芝祥出任直隸都督，逼走唐紹儀。他還想取消總理制，大權獨攬，因遭到參議會反對而收手。在此期間，孫中山逍遙於政壇之外，唯有宋教仁撐起大局，將同盟會與其他一些政團合併，組成國民黨，請孫中山任理事長，他竟婉拒，事後還想介紹袁世凱入國民黨。 宋教仁成立國民黨的目的在於建立政黨政治，希望通過競選在國會中取得多數，建立多數黨政府，實行責任內閣，減低總統權力，走正式憲政道路。因此他奔走各地演講，爭取支持，於一九一二年底第一屆國會中取得多數，將以黨魁身份出任總理。就在此時，袁世凱指使他的親信內閣總理趙秉鈞雇兇手剌殺宋教仁。宋教仁之死，全國譁然，袁世凱的陰謀畢露。但問題是怎樣對付這個兇殘的獨夫，因為他擁有北洋六鎮七萬精兵，又以鹽稅抵押取得五國銀團的二千五百萬鎊借款，而革命方面經過裁軍，軍力甚稀，而各省又受立憲派和舊官僚把持，形勢非常不利。 因此多數主張循司法途徑對付元凶，制裁袁世凱，但孫中山此時猛醒，義憤填膺，獨力主張武力討伐袁世凱，稱之為第二次革命。事實上軍事討伐不等於革命，因為革命形勢在他退出政壇之後已逐漸消失，故徒有革命之名而無革命之實。能夠動員的僅有湖南彬縣、上海、江蘇南通、奉天本溪、廣東惠州、博羅、佛山等處小股兵力，不到兩個月便潰散。而袁世凱則藉此下令解散國民黨，濫捕黨人，廢除國會，完成其獨裁政變。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他自行稱帝八十三天而亡。 推翻帝制卻不懂民主憲政 總結辛亥革命，唯一的成績是結束名義上的皇朝，不僅結束了滿清統治全國的二百六十八年皇朝，也結束了自夏商以來的四千多年皇朝。但統治者的獨裁依舊，甚至以人民共和國名義而行個人獨裁和小撮人獨裁至今。現在，除了台灣之外，民主始終是中國人民渴望和奮鬥的目標。孫中山所遺留下來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僅僅是一句空泛的鼓勵之詞，毫無反省意義，檢討意義和吸取教訓意義。擺在我們面前最重要的是反省，從反省中吸取教訓，尋找實現民主的道路。 辛亥革命只是去掉皇朝軀殼，聚積數千年的封建意識仍殘留在中國人的骨髓裡，以致民國之後出現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和軍閥混戰。中國人一向沒有民主觀念和憲政理念。民主原是西方文化，戊戍之前才輸入中國。「五四」倡導民主，很快卻被馬列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所取代，走入歧途。國民黨籍訓政之名行蔣介石獨裁之實，共產黨在延安搞整風，奪取政權後毛澤東的獨裁不僅遠勝秦始皇，且成為曠世未有的魔王。在大陸的中國人，對民主的普遍反省始自文革之後，成熟於「六四」屠殺的震撼。「零八憲章」的出現，表明民間對民主憲政奮鬥的目標已獲致共識。輕舟已備，只欠東風。 孫中山政治觀念有許多謬誤 反思辛亥革命，還需要進一步對孫中山的民權主義重新加以再認識，因為至今還有不少人仍認為辛亥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並將三民主義視為未來民主運動的指導思想。 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其實與今天世界上的民主和人權普世價值並不相同，它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人權。孫中山自問，甚麼叫做民權主義？他答：民，就是「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由此可見，他的「民」不是個體的人，他的「權」不是人民的權利。他自己認為他的民權是針對神權和君權而言，因此他說：「民權革命是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由此推論，等於說，一旦皇帝垮了，就是民權的實現。 至於這個眾人的人民從皇帝那裡爭到權之後該建立怎麼樣的政權？他說：政權就是民權，就是管理眾人的事。於是他將政權和治權分開，政權由四權構成，即：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覆決權；治權分為司法、立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他認為：我們「所主張的民權，是和歐美的民權不同......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後塵......要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於是他自命發明了「權能學說」，將人分為三等，即：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先知先覺者是絕頂聰明的人，後知後覺者只能跟隨摹仿，不知不覺者教他也不懂，只能跟著去行。他拿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和劉阿斗作比喻，中國實行民權就是讓四萬萬人做阿斗，有權無能，因此必須信任無權有能的諸葛亮。這是他的民權學說的基本精神。 由四權構成的政權並不是代議制。孫中山很輕視西方的代議制，認為代議制到了中國都變成分贓貪利的豬仔議員，所以他將立法歸入政府構架中的治權裡面。他也沒有提出普選，因為他認為民是「有組織有團體的眾人」，自然就沒有了個人普選這回事。 他反對聯邦制和聯省自治，認為中國國情與美國不同，分立必亂，必須統一。他認為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一片散沙，應該少些個人自由，讓國家有更多自由。他反對平等是天賦的權利，認為天生萬物本來就是不平等的，就像道路有高低，人有賢智庸愚一樣。 他的憲政既然與西方不同，不由普選生國會，且視國會為全權。所以他的憲政在取得政權之後可以押後：先有軍政，然後訓政，最後才是憲政。所以在辛亥革命中他沒有強調民主憲政，謀求憲政的實現。當宋教仁孜孜不倦地為憲政而努力的時候，他卻逍遙於政壇之外，樂意只當他的鐵路公司總經理。 今天中國，無論是哪一方的官方正史，都將孫中山領袖化，甚至神化，我倒同意袁偉時教授所說，要破除迷信，還原歷史真相，將中國最後一尊偶像從神壇上請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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