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夢魘

◎ 鍾祖康

● 前言：共產中國之冒升會否埋葬西方？中國能否真的以其小孩子的心智當上全球霸主，號令天下？這些問題已經令不少歐美人士憂心如焚。服膺現代文明價值的人也很難置身事外。

　　出身劍橋大學的歷史學家安．羅伯特 Andrew Roberts 在十月十九日英國《每日電訊報》上的專欄痛陳，近來兩個事件足以警示西方：儘管前蘇聯未能像赫魯曉夫揚言那樣埋葬西方，共產中國卻大有可能做到。第一件事是中國首次成功送人上太空；第二件事是匯豐銀行剛剛宣佈會關閉其在英國境內多地的數據處理及電話轉接中心，裁減四千員工，將中心遷往生產成本較低、以中國為主的亞洲國家。

羅伯特教授的警告
　　作者以極不滿及不安的語調說，「中國醒來了，以其增長率，其經濟規模預料到二○二五年就超過美國。而且，中國仍然相信英語世界的文明是中國在西方帝國主義年代發展落後的元兇，因而仍對之仇恨不已。第二次義和團事件開始了 ...... 中國統治者本性殘酷，手握兩百三十萬軍隊，鄰國怕得有理 ...... 正如經濟學家大都預測那樣，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就如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一樣 ...... 沿海城市擁抱自由市場經濟，製造了世界上最具本能色彩的資本主義人類。」並稱，「一旦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龍頭，世界就會變得非常不同和讓人不安，而這看來到本世紀中就勢有必至。當美國從英國手裡接過帝國指揮棒時，起碼還是有著同一樣的語言、一樣的價值觀，還有美國是我們在戰場上兩度考驗過的盟友。相反，中國是現世最邪惡的國家之一。國際特赦在二○○三年年報裡稱，『（中國政府） 依然嚴重侵犯人權，某些方面更變本加厲。繼續有成千上萬民眾由於和平行使自由表達、集會或信仰的權利而橫遭拘留、囚禁。受害者被施以酷刑、虐待的事件仍然普遍 ...... 控制著西藏、二○○四年國防開支預計增加一成，不斷嚇唬民主的台灣、一隊時而有妄想被迫害狂時而一派大國氣燄的軍隊，還有維護北韓的核武發展，如此行徑，中國世紀實在難望和平』。」作者結語悲嘆，「對我們來說，這世界若為現代中國政治文化所主導，當無異於邱吉爾警告納粹一旦勝利後出現的『新黑暗時代』 ...... 一旦西方文明被中國的共產軍國主義所壓倒，悲矣。」

酷評中國者反得真相
　　也許一般中國大陸民眾，甚至一般香港人都不會欣賞Andrew Roberts的坦白，而只會對其露骨的言論反感，覺得這只是一個典型大英主義保守派的門戶之見，或是國外有組織反華勢力的一員。但從幾年來的西方輿情看，這種恐華情緒有增無減，而且從過去無數議論中國的洋人的往績來看，似乎這樣對中國較嚴苛較「露骨」的觀點才比較經得起考驗，反之那些對中國或中國政權滿腔同情、諒解，處處唯恐冒犯中國的論調則每每錯得離譜。前者最著名的莫如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大家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他在其巨著《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x）中，力陳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會騙人的人（sont neanmoins le peuple le plus fourbe de la terre），並從中國人生活艱難與獨裁統治解釋之，其高論至今盛行不衰，日久彌真；又如一百年前的美國來華傳教士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對中國人性格醜陋面的精到描述，至今還是無出其右；又如當今中國研究泰斗白魯恂（Lucian Pye） 半世紀以來對中國問題一士諤諤，當世人在大飢荒、文革、四人幫、六四屠殺中目眩神搖時，他始終巍然不動﹐不為中國的煙幕所惑。

　　對中國嚴苛而見解獨到的洋人中值得一書的還有China: Land of Famine（《中國：饑荒之邦》1926年）的作者Walter H. Mallory 和G. M. Wrigley，他們於二十世紀初踏足中國從事幾年救濟人道活動後即能明白一個無數中國人不肯承認、無數外國人不清不楚或不敢宣之於口的事實：「儘管不時有人說中國是愛和平的國家，但其實它的內亂跟任何西方國家比較只有過之。當馬克吐溫說『雜亂的中國人難得一見』時，一定沒有翻過歷史，也沒有研究過中國的情況。馬克吐溫大抵曾聽過一些甚麼中國哲學主靜之類東西，他也許就是憑藉這種難得的幽默感，得享大名。中國人愛和平之說從來只是理想，按事實而論，從來只是高高置於理論層次，而沒有放諸實踐。中國各省從來都是時而起亂，反抗中央，叛亂、平亂，史不絕書。中國東征西討，不亞於任何一個西方列強，漢人在公元前就已藉武力擴張，掃平異族，統治一片比當時羅馬帝國還大的領土。」（見該書第三章〈飢荒的政治成因〉。）

對中國含情脈脈大謬不然
　　相比之下，對中國採取溫情主義的洋人似較多。原因不難解釋，一是洋人生來斷斷不會跟中國人有先天性的恩怨，也多沒有受過中國本土政府的虐待，情況類似那些從想像世界中熱愛祖國的海外華僑；二是中國文字與文化跟西洋文字與文化幾乎完全相反，加上中國人兩千多年來上下一心將有關中國的知識神秘化，玄學化，更令洋人感到猶入迷宮，不敢造次，不敢像魯迅或筆者那樣，滿懷自信的唾罵中國文化；三是洋人慣於反思，二十世紀經啟蒙的洋人都每每為祖先曾侵略中國而感內疚，努力擺脫所謂「歐洲中心主義」，因而相當樂於向中國示好，管不了這是自由還是獨裁的中國。至於中國漢人有沒有為自己侵略無數異族而有同樣的反思和內疚，也不是一般洋人感到興趣的；要是洋人還要處處從百姓自由水平或統治殘酷程度去審視中國，就很不容易滿足他們為祖先贖罪的心理需要，向中國示好之心就變得無處落腳。加之在八九東歐變天後出現了「和平演變」之論，也令人捫著良心或勉為其難與中國交往時找到似是而非的理論依據。

　　在這批對中國含情脈脈的洋人中著名的有伏爾泰，他厭惡天主教教會的野蠻和干政，所以看上了徹底世俗近乎反宗教的儒家和宗教人士完全不成氣候的中國政治，顯然他無法想像舉國無神的災難後果，以及宗教人士暨全體平民在中國均屬帝皇附庸的萬馬齊瘖慘相。羅素Bertrand Russell則以左傾知識份子為職志，處處從反思祖先對中國的罪孽來理解中國，對他個人而言這是有益於心理健康的活動，但對目力不深的國人可以是糖衣毒藥。至於斯諾（Edgar Snow） 、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和早年的譚若思（Ross Terrill）等一大批甚至曾死力擁護共產中國的人，除了是因為受到左派或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典型理想主義所驅使之外，一個很重要而被長期忽略的原因是，這些出身於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人｜儘管他們的知識份子身份每每也令他們變成反基督教或無神論，根本不可能想像世界上會有這樣一個那麼熱衷於弄虛作假和砌辭狡辯的民族，不相信凡人可以壞到這個地步。人壞到超乎文明人的想像能力，就很容易大搖大擺的招搖過市，很難受到公義的制裁。然後炮製種種洗腦奇技，令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從辜鴻銘的排外怪論到《中國可以說不》的仇外歪論依然深得大陸人民鍾愛，就可知中國在這方面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中國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是全球唯一可以依法壓搾九成國民讓一成國民富貴的國家，也是全球依法踐踏工人權益最烈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可見的未來都大可以依法將生產成本壓低到西方國家望塵莫及的水平，也因此才可以在逾三億人人均年收入低於兩千人民幣、一億人未能溫飽的悲慘世界下花上千億元於太空研究，這些太空研究於政府形象、軍事發展或偵測疆獨、藏獨、台獨以及異見人士活動或大有幫助，但對改善民生、民權則不見明顯效益。

中國國情特殊西方難與匹敵
　　畢竟，今天的中國，正如筆者所斷言，由於長期受重創，現在只是一個四肢發達但尚在兒童心智階段的異形巨物，因此今天中國之冒升，也只是主要在其軍力、總體經濟力，而決不是指全體平民的智力、權力甚至經濟力。所以，安．羅伯特的憂慮恐怕不僅是英國人的憂慮，任何信奉現代文明價值的人都難免感到不安，因為小孩子的玩物應是奶嘴、洋娃娃、假毛毛蟲，而不應是會殺人的真刀真槍。

　　然而，我們倒不必惶惶不可終日，人類歷史的發展有時不是那麼直線的。譬如中國的黑死病並沒有摧毀歐洲，反而為歐洲的工業革命提供了求之不得的上好條件；譬如甲午戰爭令台灣和韓國得以擺脫中國，最後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又如中國政府過去二十年強行收回香港過程中的所有標榜愛國愛港、維持繁榮穩定的舉措結果都是適得其反，逐步將香港送上死路。中國能否真的以其小孩子的心智當上全球霸主，號令天下，為中國的「動物農莊」取得ISO國際認可？還是不妨審慎悲觀的。
（鍾祖康：香港政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