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和他的六四故事

◎ 金 鐘

● 編按：本文發表後，為若干網站轉載，現將原稿中若干文字錯漏改正，重刊於此。

　　紀念六四慘案十五週年時，美國學術界發生一場爭議，加拿大學者Alfred L．Chan陳教授在《中國季刊》上發表文章對黎安友、張良主編的《天安門文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鑒於《中國季刊》是一個很有學術地位的英文刊物，黎安友教授作了答覆，張良則在多維網連載六篇反駁文章。為此，香港南華早報專欄作家秦家驄來電訪問，後來陳教授也和我通了電話，他們都問過我的意見。我覺得可以借此機會，把我參與過張良《六四真相》的早期出版情況，和我的有關意見寫出來，讓讀者加以審視，因為這本書的出版已造成一個很大範圍政治影響的事件。我參與其事是一九九八年，該書出版在二○○一年，雖然熱潮已過，往事並不如煙，不少記錄和資料可以彌補記憶的不足。

張良對北美學者的傲慢態度
　　我想先談談對最近張良反駁陳教授的看法。其實，早在二○○一年五月下旬，香港星島日報就發表過署名「蕭何」的對《中國六四真相》的質疑，蕭何自稱是張良的夥伴，他們在北京曾一道收集資料，準備出一本關於八九學運始末的書，以還原歷史真相。在資料收集上，他們有分工，但後來張良將資料全部帶出國，出了這本書。然後，蕭何指出，書中若干不實、拼湊的部份決非中共內部文件，是「精心編寫的政治小說」。張良當時的反駁指稱蕭何是羅幹手下一名御用「安全人員」，他的朋友中沒一個自稱蕭何的朋友，他要蕭何亮出張良的真實身份以證明其言可信。

　　這次，張良對陳教授的反駁，一仍舊章，指陳「完全沿襲三年前蕭何的方法，只不過比蕭何更拙劣」，主要論點完全來自蕭何，自己起碼的判斷都沒有，對「中國高層政治一竅不通」。張良進一步指稱，「蕭何是羅幹親自掛帥成立的追查《真相》的中央專案組」。

　　張良最重要的反駁是，列舉許多中共打壓《六四真相》的措施與現象，江澤民李鵬「如臨大敵」，「如果這本書沒有擊中要害，中共高層不可能作出如此過度的反應...... 這足以證明：此書的權威性是建立在披露許多國家機密的基礎上的。」

　　張良這種反駁手法並不公平。他指陳沿襲蕭何的手法是甚麼呢？「他先是比較《天安門文件》與《中國六四真相》的異同，企圖找出兩書與已出版的海內外一些關於六四書籍的某些片斷的相類似之處，推論出此書是抄襲已出版的一些書籍」，張良貶斥說，蕭何還看過一些內部文件，「而陳甚麼內部文件都沒有資格看。」這種沒有看過文件的研究方法有「致命缺陷」。

　　照張良這一說法，任何人也不可能評論他的書的真實性，因為他引用的文件全不公開，誰也看不到，包括肯定他的書也照樣沒有根據。其實，研究一本書的資料可信性，方法很多，陳教授與蕭何的方法，正是常用的方法之一。香港研究中共文件者不計其數，有幾個是「有資格」像張良自稱可以去中辦等機要部門「調閱檔案」的？

　Alfred L．Chan即陳仲禮博士，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曉朗學院政治系副教授。他告訴我，張良在反駁中有許多人身攻擊。這也是我讀張良反駁文章的感覺。張良文章開始就要求陳先生告訴他中文名，並提交他在《中國季刊》的文章的「母語中文」本，他說「迄今為止，這位作者既不敢將他的英文稿用中文寫出，也不敢告訴他的中文名。」「是真正的膽怯和懦弱」。

　　這是非常無理的違背常識的指控。眾所周知，華人在外國使用英文名是理所當然的事，用英文寫作發表在知名的刊物上，就是他的文章的正本，任何人可以據以評議。張良有甚麼權利要求一位北美學者以中文名與中文本發表文章？張良反復指陳仲禮為「自己在加拿大學術界撈取學術名份」，「作為一名學術界默默無名之輩，我理解，Ａ.Chan企圖通過挑戰黎安友和《天安門文件》等書來達到他的學術目的，當然，我也懷疑他除了『純粹的』學術目的，是否還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企圖。」

　　在反駁之三的結尾，張良指陳仲禮寫文章的動機，「只是希望自己堅定地站在江澤民李鵬羅幹等人一邊，替他們說話。」

　　張良傲慢地宣稱：「是的，Α．Chan太渺小，對其文章的回應，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他的抬舉。」「我們可以非常欣賞說，迄今為止，還沒遇到一位真正稱得上對手的令我們尊敬的挑戰者。」
　　張良對陳仲禮的反駁，一直把陳和蕭何綁在一起打，怎樣看待蕭何對《中國六四真相》的批評？究竟蕭何何許人也？張良一說是一名御用安全人員，一說是一個中央專案組，看來張良也未必清楚。為探究蕭何的背景，我曾致電當時星島日報的一位相識多年的副總編輯。他說，蕭何稿子非他經手，但星島發表其文經過反覆討論，認為他質疑《中國六四真相》有根有據，白紙黑字，有刊登價值。他表示，這類爭議，有資料可查對，作者的背景並不重要。

　　我想，這應是香港同行較有共識的看法，二十年來，目睹中共當局或港共對海外某些人與事的回應和傳媒的處理，都不以因其是中共背景而一筆抹煞（社會上常說「英雄不問出處」）。換言之，蕭何即使羅幹的人，其對一本書有如此大量的具體指責，被批評者也有責任加以回應。那種中共打壓就證明我的資料正確無誤的辯詞是不能說服人的。香港連有左派背景的媒體在大陸都被禁被封殺，何況一本有關六四的在美國引起轟動的書，中共豈有不禁之理。

　　陳教授的批評無論與蕭何的文章有多少雷同，他是做了一位學者想做的事，張良完全可以拒絕他的批評，可以反駁，但是，動輒懷疑別人的政治背景，指對方為中共說話，直至不惜貶低批評者的人格，這不是美國學術界自由環境中應有的態度。張良對待蕭何或許可以贏得「政治正確」的同情，但對待一位《中國季刊》的作者，他找錯了對象。張良文章中那有恃無恐，以勢壓人的姿態，即使在香港左派棍子中也已少見。張良他對陳仲禮教授的粗暴態度給人的觀感，不是Α．陳向他挑戰，而是他向美國的學術自由挑戰。

九八年夏天和黎安友在香港會面
　　本文不打算對《中國六四真相》的文件可疑處一一推敲，主要想寫的是我認識的張良和他這本書當初出版的一些經過，用以澄清一些真相。

　　一九九八年夏天，經朋友介紹。六月廿六日下午，我和黎安友教授在香港怡東酒店咖啡座會面。黎教授介紹說，一位暫不透露姓名的Ｘ先生，從大陸帶出二千份有關六四的內部文件，包括高層內幕。需要我們協助出版一本三十到四十萬字的書以便公開發行。計劃年底完稿，九九年五月出書。我欣然同意，並回答了香港版稅、市場等問題。黎教授幽默地說，他給李志綏回憶錄、魏京生獄中書信集寫過序，再加上這本，他該「下地獄」了。最後我交幾本有關六四的開放雜誌給教授轉Ｘ先生。

　　這次和黎安友教授的會見，奠定了我們出版「六四真相」的基礎。黎教授回紐約後，介紹我和張良先生聯繫，通常是傳真到黎家。七月九日晚我和張先生通了一次電話，他說來美不久，出書事要具體商量，他希望我從商業角度開列一個單子，看哪些有關六四的問題，讀者最感興趣？不久，我就開列了十八條問題，傳真給他與黎安友，我也很想知道他的看法。七月三十日，他回了一個傳真，一一扼要作答，表示我的十八問題「提得非常好」。這十八個問題，涵蓋了六四前後的重要事件與疑點。給我印象深的是兩條：一是大絕食原因。他說據公安部報告是方勵之夫婦、洛德夫婦授意王丹而起；二是六四死亡人數，他說據報告「死者近二百名」。這很出乎我的意外，因為幾乎是關於六四死亡者的最低數字。

在紐約黎安友家初見張良
　　黎安友教授二○○二年六月一日在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學院談「天安門文件」時，說過一段話：「編纂者原來打算在一九九九年天安門事件十週年先出中文版，為甚麼事情沒有那樣發生是一個很長的故事，我將很高興同任何願意知道的人分享。」我不知道黎教授後來是否與人分享過這個「很長的故事」，但我知道，和《中國六四真相》關係的密切的多維網在二○○一年四月已報導過黎安友教授四月十一日在紐約法拉盛舉行的記者會上講了一段故事：

　　「黎安友稱：《中國六四真相》編者張良原計劃在一九九九年先出版中文版，以紀念六四十週年。為此，黎安友首先接觸了台灣、香港的出版社，但台灣的兩家出版商對該書的市場並不看好，所以他轉向香港，當地《開放》雜誌社總編輯金鐘一度在他的客廳裡住了一個星期，閱讀原稿，讀完三分之二後坦稱，文件是真實的，但因為香港人對六四已感到疲倦，所以他對該書在香港的市場前景表示悲觀，即使萬一這本書市場看好，由於中國大陸盜版猖獗，所以出版並不能獲益。」　
　　
　　這個報導直接點出我的名，好像我因賺不了錢而不願出書。但事實並非如此。究竟在黎安友家客廳的一個星期發生了甚麼事？多維網在大肆炒作時，對此隻字不提。那只有我來現身說法。正是這一個星期對該書的出版有決定意義。

　　經過四個月和張良與黎安友的郵電溝通，雙方決定見面正式商定出書計劃。於是我在九八年十月十一日偕太太從香港飛赴紐約，下榻三十四街的紐約大酒店，住了六天，旅費全部自理，沒有在黎家住過一天，卻是在那裡「上班」。除有一天留在酒店看張良書稿外，天天搭地鐵到一一六街近的哥大教授住宅和張良、黎安友面談（黎有時未出席）。

　　十三日上午，我和太太第一次見張良。我們十時到達黎教授家，一會兒，張良來到，安迪（黎安友的英文名Andy）介紹後，大家坐下聊天。以前安迪說過張良三十多歲，看來也差不多，約四十歲左右，一副清秀的知識份子模樣，中等個子，說話帶著江浙口音，我猜想，這應是改革開放時期的首長秘書型人物吧。他很健談，稱是中辦局級幹部，有司機、秘書，妻子在大學教書，他們已有很好的生活與前途，寫這本書完全出於道義的原因，以公開內部文件的方式促成六四平反。

　　張良特別強調，推翻共產黨不可能，因為人才都被網羅在黨內，中共也在變化，中國平均二十人就有一個黨員，所以，只有靠黨內的人才能改變黨，民主自由才有希望。中國不同世界任何國家，不能亂，海外民運素質低，激烈手段只對中共有利。談到六四，他對當時知識份子激進的行為有嚴厲的批評。認為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也過激，否則，鄧小平處理六四會溫和些。楊尚昆曾表示不准對學生開槍，但李鵬陳希同下令可「使用一切手段」。

　　談到他的工作，他透露安排戚本禹在上海圖書館的工作是他親自處理的，他知道六四期間「江青與張春橋很有骨氣」，同情學生，反對資本主義。還說了一些高層秘聞，可印證他的機要身份。

　　關於他帶出來的二千份文件，他說，六四時，他掌握一個管道，可以決定各種文件材料，送誰和不送誰。這本書的初稿二百萬字，是幾個人寫的，現在選出三十萬字出書。

　　首次見面氣氛輕鬆。中午安迪請客，叫了四川菜上來吃，下午我就開始看張良已寫成的書稿。
　　不少人問我看過張良的「文件」沒有？這應該加以交待。我在直到九八年底介入「六四真相」出版的半年間，都沒有把文件的真實性，列入我的關注之內，因為我確實沉入對黎安友教授的完全信任之中，這種信任不僅來自他的名教授地位，而且特別受他為李志綏回憶錄寫的那篇導言所影響，這與我的批毛情結有關。另外，我已習慣作為一名編輯和出版人的責任，特別看重篇幅、文字、可讀性之類的專業要求。因此，見張良那幾天，我沒有提出哪怕是看一眼那堆文件的要求。只有一天，張良主動從公事包中拿出兩三份「內部文件」給我看過，對中共文件我有概念，過目而已，記得那只是一般性文件。同時，他還出示過一張他與華國鋒的合影照片（他講過鄧小平搞華國鋒時，曾以華與郭蘭英的照片作為攤牌）。翻查筆記，黎安友曾在我們會談時，問過張良：二千份文件是不是一大箱運出來？當時我都未留意。

　　因此，今天我仍相信，張良是帶出了不少「中共內部文件」，成為寫作《中國六四真相》的基礎，但書中核心部分，如元老會議記錄等是否都來自他帶出的文件？那是另外需要研判的。

　　張良的真姓名，我倒是當面問過他，他沒有出聲，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三個字：「張思銘」。我點點頭，信以為真。不過，據我後來了解，這也是假名，他不姓張。

和張良討論書稿並提出意見
　　和張良接觸中，首先，有一點被過於恭維的感覺。他特別說明優先選擇黎安友和開放雜誌合作出版這本書的理由，他說高層重視海外輿論，中南海內有三十本《開放》，吳國光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中央買了三千本（我見他之前推薦過這本書）。當時，對這兩個數字並未質疑，只感到誇張。後來了解，吳國光那本書絕無可能被高層收購三千本，有其百分之一倒可能（開放雜誌傳高層有人看，但我不敢相信中南海有三十本）。

　　當我看了書稿後，雙方分歧便呈現出來。張良的書稿用電腦打字，橫排，每頁約一千二百字，當時已寫成二百六十七頁，共約三十二萬字，以時間順序，分別描述學生、高層、各省市及國外輿論有關學潮的情況，寫到對五一九戒嚴令的反應為止，大約還有二十萬字沒有竣稿。我摘錄一些問題及意見，然後在十五日會談中提出。

　　我的意見主要是，篇幅比原議超過近一倍，分四條線寫，也未免刻板一些，地方情況及國外反應應可刪削，突出高層內幕，資料來源與作者介紹很重要，最好附一文說明他熟悉的中共檔案制度。

　　張良回應說，同意加資料注釋，突出高層決策程序，但對作者介紹則主張模糊處理即可，篇幅也不打算削減。張良非常樂觀表示，書出之後，黨內會有強烈反響，將引起高層反思，高層的開明派「領導人」會說話表態，因為這本書沒有和誰過不去，中央省市均會作出反應，書將「百分之百」主導「六四」十週年。張良特別指出，趙紫陽對書不會表態，楊尚昆會，他與鄧的兩次談話記錄，就是楊家提供的。至於文件照片可否刊登，不予考慮。

　　關於寫序的問題，張良說請黎安友寫。西方中國學家只有哈里．哈丁（何漢理）與黎安友對中共決策有影響作用，哈丁「左」，黎安友「右」，雖遭左派忌恨，但名望高。

　　前一天（十四日中午），張良不在場，黎安友問我：張良十二月回國，是不是有人支持他平反六四？書出版後的政治意義會不會造成壓力平反六四？我都予以否定的回答，我說除非江澤民是後台，否則，這書出版後，張良回國一定有麻煩。我直言，書的價值在學術史料上，新聞上不會引起轟動。另外，書有為楊尚昆伸冤之意。

在銷售與付酬上嚴重分歧
　　在他們如此樂觀的基礎上，關於銷售的估計就分歧更大。黎安友認為可以賣二十萬本，張良說「利用六四十週年，十萬本肯定沒問題。」他提出了幾本書的銷量：例如《黃禍》三十六萬本，《太子黨》超過四十萬本。我一聽，很吃驚，因為數字太離譜。這兩本書的出版，都與我們有關，這類書的行情，我們再清楚不過。為了慎重起見，我立即致電香港編輯部，請同事立即了解幾本書的銷售量，第二天我就把完全不同的數據轉告了張良與黎教授。出版界在行銷手法上，適當誇張一點，是常見的事，但數倍、數十倍的吹牛，只會留下笑柄。不知張良被誰誤導？

　　五月十六日，是紐約會談的最後一天。

　　開始，還是照既定方針辦。談書名，談出版的時間表，十一月底書稿將完成，分兩次寄我，張良十二月經香港回國，可與見面。計劃請余英時、周儻、白杰明寫序，黎安友特別提出要我寫一篇關於學生絕食的分析文章放在前面，他和張良都表示欣賞我對絕食起因與影響的看法。張良對六四平反仍持樂觀態度，說九六年黨內就有人主張平反，朱鎔基沒問題，李鵬也認識到六四要平反，只有李鵬了解六四全過程。六四鎮壓與江澤民無干係，平反問題，江任內可解決，這本書的出版可以促進之。

　　但是在談到簽約時，事情拋錨了。主要是關於稿酬問題，張良堅持以十萬本計，合十五萬四千美元，一次買斷。即不理會銷售。他重申，出書不是為了賺錢，他也不會要求政治庇護，但沒有十萬本這個數，支持者也不好說話。黎教授問我，可否先支付一筆，然後付版稅？

　　我表態說，我們對這本書的出版是有誠意的，專程來紐約就是證明。我們也保證可以負責地把書編好，在明年五月上市，以配合「六四」十週年促銷。但是，以十萬冊買斷不可能，十多年見到的海外暢銷書，只有李志綏回憶錄超過十萬本。六四的書出了二百多種，我們這本要暢銷，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內容有爆炸性的材料，二是走李志綏的路，先出英文版，打響後，帶動中文版。我還舉李銳《廬山會議紀實》及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這兩本材料豐富的著作為例，說它們都沒有超過幾千本（李著只印了一次）。因此，我們這本書用版稅付酬的辦法是合理的，即按銷售分帳。我坦承不僅我們付不起十多萬美元，有錢的出版社也不會這麼幹。

　　張良堅持說：這個問題還可以再商量，但沒有十萬本，我寧肯不出書。

　　十七日我們帶著空白的合約書啟程回到香港。

　　以上回顧顯示，「黎安友客廳一個星期」中，如果沒有我的強力抗辯，「六四」十週年出一本書還不容易嗎？但誰來做冤大頭？明鏡出版社負責人在出書時說，當初港台出版社以市場不佳婉拒出版，他「很難相信張良是為了錢而做這件事」。不知道此話是針對誰而說，但假若他九八年在黎安友客廳會這樣說嗎？我婉拒的不是出版，而是出錢。

十一月底張良告知「出書計劃延後」
　　紐約之行後，我已假定與張良的合作將告吹。十一月五日接張良傳真，他仍堅持他的書可讀性不比李志綏回憶錄差，堅持要付十五萬四千美元。我告訴太太，她很生氣，覺得被張生欺騙了，要我一定要向安迪說明。十一月中旬，我發一函給黎安友表示我們的不滿：１、張良說北京中央買三千本吳國光的書，絕不可能；２、張良稱不按十萬本付酬就不出書，說明他為民主寫書的話實屬虛偽；３、張良的書沒有可讀性，無法暢銷；４、必須考慮如何交待文件出處；５、交待作者背景很重要，李志綏沒有御醫身份，書不可能暢銷。十一月二十五日，張良來傳真稱「出書計劃延後」。十二月十四日，黎安友在電話中告訴我，張良已經返大陸，月初經港。仍堅持他對出書的要求。

　　進入一九九九年，節目很多，我們忙於出版《共產中國五十年》，擺脫了張良那本書的困擾。雖然，我們夫婦再去紐約時，安迪請我們看他上課（王軍濤為助教）請我們吃飯，彼此都沒有提到出書和張良的事。

　　二○○一年元月初，突然看到美國媒體鋪天蓋地宣傳《天安門文件》，張良的名字明星般再現。一天，黎安友教授打電話給我，說六四那本書英文版即將出版，將寄贈一本給我，希望我在香港協助宣傳，但不要說我見過張良，他說：「你是唯一見過張良的人」。

　　仍然是出於對黎教授的尊敬，我答應了。於是二○○一年二月號《開放》組織了一個大型專題，介紹英文版《天安門文件》。這是三位美國教授的作品，至少不像我看過的書稿那樣龐雜乏味。也有一些記者找我，我覺得應該把紐約之行寫一寫，有限地報導一點九八年會談經過，同時也給安迪作了一個訪問，特別問到文件的可信性，他總以安全為由漫應之。

　　當時媒體炒作達到一本中文書空前的地步。一位美東的名作家告訴我，他來美國十多年，沒有見到美國主流媒體這樣規模地捧一本關於中國的書，簡直嚇死人！美國大炒，香港、台灣當然跟進，《天安門文件》的精采部份的中文稿也大篇幅地推出來。　

張良出書成功的三大策略
　　這排山倒海的造勢，顯示當初我不看好的這本書出版的成功，確令我感到意外。仔細觀察可以看出，黎安友、張良在運作上採取了三個重大決策：

　　一、英文版領先，為中文版開路

既然這本書意在影響中共政治，當然以中文版的意義為主，黎張原先的設想是中文版成功後再出其他外文版，如前所述，當我對中文版的市場估計，駁倒他們的盲目樂觀後，他們才決定改弦易轍。可以設想，如果一家出版社能支付十五萬美金，在九九年推出中文版後果如何？後來那家出版該書的出版社在香港的一位代表一次茶敘中說：如果沒有英文版，中文版賣二千本了不起啦。（當然可能多一點）。

　　記得我們在紐約討論稿酬陷於僵局，我提出走李志綏的路後，黎安友也動過先出英文版的念頭。後來他們果真這樣做了，花了兩年時間編英文版（一九九九與二○○○），二○○一年面世時的造勢都強調此時出書是和中共十六大權力鬥爭有關，只是在我的文章指出原是計劃配合「六四」十週年一九九九年出版後，他們才改口承認這點。而且，我的另一點意見，「內容必須有爆炸性」，也被造勢者加以利用。

　　我手頭這本「第十九版」《六四真相》黎安友的前言，題為「《中共六四真相》的深遠意義」，但目錄中前言的題目竟是「爆炸性的《中共六四真相》」，這樣明顯的錯誤，竟然多版之後不予改正，編輯的粗疏不說，也反映他們對爆炸性之說的推銷因素的重視，但正如我的一封信所示（附圖），我認為這本書缺乏爆炸性，甚至有「反爆炸性」。

　　一本書的暢銷有多種因素造成，造勢並非唯一有效的。如李志綏回憶錄，絕無六四文件這本書的大炒作，但長期熱賣，顯然是「有麝自然香」的效應。《六四真相》完全得益於英文版的造勢，而這場造勢又顯示了黎安友教授在美國學界、新聞界乃至政界非凡的人脈與影響力。但這本書與其他非小說類書籍相比，其價值與其媒體捧場度顯然是不相稱的，那麼，黎安友何以獨鍾於它？我的分析是，一、他與張良的體制內改革論的一致性，從他對中共十六大的高度正面評價可見一斑（我曾撰文表示異議）；二、對張良帶出的「二千份」內部文件所懾服，大有如獲至寶之感。平常研究者拿到一份文件已屬不易，二千之數，豈能不動心？三、相信張良代表了中共高層一股有潛力的開明勢力，相信張良對平反六四和這派勢力的樂觀預計（張良曾說，他不出來，升部長沒問題）。這是紐約會談留給我的鮮明印象。

　　二、以安全為由的神秘包裝

　　保密──對「內部文件」保密，對作者張良保密，是從一九九八年迄今不曾鬆動的策略。神秘感本來是商品社會一個致勝手法，出版業也並非無人操作（如《黃禍》原作者名「一唳」，出版者主動改為「保密」）。「張良」其人，自從CBS專訪蒙面變聲出現以來，雖偶有大作見報，至今仍是大隱於市、不露形跡。黎安友特別為他保駕，甚至說我是「唯一」見過他的人。但是，至少在紐約我和太太是一道見張良的，林培瑞則對記者說，他和張良在一起花了不少時間，陳一諮在訪問中也暗示認識張良，而張良還登門拜訪過余英時教授和在紐約的其他朋友，美國圈中人常常和我猜謎（不少人猜張良就是吳稼祥，當然不對），而傳媒也不時報導張良透露，公安派出大量人員在國外追捕他，跟蹤、威脅懷疑是張良的人...... 還說，因為他和《六四真相》，大陸已有一百八十人被捕等等。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對這種保密功夫不以為然，知名的民運人士對我說，我們這些被通緝的對象，在美國遊行、開會、寫文章，哪有安全問題！更有人說，中共特工在美國如入無人之境，親共者無處不在，你張良搞出這麼大風波，還想人不知？有人相信能在中央出來，知情甚多者，中共還能查不出來？也有人質疑，你知道公安部最新消息，有那麼多人為你被捕，為甚麼從不見你為他們的人權呼籲？

　　聽了太多的故事後，時常想到，這場隱身遊戲要玩到幾時？莫非真要等六四平反的那天，才站出來接受歡呼？事實上，我們還沒有看到因為政治原因，流亡到美國來的人，在美國境內受到中共迫害的例子。

　　文件的保密，也做得滴水不漏。英文版編者夏偉（Orville Schell）在書後的文章中說，張良那些文件，在我們看來完全是可以公開的，但我尊重他們（中國人）的習慣，他們把這種公開視為賣國。編者夏偉這樣的角色，都不能讓他看看文件，實在匪夷所思。夏偉的謹慎態度和黎安友形成對照，他表示六四文件的真實性不能得到證實。

與我們有關的保留則是關於「六四元老政變」之說。《開放》首次在一九九七年六月號上刊出《中共元老六四政變紀實》一文，獨家報導五月二十一日，五月二十七日在鄧小平家的兩次會議情況，由北京作者供稿。而這期雜誌由我交黎安友轉張良收，他以前不知道海外有過這份報導。在《六四真相》中，相關內容與本刊驚人相似，留下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不解之謎。

　　其實，在該書中文版剛出版時，我不僅對其編輯之粗糙極為失望，與英文版有如天壤之別，顯示出版社連一點起碼的功夫都不做（如標題、內文字體的簡單設計），而且，也發現內容一些問題。如幾個重要關頭的資料來源，連「根據會議記錄予以綜述」的簡單交待都沒有，包括元老決定清場、死亡人數報告、趙紫陽自辯辭等。

　　必須指出，對張良這本書的質疑，並非針對其邏輯和政治上的正確性，而是針對其寫作態度的誠信問題（一般讀者對此或許無所謂）。一位北京著名作家，看過《六四真相》後對我說：「不怕真的（如官方材料），不怕假的（如小說），就怕真真假假分不清楚，所以這本書我不會當加以引用。」事實上，書中不少材料是有出處可引的，如鄧小平有關六四的三次已發表的講話，全被切割式收入書中，（只說是根據會議記錄，但中共領袖正式發表的文章與會議記錄通常不可能一字不差），而中英文本一律不列「參考書目」。而我最不滿的是，為甚麼對幾次重要元老會議與談話，英文版可以交待出處在先，後出的中文版則一律免去？張良在回答質疑時解釋說，這是「為了把握好泄密與不泄密的界限。」

　　又是保密！是不是中共國安人員都不懂英文？為了保密，可以把中文讀者當傻瓜，犧牲他們的知情權。保密牌出手，眾人當閉嘴，學術討論的公開與平等原則被損害，「保密」成了張良為他和他這本書設置的刀槍不入的一堵圍牆。

　　三、戰略轉移：張良與宗海仁

　　同樣，不少人問我「宗海仁」是誰？

　　多維網形容宗海仁是「中南海出來的人」，以推崇他的「權威」背景。

　　鑒於《六四真相》和英文版相比的種種問題，當其於二○○一年四月出版後，我們沒有發表任何推薦文章。張良透過黎安友傳來一篇「六四真相與鄧小平」的文章給我，並附一信，謂此文不用張良的名字發表，可用開放編輯部或金鐘或其他名字發表，可任意刪節。我一看，文章萬餘字，七拼八湊的東西──遭此戲弄，實在忍無可忍，即告安迪，「此文不用」。黎張那邊可能感到我的不快，張良才另寫了一篇稿子給我，即刊於五月號的「江澤民庇護賈慶林阮崇武」，並交待署名不用張良，改為「宗海仁」。

　　此後，宗海仁在香港美國頻頻發表文章，出版《朱鎔基在一九九九》及《第四代》兩本新書（他在書中透露行蹤：九八年春離開國務院，冬天回到中南海，正與他經港返國時間吻合，大約在美國待了半年，寫「六四真相」）。又被介紹給英文媒體，如此重要的著作，但依然無一字作者介紹！很快地，宗海仁名聲蓋過張良，據聞有人向美國和台灣的學界與政界人物推薦他，被視為中共高層改革派的代言人。傳台灣高層也透過紐約的這個頭頂光環的小圈子和中共高層有了某種溝通，他們相信北京高層有一個可以抗衡江系的反對派。但宗海仁就如張良一樣，仍然讓人捉迷藏，一位民運活躍份子不耐煩地向我抱怨：「我們要被愚弄到什麼時候啊，這麼出名的人，一個又一個，都不知道他是誰？這是美國呀。」人們想不到，宗海仁的出現，可以為張良減少麻煩。

　　以文會友，是這篇故事的來歷。張良沒有尋求美國的庇護，卻找到了黎安友的庇護，這是千真萬確的。他要的東西，現在全有了。粗略估計，他的酬勞已超過九八年向我提出的要求。魯迅詩云，一闊臉就變。他在文章中，把原先對我講的從哈丁和黎安友中「選擇」黎，變成「經反覆比較美國一流的中國問題專家，如黎安友、何漢理、傅高義、李侃如、奧森伯格、林培瑞、傅立民、麥克法誇爾等，最終決定選擇了黎安友。」而在解釋「由於一些現實與政治的原因，終於打消了出版中文版以紀念『六四』十週年的念頭」時，他接著說：「盡管如此，我還是在黨內作了努力，希冀江澤民李鵬能拿出勇氣，重新評價六四事件。」（見本刊二○○一年四月號）。

　　這是何等氣派的口吻！哪裡還有「國務院辦公廳」一名小幹部的影子？他已脫胎為可以凌駕美國學界和黨內說話有份量的人物。到了出版《第四代》時，他在「信報」發表的前言更是了不得：「我不願意看到因為《第四代》的出版引起北京的緊張和恐慌，特別不希望被有關方面藉此展開一場整肅運動 ...... 」

　　他的書不只一人協作完成，但他念念不忘的是幾位洋專家，就這樣，美國的制度加上中國的人才，打造了一個奇蹟！

（開放雜誌 2004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