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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乒壇三傑的慘死
◎ 水橫舟

● 中國乒乓球壇的光輝是香港乒壇三傑打下的基礎，但三人最後都在文革中不堪政治迫害自殺慘死。中國的體育與中共政治黑暗有不解之緣。

　　四年前從廣東移居香港的乒乓球手高禮澤和李靜，在今屆奧運會乒乓球男子雙打中奪得亞軍，使乒乓球運動再次成為香港的熱門話題，但乒乓球運動在中國政治漩渦中受到的種種衝擊就甚少傳媒提及。文革中，香港三名傑出乒乓球運動員被誣為「香港特務」，慘然自殺喪生的悲劇，又還有多少香港人記起？

乒球源起英國香港因而昌盛
　　香港的乒乓球運動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曾名噪一時，因乒乓球起源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已大力發展這項運動；五十年代，香港乒乓球壇人才輩出，在國際賽屢創佳績，其中三名星級球手：姜永寧、傅其芳及容國團先後返回中國發展，為中國乒乓球隊立下不小汗馬功勞。

　　三人中最先被造反派逼死的，是被稱為「乒壇奇才」的傅其芳。他生於一九二三年，浙江寧波人，早年在上海乒乓球壇成名，四九年南下香港定居，曾擊敗來港比賽的世界冠軍李奇和伯格曼，並多次代表港隊出賽。一九五二年，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的賀龍出任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後，積極拉攏海外運動人才回國效力，傅其芳當年便與姜永寧一起從香港返中國，參加全國乒乓球賽，姜永寧獲單打冠軍，他獲亞軍，之後便一起加入國家隊。

　　傅其芳以直拍快攻打法見稱，一九五八年起出起任國家乒乓球男隊總教練，提出「快、狠、準、變」，使用直板正膠打法，幫助中國乒乓球隊發跡，培養出莊則棟、徐寅生、李富榮、張燮林等一批世界級乒壇名將，並在六一至六五年，為中國隊三次蟬聯男子單打和男子團體世界冠軍起了重要作用。他於一九六四年起出任中國乒乓球協會副主席，同年任全國政協委員，著有《乒乓球訓球法》（與梁焯輝合作）。

　　一九二七年出生的姜永寧是廣東番禺縣人，四歲喪父，隨母親到香港生活，七八歲便開始當童工，後來因乒乓球技超卓，被《星島日報》社看中，聘他為雜務，實際上讓他作為《星島日報》的職工參加球賽。他在一九五二年奪得香港單打冠軍後，回國再奪全國乒乓球賽冠軍，還認識了當年的女子隊全國冠軍孫梅英，二人其後結為夫婦，成為乒壇佳話。姜永寧於五七年起轉任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後任北京乒乓球隊總教練。他的太太孫梅英正是八七年女子世界乒乓球冠軍何智麗的恩師，何智麗當年受孫梅英鼓勵，拒絕服從教練的「讓球指示」，為自己成功爭取世界冠軍，其後因此事而引發的連串風波，揭示了中國不少違反體育精神的內幕。

容國團對中國乒乓貢獻巨大
　　而祖籍廣東珠海的容國團，一九三七年出生於香港一個漁民家庭，二十歲便奪得全港乒乓球單打冠軍，又挫敗訪港的日本世界冠軍荻村伊智朗，聲名大噪，他於五八年便北上加入國家隊，先奪全國冠軍，繼在五九年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登上冠軍寶座，成為首位中國人在體育項目上奪得世界冠軍，容國團因而備受推崇。六一年，容國團又與莊則棟、李富榮等隊友合作，為中國奪得第一個世界乒乓球團體冠軍。他於六四年轉任乒乓球女子隊教練，帶領中國女子乒乓球隊在六五年奪得世界賽首次團體冠軍。

　　文革爆發後，中共指國家體委是「賀龍的獨立王國」，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混進了大批叛徒、特務和走資派，因此要把國家體委全面打擊。一直受到賀龍重用的傅其芳首當其衝，被誣告為國民黨反共組織「三青團」的特務，遭到遊鬥和毒打，他因受不了非人道的折磨，於六八年四月十六日清晨，在一個小房間內自縊喪生。一個月後的同一天清晨，姜永寧亦以同樣方法結束自己的生命，他於五月十日被隔離審查，造反派在家中發現他少年時穿著印有太陽旗衣服的相片，便誣指他是香港來的日本特務，不斷向他嚴刑逼供。

　　傅其芳和姜永寧去世後，揪鬥特務之聲依然不絕，「世界冠軍」容國團亦被指為「修正主義苗子」，他面對的壓力越來越大。六月二十日清晨，容國團被人發現在北京龍潭一個養鴨場的一棵榆樹上自縊身亡，他口袋裡的遺書寫道：「我不是特務，不要懷疑我。我愛我的榮譽，勝過自己的生命。」

　　在短短兩個月內，中國連失三名乒乓球名將，總理周恩來在得悉容國團的死訊後，過問了體育界的批鬥行動，大批遭打壓的運動員和教練才得到寬鬆對待。
直至七八年的春天，這三名乒乓球名將才獲平反，中共官方還在八五年起舉辦「三英杯」乒乓球賽，以紀念他們。

體育淪為政治工具和貪污溫床
　　重溫這段乒乓球壇歷史令人難過，也令人感到中共政治鬥爭的恐怖，下屆北京舉行奧運會時，正是這三名乒乓球名將逝世四十周年，中共在大肆宣傳北京奧運的同時，有否從過往的政治鬥爭悲劇中吸取教訓，推行政治改革以防止悲劇發生？原本為強身健體和提倡公平競技的運動比賽，往往淪為掀動民族情緒、鞏固統治者權威的政治工具，亦會變成貪污腐敗的溫床。早前國家審計署便指國家體育總局挪用了中國奧委會一億三千多萬元專項金，但有關負責人竟搬出一大堆理由來反擊，還警告傳媒不要「炒作」，不可影響中國奧運代表隊出賽雅典為國爭光。這種現象，荒謬得可笑又可怕。

　　在一片「獎牌」、「榮譽」、「國家」、「民族」等口號聲中，誰會反思運動比賽的意義何在？國家富強的真正意義何在？
（水橫舟：香港時事評論員）


	香港乒壇三傑的慘死 ◎ 水橫舟 ● 中國乒乓球壇的光輝是香港乒壇三傑打下的基礎，但三人最後都在文革中不堪政治迫害自殺慘死。中國的體育與中共政治黑暗有不解之緣。　　四年前從廣東移居香港的乒乓球手高禮澤和李靜，在今屆奧運會乒乓球男子雙打中奪得亞軍，使乒乓球運動再次成為香港的熱門話題，但乒乓球運動在中國政治漩渦中受到的種種衝擊就甚少傳媒提及。文革中，香港三名傑出乒乓球運動員被誣為「香港特務」，慘然自殺喪生的悲劇，又還有多少香港人記起？乒球源起英國香港因而昌盛　　香港的乒乓球運動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曾名噪一時，因乒乓球起源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已大力發展這項運動；五十年代，香港乒乓球壇人才輩出，在國際賽屢創佳績，其中三名星級球手：姜永寧、傅其芳及容國團先後返回中國發展，為中國乒乓球隊立下不小汗馬功勞。　　三人中最先被造反派逼死的，是被稱為「乒壇奇才」的傅其芳。他生於一九二三年，浙江寧波人，早年在上海乒乓球壇成名，四九年南下香港定居，曾擊敗來港比賽的世界冠軍李奇和伯格曼，並多次代表港隊出賽。一九五二年，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的賀龍出任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後，積極拉攏海外運動人才回國效力，傅其芳當年便與姜永寧一起從香港返中國，參加全國乒乓球賽，姜永寧獲單打冠軍，他獲亞軍，之後便一起加入國家隊。　　傅其芳以直拍快攻打法見稱，一九五八年起出起任國家乒乓球男隊總教練，提出「快、狠、準、變」，使用直板正膠打法，幫助中國乒乓球隊發跡，培養出莊則棟、徐寅生、李富榮、張燮林等一批世界級乒壇名將，並在六一至六五年，為中國隊三次蟬聯男子單打和男子團體世界冠軍起了重要作用。他於一九六四年起出任中國乒乓球協會副主席，同年任全國政協委員，著有《乒乓球訓球法》（與梁焯輝合作）。　　一九二七年出生的姜永寧是廣東番禺縣人，四歲喪父，隨母親到香港生活，七八歲便開始當童工，後來因乒乓球技超卓，被《星島日報》社看中，聘他為雜務，實際上讓他作為《星島日報》的職工參加球賽。他在一九五二年奪得香港單打冠軍後，回國再奪全國乒乓球賽冠軍，還認識了當年的女子隊全國冠軍孫梅英，二人其後結為夫婦，成為乒壇佳話。姜永寧於五七年起轉任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後任北京乒乓球隊總教練。他的太太孫梅英正是八七年女子世界乒乓球冠軍何智麗的恩師，何智麗當年受孫梅英鼓勵，拒絕服從教練的「讓球指示」，為自己成功爭取世界冠軍，其後因此事而引發的連串風波，揭示了中國不少違反體育精神的內幕。容國團對中國乒乓貢獻巨大　　而祖籍廣東珠海的容國團，一九三七年出生於香港一個漁民家庭，二十歲便奪得全港乒乓球單打冠軍，又挫敗訪港的日本世界冠軍荻村伊智朗，聲名大噪，他於五八年便北上加入國家隊，先奪全國冠軍，繼在五九年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登上冠軍寶座，成為首位中國人在體育項目上奪得世界冠軍，容國團因而備受推崇。六一年，容國團又與莊則棟、李富榮等隊友合作，為中國奪得第一個世界乒乓球團體冠軍。他於六四年轉任乒乓球女子隊教練，帶領中國女子乒乓球隊在六五年奪得世界賽首次團體冠軍。　　文革爆發後，中共指國家體委是「賀龍的獨立王國」，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混進了大批叛徒、特務和走資派，因此要把國家體委全面打擊。一直受到賀龍重用的傅其芳首當其衝，被誣告為國民黨反共組織「三青團」的特務，遭到遊鬥和毒打，他因受不了非人道的折磨，於六八年四月十六日清晨，在一個小房間內自縊喪生。一個月後的同一天清晨，姜永寧亦以同樣方法結束自己的生命，他於五月十日被隔離審查，造反派在家中發現他少年時穿著印有太陽旗衣服的相片，便誣指他是香港來的日本特務，不斷向他嚴刑逼供。　　傅其芳和姜永寧去世後，揪鬥特務之聲依然不絕，「世界冠軍」容國團亦被指為「修正主義苗子」，他面對的壓力越來越大。六月二十日清晨，容國團被人發現在北京龍潭一個養鴨場的一棵榆樹上自縊身亡，他口袋裡的遺書寫道：「我不是特務，不要懷疑我。我愛我的榮譽，勝過自己的生命。」　　在短短兩個月內，中國連失三名乒乓球名將，總理周恩來在得悉容國團的死訊後，過問了體育界的批鬥行動，大批遭打壓的運動員和教練才得到寬鬆對待。直至七八年的春天，這三名乒乓球名將才獲平反，中共官方還在八五年起舉辦「三英杯」乒乓球賽，以紀念他們。體育淪為政治工具和貪污溫床　　重溫這段乒乓球壇歷史令人難過，也令人感到中共政治鬥爭的恐怖，下屆北京舉行奧運會時，正是這三名乒乓球名將逝世四十周年，中共在大肆宣傳北京奧運的同時，有否從過往的政治鬥爭悲劇中吸取教訓，推行政治改革以防止悲劇發生？原本為強身健體和提倡公平競技的運動比賽，往往淪為掀動民族情緒、鞏固統治者權威的政治工具，亦會變成貪污腐敗的溫床。早前國家審計署便指國家體育總局挪用了中國奧委會一億三千多萬元專項金，但有關負責人竟搬出一大堆理由來反擊，還警告傳媒不要「炒作」，不可影響中國奧運代表隊出賽雅典為國爭光。這種現象，荒謬得可笑又可怕。　　在一片「獎牌」、「榮譽」、「國家」、「民族」等口號聲中，誰會反思運動比賽的意義何在？國家富強的真正意義何在？（水橫舟：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