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無可奈何花落去
◎ 梁亮

江澤民以一名工程師混跡官場,利用專制體制的幸運,做了十三億人的最高統治者,最後戀棧弄權失敗,不得不放棄十七大再退的計劃。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二零零二年秋天,在中共十六大不得不讓位的江澤民,在一次以國家主席身份接見來自歐洲的外賓時,照例在中南海的寓所高談闊論,言不及義,所談的都是自己的往事,不時夾雜幾句英語或其他外語(歐盟外貿專員拉米在其回憶錄中對這種做法稱為「卑鄙的江澤民」),然後把客人帶進一個大房間,這個房間甚麼傢俱擺設都沒有,只有一台鋼琴。江澤民坐下,先試彈了幾個音調,然後問客人誰會唱俄羅斯民歌,客人都是西歐的,不會;江澤民於是自彈自唱,狀甚陶醉;接著他又問誰會唱《我的太陽》,這首義大利民歌,西歐客人當然熟悉,但是誰也不敢唱,因為即使是男高音也未必能夠唱好;江澤民還是毫不客氣,再次自彈自唱,客人面面相覷,禮貌地鼓掌。會見結束。外賓往外走,江澤民忽然招呼:「中國的客人留下」,於是陪同接見的中方官員留下,江澤民看了眾人一眼,說:「這一套,錦濤就不會。」這回輪到中國官員面面相覷了。只這一句話,看得出江澤民對權勢的眷戀、內心的空虛和對胡錦濤的嫌惡。

一名上海灘中級官僚升上皇位
  江澤民當了十五年軍委主席,比不上毛澤東擔任這一職務的時間,卻超過了鄧小平。一個來自揚州、出生在敵偽職員家庭的工程師,一個氣質和性格都帶有濃厚上海灘職員特色的中級官員,風雲際會,成為電子工業部部長和上海市長,並因此進而成為上海市委書記,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由於六四事件,取代趙紫陽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再擔任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成為中國最高統治者,非常幸運,因為只有中國特色的專制體制下才能產生這種幸運。

  江澤民的聰明使他逐漸掌握了中國官場運作的訣竅,深得專制體制之味;他在中共十六大之前,利用自己已經大權在握的優勢,在曾慶紅的全力輔佐下,從十六大代表的指定,到十六屆中委的產生、政治局的人選和常委的人選、書記處的組成和國務院高層的人事,都作了周密的安排;十六大前中國所有省部級的高官和軍隊大區級的將領,全部是江澤民欽定的。這就保證了江澤民對中國官場高層的嚴密控制,十六大那出「全黨全軍要求江澤民連任軍委主席」的鬧劇為什麼能夠順利上演,也就可以理解了。江澤民也知道此舉必然引起天下的非議,所以他在四中全會之前給中央政治局的辭職信中說:

  「黨的十六大召開之前,從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出發,考慮到實現黨和國家高層領導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我向中央提出不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退出中央委員會。當時,中央同意了我的請求。同時,中央考慮到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國防和軍隊建設任務很重,從大局出發,決定我留任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職務。」他以此說明:不是我戀棧貪權,是「中央的決定」。

就權勢集團,政策大開倒車
  江澤民以中共普通黨員的身份擔任軍委主席,海內外幾乎沒有人為他說一句好話。這種奇怪的體制,怎麼說都無法正當化。江澤民當然不只是為了貪圖太上皇的地位和享受,他必須以這個身份,為自己那套保守的政治主張、為自己提拔造就的權勢集團保駕護航。於是二零零三年在沙士危機中下臺的衛生部長張永康受到了江澤民的家宴款待,主動揭發官方隱瞞沙士病人數字的北京解放軍總醫院的蔣彥永醫生卻受到了江澤民的無情打壓;周正毅案揭開了上海官商勾結的黑幕一角,被江澤民壓了下去;電視劇《走向共和》正面表現了李鴻章、袁世凱,表現了清末民初中國的政治改革,表現了日本的明治維新,江澤民敏銳地看出了其中對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顛覆性效果,出力將其冷藏;北京的對台政策失誤最大的就是江澤民主政時期,到了現在已經形成台獨無法逆轉之勢,江澤民利用自己的軍委主席職權,阻止檢討和反思對台政策。江澤民以科技專家自居,極力主導在中國的互聯網入口設立防火牆、在意識形態方面強化中宣部「守土有責」的作用等等,都為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設立重重障礙,嚴重地妨礙了中國在思想和科技領域的創新能力,所謂科技強軍的江澤民建軍思想,並不比李鴻章高明。

  江澤民的地位是鄧小平給的,但是他的不幸也來自鄧小平。鄧小平不尚空談,在當代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兩次力挽狂瀾,撥亂反正。第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年底主導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全面糾正了毛澤東的閉關鎖國和階級鬥爭路線;第二次就是一九九二年的南巡。六四事件後江澤民主政,他附和保守派元老,全力反和平演變、反自由化,中國政壇蕭瑟,經濟凋敝,鄧小平以老病之軀南巡,厲言「誰不改革開放誰下台」、推動市場經濟和進一步對外開放,打破了當時的悶局,並推動了朱鎔基出任第一副總理主管經濟,由此扭轉了江澤民保守的政治和經濟路線。江澤民最忌諱別人提到鄧小平南巡,也可以理解。

  江澤民如果真的聰明,在二零零二年秋的中共十六大退休,是沒有人能夠阻擋改變的。江澤民從八九年開始成為最高領導人,其後的十幾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發生很大變化,加入了世貿組織,獲得了奧運會的主辦權,收回了香港和澳門,雖然中共也在此期間逆世界潮流強化專制、中國的貧富懸殊加大,如果江澤民此時退休,急流勇退,在歷史上的地位也會稍好些。

完全不理解現代普世價值
  江澤民雖然受過國民黨政府國立大學(交通大學)的完整工科教育,喜歡在美國人面前背誦林肯的演說,喜歡在台灣人面前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然而他完全不理解也不想理解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觀念。他知道馬克思和毛澤東那套理論已經完全破產,當然也並不相信「三個代表」思想可以救中國。江澤民在連任軍委主席之後相對不那麼忙,他要麼吟風弄月,要麼尋廟拜佛,專和老和尚討論人生。江澤民的表演慾是心靈空虛的一種表現,只是中國大陸的民眾無法從電視上看到這位前主席的可笑表演,這也是江澤民得以保持權勢的原因。如果江澤民不為人知的言行,被拍攝出類似《華氏九一一》那樣的紀錄片,則即使是江澤民一手提拔的黨政軍高官也無法為他鼓掌了。

  江澤民的不幸還在於他生活在二十一世紀,這個世紀畢竟和十九世紀不同,對外開放的中國既已搭上全球化快車,就不可能完全像清朝那樣統治。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在加速,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和遷移正在改變社會面貌;電腦和互聯網的迅速普及,使中共的思想管制越來越難,江澤民要繼續垂簾聽政也越來越難。江澤民為甚麼要在辭職信中說「我盡心盡力地履行中央交給我的職責,始終尊重和支援中央領導集體的工作」,就是要為自己辯護,這是誰都看得出來的。

已成為中國在國際上的負資產
  實際上,江澤民垂簾聽政、玩弄權術,在十六大之後已經逐漸引起中共內部和軍方內部的不滿,海外輿論更是劣評不絕,江澤民已經成為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負資產。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共黨內與胡、溫親近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員,即有要求江澤民交出軍委主席職務的呼聲;四中全會召開前夕,黨內逼退呼聲再起且聲勢強大,江澤民採取妥協方式,以維持軍權平穩過渡為由,希望再擔任一年軍委主席,但此舉受到喬石、萬里、朱鎔基、李瑞環等多位元老的反對,他們明確要求江放權讓第四代領導人全面接班。七月底江澤民和心腹密商之後,決定用以退為進的策略,先通過香港的媒體放出江澤民希望退休的風聲,試探反應。

利用鏡報放風聲以退為進
  香港《鏡報》月刊九月號刊出唐文成所撰《鄧江胡三代交接班檔案解密,江澤民擔任軍委主席到幾時》一文聲稱,在黨內外,人們對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領導集體執政業績給予充分肯定和讚揚。黨內很多人士都希望江澤民再留任一屆,但是江澤民還是堅持退出,不但不要中央常委和政治局的位置,中央委員的位置也不要。唐文稱,江澤民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一是出於對鄧小平「政治交代」的遵循;二是出於黨內絕大多數人的推舉和新一屆中共高層的極力主張。一九九三年鄧小平曾對江澤民等人說過:「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個職務由江澤民同志一人來擔任,是黨內一些老同志的建議,我也贊同。這種安排有利有弊。國家要有主心骨,這麼一個大黨不能沒有核心,形成不了核心,幹不成甚麼大事,這個虧我們是吃過的,新老交替時這個問題最突出。將來是不是還要這樣,我管不著,那是你們的事。江澤民同志以後交班,三個職務一齊交是一個辦法;留下一個慢慢過渡也行。軍隊工作很重要,也有一定特殊性,所以後一種辦法比較穩妥,你總得讓接班的人有一個熟悉的過程。」對此事,黨內有一種議論,認為無黨內領導職務者擔任軍委主席不符合「黨指揮槍」的原則。胡錦濤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江澤民擔任軍委主席是中共中央委員會決定的,是黨內工作的一項分工,這本身就是「黨指揮槍」原則的真正體現。當然,江澤民本人對退出軍委主席職務也是有自己的時間表的,他對新一屆中共高層的要求是:「越快越好!總不能讓我等到黨的十七大吧!」

大勢已去,胡溫不再挽留
  文章還透露,江澤民對新一屆中共高層講,老了就是老了,精力不夠,吸收資訊不靈,這是生命規律,不服不行。有些意見,我可以講,你們要自己掂量,最後主意還是你們定,我不能算一票,這是大規矩。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那一代領導人,有建黨、建國之功,這是老本,經得起功,也擔得起過。我沒有這個老本,你們都沒有這個老本可依靠。要擔當治國治黨治軍的重任,得靠為人民立新功,不斷獲得人民的支援和擁護。這是最可依靠的,別的都靠不住。

  《鏡報》月刊此文,在香港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反而是美國的輿論從九月下旬以來持續發表江澤民將在四中辭職的消息,特別是《紐約時報》的相關報導,被江澤民的幕僚解讀為是美國官方的態度。

  四中全會召開前,胡錦濤、溫家寶顯然已經掌握了國外輿論和國內民意,決定同意江澤民的辭職要求並協調磋商好黨內意見,北京消息靈通人士稱:「如果胡錦濤沒有把握,江辭呈不會提交中央委員會。」江澤民顯然也看到再做三年軍委主席直至二○○七年,將在國內外導致更多的激烈批評,屆時他已經八十三歲,如此高齡還要擔任中國的軍隊統帥,徒為天下笑。大勢已去,江澤民終於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辭職信,在四中全會獲得中央委員全體成員同意。至此,江澤民終於依依不捨地退出了權力核心,可以回到上海和揚州養老了,那裡早已為他修建了寬敞舒適的居所。
(梁亮: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