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陳伯達
◎ 金 鐘

● 陳曉農新著對中共大秀才陳伯達的一生，提供許多可信的資料與看法，足以供人思考陳伯達案的應有定性，並引出沉重的歷史教訓。

　　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那個口音不清的陳伯達曾是權勢很大的第四號人物，他上面是毛、林彪、周恩來。陳是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組組長，是直接負責運動的領導人。文革之始，迄今近四十年，有關毛林周的傳記、文藝作品不可勝數，有關江青四人幫和被打倒的劉、鄧、陶的作品也不少，唯獨對這位四號人物的作品甚為罕見，以專著而論，僅一本葉永烈經過官方審閱的《陳伯達傳》，有關陳的記載分散在有關文革的各種文字中。即將出版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由陳伯達之子陳曉農編撰，是彌補對陳伯達研究之不足的一本重要著作。筆者有幸看到書稿，先睹為快，在此談一點觀感。

激進知識份子捲入紅朝的典型
　　陳伯達（一九○四——一九八九），福建泉州人，在中共高層習慣稱他「老夫子」。他在國共分裂的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三年後回國，做黨的宣傳工作，編雜誌，寫文章，同時研究文史問題，在北京中國大學任教，並發動一場有全國影響的「新啟蒙運動」。一九三七年進入延安，一年後和毛交流古代哲學研究而成為毛的政治秘書。從此，在長達三十年期間，他作為毛的一枝筆，參與起草許多黨的重要文件、決議、著作，毛的文章、講話，也參與某些決策，直至一九七○年廬山會議被毛棄如敝屣，點名打倒。
　　陳伯達與中共革命的關係，顯示了一條知識份子的激進之路，他們投入革命以滿足自己的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而革命正需要他們的智慧與論據，以鼓動民眾，號召天下，最後，他們知識人的氣質與理性多半導致和走向暴政與專制的革命發生分歧，以致被拋棄。中共早期的陳獨秀、瞿秋白都是這樣的人物，雖然他們對革命的反省和理論建樹大大超過陳伯達。陳投入中共後的角色，容易令人想起明末農民暴動中李闖王的謀士李岩（他編的歌謠「迎闖王，不納糧」，助闖王打天下，最終被讒殺）。

　　回看中共，陳獨秀分道揚鑣，瞿秋白劃為叛徒，陳伯達則是「國民黨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一九八○年被特別法庭以參加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十八年徒刑。一九八一年保外就醫，一九八九年病逝。和趙紫陽一樣，活了八十五歲，但明顯不同的是，他保外期間仍不斷寫作，包括哲學、文史評論，甚至有經濟論文。葉永烈曾多次訪問過陳伯達，九八年的修訂新版陳傳還得到陳曉農許多幫助。那麼，今天陳曉農再出這本口述回憶錄，必然有葉傳的許多未盡或歧異之處。我看差別在於，曉農新著更著重在澄清辯正事實方面，因為陳伯達最後八年，仍處於與外界隔離狀態，其子曉農是朝夕陪伴照料他生活的唯一的子女（陳之長子一九六○年因與毛女李敏相愛失戀而自殺死），曉農記錄了許多與父親的談話，成為本書的資料來源。

侍君忠君為君寵：在毛劉之間
　　曉農以其父一九二五年一篇小說的一段話作為陳伯達一生坎坷的寫照：「我現在正如那每次都打敗了仗的久經戰陣的兵士，遍身負著傷痕，倒臥在暮色蒼涼的草野裡，望著西山的殘陽在苟延殘喘。」悲憐之情，溢於言表。

　　陳伯達繼承中國士大夫階級的忠君傳。是一位博通古今的學者，豈能對毛之獨裁暴政沒有反感？但「士為知己者死」的信念主導一切，至晚年，他猶對兒子說，毛主席老了，思維不正常了，你們不要記恨他。他給過我很大的幫助。還說「君子交絕，不出惡聲」。陳在林彪叛逃當日被抓小雞式地送進秦城監獄，入牢房高叫「我救過毛主席一命！」此話傳上去，他的獄中待遇得到改善，關入三樓，「伙食比外面還好」。救毛之事發生在一九四八年蔣機轟炸阜平時。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陳被開除黨籍，他坐在牢房地板上，邊哭邊訴：「哪有這樣的叛徒特務呀，自己冒著飛機轟炸的危險去救毛主席！」毛死，他在監獄中「哭了幾天」。

　　毛對陳的寵信，在中共陣營的知識份子中，無出其右。毛的七大報告，兩次赴蘇顧問、共同綱領憲法草案、八大報告、批蘇共二十大文章、毛論十大關係、國際共運二十五條、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報告、文革十六條 ...... 都出自陳的手筆，一名讀書人受主恩寵至此，中國歷史上也少見。秀才一隻筆能駕御萬民，影響全黨全國，自然也是一種權力，一種大權。

書中描述陳伯達對毛劉矛盾的看法與介入，有獨到之處。他說，毛劉分歧在四清問題上惡化，不是劉否認階級鬥爭，而是劉認為問題在基層，在下面，毛則認為在黨內，在當權派。在毛劉之爭中，陳竟可以施加影響，緩和雙方關係。他主動向毛建議由劉總管四清，為毛採納，即找劉談話。陳說，劉在外面形象溫和，實則做事武斷，不好商量，脾氣和毛差不多。六五年一月發生過一件劉得罪毛的事。在中央會議上，毛剛發言不久，就被劉打斷插話，而且，一路說下去，視毛為無物。毛第二天開會，就舉著黨章說黨員有發言權，暗指劉不許他發言。後來，毛對斯諾說，那次會議後，他決定劉要下台。

與階級鬥爭對立的唯生產力論
　　陳伯達說，那次會後，毛要他起草二十三條，他感到毛對劉有「很大意見」，心裡不安，便找了王力、彭真、陶鑄去和劉談，盼劉向毛做檢討。為調和毛劉關係，他「做過幾次努力」，毛周都很清楚。毛後來批評他在毛劉之間「搞投機」即指此。陳回答曉農問說：劉上台是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不肯定，但肯定會實現中蘇和好。即劉不會反修，這顯然是毛劉的重大分歧。陳說，劉對大躍進也下過不少錯誤指示。六二年至六五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形成，毛有主要責任，其他人也有責任，他本人也接受這條路線，幫毛劉記錄一些指示，但這條貫穿九大、至十一大的路線的「最重要的文字表達——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一段話，卻是王力而不是陳伯達整理的。十大更批陳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陳伯達在毛時代政治路線上值得肯定的是，作為他的主要罪狀的鼓吹「唯生產力論」：

　 ● 起草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決議中，提出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但會後毛表示異議，認為國內矛盾實質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時至今日，八大路線已受到黨內外高度評價，認為毛如果遵循八大路線不會搞出一個文革來。

　 ● 一九六五年起草《工業問題》文件，主張「電子為中心」發展工業，毛當時還相當贊許、高興，破例地單獨請陳吃飯。但遭到鄧小平反對，說搞太多新技術，不合適，要以鋼為綱，大家無言，文件被否定。陳為此而傷心說，如果採納他當年的思想，中國經濟也不會耽誤那麼多年。

　 ● 起草一九六九年九大報告時，陳提出以後要以搞好生產提高生產率為主要任務，又批評過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報告是伯恩斯坦觀點「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被毛派所拒絕，斥為「唯生產力論」、「修正主義」。毛對陳的草稿，原封不動退回，還說陳是「船要沉了，老鼠搬家」，指陳要背叛他，不搞運動，要搞生產了。說陳本性難改，總是看重經濟，「帝國主義本性不改，陳伯達本性也不改。」

陳在毛獨裁時代，作為御用文膽，無疑也是幫兇一名，但以上這些紀錄也反映了以理性為特徵的現代知識人必然和專制權力不完全適應而發生分歧。

對周恩來、江青、陸定一的回憶
　　陳曉農這本書包含一些陳伯達透露的少見的高層內幕。例如：

　 ● 為周恩來說情。如前述陳伯達調和過毛劉關係，也為毛周關係解過套。文革初期，一天，鄧穎超突來拜訪陳伯達夫人劉叔宴，原來周恩來受了毛的重話批評，心情低落已影響日常工作，鄧盼陳可以居中調和，陳則多次在毛面前為周緩頰，使周擺脫困境。文革後鄧穎超亦投桃報李，應陳要求為陳妻平反，調中辦離休。雖然她已與陳離婚，雙方終未破鏡重圓。

　 ● 與江青關係。陳在廬山會議前曾與周恩來談到江青對毛不忠實，她三次對陳說要離開毛，第一次在延安棗園；第二次在西柏坡，江說要離開毛去別的地方；第三次在北京西山，解放後。周說第三次，他知道，是毛要周把她送到莫斯科去的。有一次江來到陳辦公室，看到書架上有宋慶齡文集，抽出來就往地板上摔。又一次開會，江辱罵陳攻擊李希凡，隨即叫李出來，二人抱頭大哭，把玻璃杯摔碎在陳腳下，陳只得去拾起一地的碎片。

　 ● 陸定一文革前很左。一九六二年廣州會議上周恩來陳毅給知識份子摘資產階級帽子，毛無異議，但後無下文，原來黨內有人反對。中宣部長陸定一說知識份子沒甚麼變化，不能摘帽，和周恩來激烈爭執。最後，毛接受陸的觀點，六四年並由陸出任文化部長代替茅盾。不過好景不長，六五年陸因夫人嚴慰冰匿名信反林彪事件而株連撤職，六六年文革前更被打成反黨集團。據說文革後，陸是堅決主張批毛的，他文革前的左史，便為尊者諱了。曉農指出，陸在六四年底中央會議上講文化革命，「說文化部全爛掉了，是資產階級封建階級聯合專政」，對毛發動文化大革命有重要影響。

反右運動與廬山會議角色
　　陳伯達反右運動表現如何？曉農書引證父親談話與資料，首先，五七年二月，毛作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與陳致毛一信有關，而發表的講話也是陳整埋成文的（記得文革中，筆者看過該講話的記錄稿，與正式發表稿區別甚大）。文中陳伯達原加有「大規模群眾性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之句，後改為偏左的提法，是毛接受陳正人的意見而定的。反右期間，陳伯達沒有寫一篇文章，而胡喬木為人民日報寫了多篇反右社論。毛曾派陳去北大看大字報，陳看後報告說「不值得大驚小怪，沒甚麼不得了。」當時，鄧小平主持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要書記們趕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論，否則晚了，收集不到了。」陳聽到「很驚訝」，他認為，人總會說錯話的，這樣收集，牽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樣擴大化，鄧小平同志有很大責任。」

　　當年九月，鄧在三中全會作整風反右報告，把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放在一起打擊，該文沒有收進《鄧小平文選》（官方許多出版物完全不提鄧反右的角色）。曉農書中透露，鄧的高陞與陳伯達不無關係。反高崗鬥爭後，為團結西北同志，毛向陳談到誰接替高崗的問題，陳伯達說鄧小平有一篇講群眾路線的文章寫得不錯，也在西北工作過，也有功勞，可以團結西北同志。不久，中央就調鄧為中央秘書長。鄧到中央後，陳又對推薦鄧有些後悔，覺得鄧架子大，很不易商量問題。

　　五九年廬山會議因彭德懷一封寫給毛的信，而打了一個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陳伯達也在山上。批彭之前，他在毛那裡看過彭的信，並當毛面，讚揚信寫得不錯，問毛是否彭自己寫的？毛說是的，「他能寫」。不料幾天後批彭開始，陳伯達也被扣上右傾帽子。陳做檢討，並不准參加會議，最後毛表示幾個秀才還要用，陳得以赦免。會後劉少奇找陳談話，把陳都說哭了。後又由彭真出面要陳寫文章批彭德懷。陳便在毛的威望和壓力下「要甚麼給甚麼」，寫了批彭文章。但陳說文章完全是按中央領導要求寫的，並經毛親筆修改。

曉農書中對若干黨史著作提出異議。如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說會議緊張時「這位老夫子躺倒裝病，不參加會議」等，而高文謙著《晚年周恩來》和葉永烈的《陳伯達傳》中對陳與林彪關係的描述都有失實之處。

對陳伯達應予重新評價
　　綜上所述，陳伯達雖長期為毛所用，在毛的政治路線中，尤其是粉飾其獨裁本質上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在晚年也承認文革「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我是一個發瘋的人。」「愚蠢至極，負罪很多。」但是，他和那些元兇還有區別，他不像林彪、江青那樣野心奪權，也不像康生那樣以整人為職志，作為筆桿子也沒有像姚文元那樣兇惡。他是一個依附於皇上的高級幕僚、親信與理論家，他不帶兵，不涉特情，沒有派系。他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一系列重要決策上和那條極左的暴力路線屢屢發生分歧，雖然，他在極力適應那條路線，並保持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他更主要的角色還是黨國體系的一個工具，一個企圖使該系統較為協調和理性卻終告失敗的工具。

陳作為一個讀書人的本色在暴烈草莽的中共高層混了幾十年，也未脫盡，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恣意打倒陶鑄後，遭到老幹部不滿而嫁禍於左右，在會上嚴斥陳伯達、江青。陳受不了，意欲自殺，被王力勸阻。陳回答說，他查了書，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是自殺死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自殺還要先查理論依據，可謂天下奇聞。

　　因此，如果在毛的暴政中參與更重要決策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能夠獲得歷史的寬恕，並戴上某種光環，那麼，我們在接受這本最後陳述之後，應該給予陳伯達一個公正的重新評價，至少可以推倒「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可笑結論。

　　陳伯達說：「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這可以解讀為一名有理想的書生，把他的智慧獻給了製造中國一場浩劫而身敗名裂。頗具文人氣質的瞿秋白，一九三五年為革命而犧牲前寫下沉重自白，認為參加共產黨是一場「歷史的誤會」，是一場「滑稽劇」。相信陳伯達讀過這位先知者的遺書，但兩年後，他奔赴延安，五十年後才恍悟到是一場悲劇。這是二十世紀給中國知識界留下的一個教訓。
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