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病夫已成世界病夫
◎ 鍾祖康

中國國內的大問題幾乎每一個都嚴重得足以令中國陷於大災大難的深淵,中國人卻越來越相信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它憑甚麼呢?


  
最近又看了幾宗驚心動魄的中國大陸新聞。當中包括︰(一)全國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已達一億三千萬人;(二)營養不良令國內生產總值損失百分之三至四;(三)污染形勢十分嚴峻,去年全國出動執法人員一百三十一萬人次。污染反彈屢禁不止 ...... (四)全國七十九個城市缺水﹔(五) 中國的煤炭產量約佔全球的百分之三十五,事故死亡人數則佔全球約八千名煤礦事故死亡人數的八成。死亡率是美國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印度的十倍﹔ (六)中國兩人中有一人迷信求簽﹔四人中有一人迷信星座﹔(七)非法鑒定胎兒性別的行為屢禁不止,出生人口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例達到 一一七比一百 ,甚至一五○比一百(八)外逃官員數量大約為四千人,攜走資金約五百億美元。

「東亞病夫」提升為「世界病夫」
  以上的報導全是由中共官員或黨控機關研究所得並經黨控喉舌發佈的中國國情。按常理,實際情況可能較上述情況嚴重得多。但單從以上數據看來,中國不但極其腐化、骯髒,中國人甚至可能已衝出亞洲,不再是「東亞病夫」,而是「世界病夫」了。

  類似以上真人真事任何一件若發生在世界上稍為文明的地區,或會引發民眾以選舉更換政府、或會觸發革命、或會有人廢寢忘食以求解困良方,或會有人以斷指剖腹自焚以激勵民心,或會有人以一死謝天下。孟子若在生,除非已被關在秦城監獄,否則也早已鼓吹「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了。

  面對中國千瘡百孔的現狀,中國人的反應是怎樣呢?還有點良心的會說有心無力,絕大多數會是無動於衷,甚或對情況也不清不楚,總之是繼續莫談國事,繼續熱烈參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市場經濟,繼續燈紅酒綠卡拉OK ,繼續相信中國的問題都是由天災、西洋人或東洋人所造成,繼續等待每一個獲官方御准的排外機會、以發泄被奴役的苦悶和奪回中國失落的自尊,繼續相信中國最需要的還是監獄一樣的穩定,繼續相信中國文化優越無比、繼續以身為中國人為無上光榮、繼續相信中國不管有沒有能力治國但統治面積還是越大越好(譬如中國官民日夜揚言要解放台灣和釣魚台等),尤甚者,他們會繼續越來越相信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十億工蟻任壓榨他國難匹敵
  中國國內的大問題幾乎每一個都嚴重得足以令中國陷於災難的深淵,它憑甚麼問鼎世界盟主呢?當然我不是說中共或中國就會走向崩潰,正如我以前引用費孝通的觀察那樣,中國這樣的社會只會慢性癱瘓而難以崩潰的,中國社會有極其深厚的「爛活文化」,人人都是有潛質忍受大苦大難大侮辱的苟活專家,魯迅就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們已越來越看得清楚,中國人心目中所謂世界盟主,無非是藉其經濟威力。而其經濟威力說穿了無非是通過統治集團牢牢控制著全中國超過十億的勞動人口,將這十億人當作工蟻一樣的呼之則來任其壓榨。中國大陸於一九八二年頒佈的憲法中已刪去工人有罷工權利的字眼,理由是「我們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通常情況下勞動者不需要採取罷工的手段,所以不把罷工列為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之一。」(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討論稿)》)全國工廠均須成立由黨控制的工會,目的當然是確保工人不會引進及行使自由國家勞工所享有的權利。

  中國官商乘著世界進一步走向經濟全球化,就牽著這這十億隻工蟻像海嘯一樣掃蕩全球。文明國家講人權,僱員開支不能太低,生產也要顧及環境生態,在在都是開支。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勞聯產聯( AFL-CIO) 已經指出,「中國政府對勞工的剝削,已經嚴重扭曲了全球的勞工市場,要不是中國鎮壓工人權利,美國國內製造業職位和工資所受打擊會大為減少。」至於其他窮國也不容易與中國匹敵,原因是在這地球上也不容易找到一個像中國人那樣集奴性、卑怯、陰險、愛財、自私於一身的窮民族。

  中國以這樣原始野蠻的管治模式稱霸於世,對這個世界的文明發展又有甚麼意義呢?典型的中國人當然不會同意中國是原始野蠻(就如精神病人沒有幾個是會自認是精神病人那樣),但他們肯定會反問︰現在的世界盟主美國不野蠻嗎?可憐的中國人,為甚麼總是要以美國的一言一行作為自己行事的最高指標呢?某社會賢達姦淫擄掠,難道我們就有理由姦淫擄掠嗎?中國人將孔子捧上天,為甚麼所作所為總是跟他所教誨的「見賢思齊」背道而行的呢?

舉國皆奴役難望救國救民
  許多人認為,解決中國這些老大問題,發展教育就是不二法門。卻素來極少極少(中國)人指出,共產黨(特別是有中國特色的共產黨) 控制下的教育重點只是洗腦,而不是培養國民獨立思考或監督政府施政。可以說,中共控制下的教育,目的主要是方便讓民眾接收政府的命令,認同當政者的意識形態,縱容或原諒當政者的惡行,概言之,都是為培養奴才而設的「教育」。接受如此「教育」的人一旦當上大官,可以做的還不過是沒完沒了拿著「穩定、團結」之類萬年口號炒冷飯。所以,從這角度看,在中共控制下,有能力上學也不一定是值得慶幸的事。陸九淵說的「雖不識一字, 亦能堂堂正正做個人。」亦意境全出矣。

  那麼,甚麼比教育更加重要呢?當然是政治,是政體。因為控制學校課程、調撥教育資源的是最高政治領導,教育部門至多是統治者的工具。更有甚者,政治責任盪然,統治者無法無天,即使當局有心想花錢搞好教育,教育經費也會由於官場腐化而被侵吞,「希望工程」也會變成「欺望工程」。將一切管治問題的根源非政治化,本身就是極其政治化的舉動。築堤修壩偷工減料導致水災,傾全國之力在奧運摘金而無視民眾健康和運動普及設施,斥千億送人上天而要乞靈於「希望工程」來振興教育,高幹子弟個個家財億萬而無數人年均收入不過數百數千,難道這些不是與腐敗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即從簡單的人性看,如果一個政治制度只是待民眾如牛馬,視民命如草芥、以剝削奴役草菅人命為己任,擔心監獄而不是民房的穩固,那麼也休想這些牛馬不如的奴才會有公德精神,不濫伐不濫墾不濫採,愛護長江黃河淮河灕江洞庭湖,或響應統治者任何救亡呼籲。畢竟,奴才的天職只是依法舐癰吮痔、蠅營狗苟,救國救民的大任,叫奴才太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