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權力，享受自由
◎ 余 杰

● 發動政制改革而最終讓蘇聯解體的戈巴契夫早已淡出權力，但他享受到了自己種下的甘美果實——自由。而先行者赫魯曉夫下台後，連出版回憶錄的自由也沒有。
　　
　　超民是健忘的。在昔日龐大的蘇聯帝國崩潰十多年之後，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進行了一次社會調查，該調查結果顯示：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俄羅斯人能準確無誤地記得一九九一年「八一九」政變期間「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中的某一位成員，百分之六十一的人甚至叫不出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人的名字，有人甚至認為戈巴契夫是該委員會的成員，許多人還把現今很活躍的一些政治人物當作其中的成員，如久加諾夫、日里諾夫斯基、丘拜斯、蓋達爾、基里延科等人，更可笑的是連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也不幸被列入其中。而當年真正的成員們，多半都被大家所忘，知名度最高的是當時的國防部長亞佐夫，記得他的民眾也只有百分之十五。

　　正是「八一九」事件直接導致了蘇聯紅色帝國的解體：那一天，憤怒與恐懼、抗爭與順從、失望與希望、邪惡與正義、光明與黑暗 ......全都糾結在了一起。那一天，一個超級大國的命運被劃上休止符；那一天，一套巨無霸般的政治架構突然化為齏粉；那一天，自由的陽光照耀到了古拉格群島的每一個角落。一群普通人開始走向領袖的座椅、一群領袖開始淪為平民的身份，所有國民的生活也都由此開始發生劇變。未來有許多是未知的因素，但有一點卻是確鑿無疑的——自由終於降臨了。

退出權力中心被人淡忘
　　如此重大的事件，卻被人們悄然忘卻——包括這出偉大戲劇的主角戈巴契夫。被迫退出權力中心之後，戈氏成立了新的政黨——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然而，戈氏本人在一九九六年的大選中只獲得百分之零點五的選票，他所領導的黨在一九九九年底的議會大選中沒有獲得任何議席，對俄羅斯的政局無足輕重。對於這樣的結果，戈氏的心中一定是百般滋味俱全，但他確信這樣的一個事實：他帶來了自由，而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領袖和民眾都需要付出各自不同的代價，如同學者切爾尼亞耶夫所說：「作為政治家，戈巴契夫輸了。作為救世主，他將載入史冊，救世主的命運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

　　用「救世主」來定義戈氏未免過於誇張，用「先知」這一的說法也許更加貼切。俄羅斯《文學報》這樣評價戈氏的歷史貢獻：「他打破了極權主義專制制度的歷史繼承性，按照奧威爾的說法，這種專制制度，即「權力作為目的本身」乃是極權主義國家存在的惟一意義。他的失敗是他自覺的選擇，他的不成功是他的立場。」曾在蘇共外交機構擔任要職、並出任蘇聯總統顧問和新聞發言人的安德烈．格拉喬夫，出版了《戈巴契夫之謎》一書。這是俄國國內第一部戈氏的傳記，將其與戈氏的自傳參照閱讀，則能更加清晰地瞭解戈氏所領導的改革的脈絡、戈氏事業的成敗及其歷史價值。

　　戈巴契夫是誰？有人認為他是泱泱大國和共產主義理想的「掘墓人」，有人則認為他是具有人的面貌的社會主義的預言家。有人認為他的過錯在理想主義，在於對「民主的自動作用」的浪漫信條，有人則認為他是在一個習慣沙皇和暴君的國家裡不夠果斷的領導人。誰更接近真理呢？作為歷史學家，格拉喬夫具有寬廣的歷史視野，他發現戈氏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克里姆林宮連續三場葬禮之後，人們再也忍受不了老朽治國的狀況了，在政治局中最為「生氣勃勃」的戈氏自然而然地脫穎而出。

　　格拉喬夫高度地評價了戈氏的歷史地位：「改革的經歷中，有靠傳主戈巴契夫的倡導、政治勇氣和對選定目標的執著追求作保證的無可爭議的成就。他所選定的目標是：民主，法律至高無上和國際關係中不接受暴力。」在鳳凰衛視為戈氏拍攝的一部記錄片中，這位年過七旬的老人健步如飛地步行在紅場外的道路上。他失去了帝國，失去了妻子，居住在莫斯科郊外一幢普通的別墅中，他的事業只剩下一個小小的基金會。戈氏告訴記者，他對當年所做的一切並不後悔，「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一九九一年年末，在告別政壇的講話中，戈氏自豪地對自己的執政生涯作了這樣的總結：「消滅了那個早已使我國無法成為富足安康、繁榮富強國家的極權主義體制。在民主變革的道路上實現了突破，自由選舉、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權機構、多黨制均已成為現實。社會獲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了解放。這是最主要的成就。」

　　從未給任何人當過助手的柳巴爾斯基誇獎戈氏，不是因為意圖，而恰恰是因為結果：「首先我想對他表示感謝，因為他為我們的自由所做的比任何別的人都多，我們未能充分地利用自由，這不僅僅是他的錯。至於戈巴契夫並不都是自覺地這樣做，有時甚至帶有相反的意圖，這並不重要，歸根結底，歷史上只對結果作出評價，而他超過了所有的期望。」

持不同政見的元首，改革兩大失誤
　　戈巴契夫是一個謎，他為什麼會啟動改革呢？回顧歷史，戈氏認為：「當時要背十字架。即使到了忍受不了的時候......」格拉喬夫分析說，戈氏即使在擔任最高元首的職務的時候，也是整個體制的「持不同政見者」。這一說法有點石破天驚的味道：被蘇聯當局放逐的作家西尼亞夫斯基看透了不久前世界第二超級大國執政者有一顆類似持不同政見者的心靈，這一身份一直保持至今——如今在野的戈氏在批評新政權時，說自己是受了另一位持不同政見者（俄國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薩哈羅夫的鼓舞。當然，戈氏也深受時代的限制，格拉喬夫指出（戈氏本人後來也意識到了）改革存在兩大失誤：一是未能及時將黨一分為二，即將黨內具有改革意向的那部分從官僚主義機關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結果造成了黨內健康力量被那些癌細胞所吞噬。戈氏沒有料到黨政系統的「中間環節」在改革道路上會成為那麼巨大的障礙——這是褐色的官僚化的黨機關、刀槍不入的保守階層，它阻礙著銳意改革的領導層同願意熱情支持他們的大多數民眾的重新組合。戈氏不敢冒「分裂黨」的危險，一直企圖充當左右兩派的調和人，卻加速了黨的潰敗。二是戈氏未能下定決心對「經濟基礎」進行根本的改造，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他還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三心二意。正如戈拉喬夫所論述的那樣：「政治民主化與經濟改革之間的間隙的出現，不僅是由於改革首倡者在走向市場經濟方面遲遲按兵不動，而是由於他們起初在這個領域乾脆是在往後退。」這兩大失誤使得戈氏的改革未能取得最後的成功。

　　鳳凰衛視為戈氏所拍攝的記錄片，受「成王敗寇」的傳統觀念的制約，調子哀婉低沉。我卻發現，戈巴契夫的平民生活過得充實而愉快。只有在談到剛剛逝世的妻子賴莎時，他才流下淚水。戈氏去大學講學、去世界各地考察、寫作回憶錄、回老家看望親人......他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戈氏的外孫女成為歐洲最出色的時裝模特兒，他為她感到驕傲。這些都是一個專制帝國的元首可望而不可求的自由。戈氏給予人民以自由，也給予自己以自由。格拉喬夫寫道：「戈氏選擇民主說教和公開性作為自己改革計劃的主要工具，違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忠告，拒絕【秘密和威望】（況且他知道俄國執政者的【威望】往往僅僅通過非同尋常的暴行來贏得），在許多人眼中他變成了【軟弱】、優柔寡斷的領導人，擔當不起肩頭的重擔。」

使人民獲得自由，自己也享受自由
　　與那些信奉暴力機器的人相反，戈氏毅然放棄在國外和國內炫耀乃至使用武力的帝國傳統，這並不能說明他是一個軟弱的人，相反這一選擇凸現出了他罕見的勇氣。這種勇氣在「八一九」政變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當政變者將蘇聯總統一家人囚禁起來，逼迫總統在辭職信上簽字時，戈氏斷然拒絕了。瓦連尼科夫將軍以軍人的直率確切地說明：「不是必須靠邊站，而是下台。」戈氏沒有在威脅面前屈服，他斥責他們說：「你們和派你們來的人都是冒險主義分子。你們要毀掉自己，那是你們的事。可你們要毀掉國家，毀掉我們所做的一切。」在連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時候，戈氏沒有喪失領袖的尊嚴。

　　是的，戈巴契夫被遺忘了，但他安於被人民遺忘的命運。今天的俄羅斯，有人對現狀滿意，有人則不滿意；有人參與投票，有人拒絕投票；有人痛罵新總統普京，也有人讚美他。最關鍵的事實是：在今天的俄羅斯，再沒有人擔心晚上會響起克格勃那可怕的敲門聲了，再沒有一個無時不刻地盯著所有人的「老大哥」了。從某種意義上說，被人遺忘是戈巴契夫的幸福。在專制時代，那個領袖能和平地交接權力呢？哪個下台的領袖能享有「被遺忘」的權利呢？

　　當年，失去權力的赫魯曉夫，門外時刻停著一輛克格勃的轎車。勃列日涅夫不准赫魯曉夫在蘇聯境內出版回憶錄，他不得不通過外國記者把手稿的影印件帶到西方。該回憶錄在西方出版之後，他立即受到蘇共中央的威脅和恐嚇。而戈巴契夫締造了一個自由社會的開端，他也享受著自己所種下的甘美果實：他可以自由地在俄羅斯和西方同時出版回憶錄和其他評論文集，他可以自由地到大學和學術機構去講課。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戈氏已經獲得了一個政治家在當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這種榮譽遠遠比虛幻的權力和家屬貪污腐敗的機會更有價值。當然，某些專制國家的領袖們不會接受這樣的價值評價體系，他們有另外的一副天平——對於他們來說，權力永遠是第一位的。這就是戈巴契夫與他們最大的區別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