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者程翔的悲劇
◎ 蔡詠梅

●編者按：香港資深記者程翔今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廣州被捕，中共指控他為境外作「間諜」。香港和海外媒體發起拯救程翔的運動。

　
　五月底突傳原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四月在大陸被捕，中共指控他為境外作間諜，收了大筆金錢報酬。聞者莫不驚訝。程翔從事新聞工作三十年，相知遍天下。而認識他的人都知他是好人：忠厚、誠實、性淡泊、有理想，不可能為金錢給人做情報。

　我在香港入新聞這一行也有二十餘年，亦認識程翔。首次見到他是六四前夕在北京採訪八九民運的時候。當時我在國民黨報紙《香港時報》工作，是這家報有史以來第一個派到大陸採訪的記者。當時名義上是去做中華民國財政部長郭婉蓉參加北京亞銀年會的新聞，實際上要我去採訪正如火如荼的北京學運。因為那時兩岸關係剛解凍，「共匪」剛改稱「中共」，報館仍有顧慮。看到中央社記者都去了，膽子才大起來。

文匯報駐京辦成香港記者大本營
　當時赴京採訪的香港記者大多住在長安街上的北京飯店，香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在這個飯店租有套間辦公，因此經常見到該報駐京辦主任劉銳紹，及時已任副總編輯的程翔。
　
　北京宣佈戒嚴後，形勢突然變得很緊張，全體香港記者連夜在文匯報辦事處開會，商討在戒嚴令下如何做新聞及如何自我保護等。那時劉銳紹他們的辦公室成為赴京採訪記者的大本營，大家進進出出，打探消息，用文匯報的傳真機發稿。（戒嚴後北京飯店停止向記者提供傳真服務）。後來回香港才知，香港時報同事，收到我的傳真稿時，第一次見到文匯報幾個字時竟嚇了一跳。那時香港右派與左派形同敵國，與共黨有交往的就是通敵，是非常敏感的事。那時長途電話費貴得驚人，每分鐘要十幾元，傳了稿我們都會付費。記得我要劉銳紹開個收據，劉一提筆也覺得不尋常，抬頭望了我一眼，問道：「是文匯報開給香港時報？」我笑說，「不曉得回去報不報到賬！」

程翔與包遵信的深夜長談
　記得有一天深夜支持學生最力的著名學者包遵信來北京飯店找程翔，談了很久，只有我和另一位女記者在場。包遵信很激動，大罵政府流氓，並批評了一些知識份子。程翔說話不多，主要是聽，有點心事重重的樣子，似乎已感覺形勢不妙。不過誰也想不到最後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會以長安街喋血的悲劇收場。

六月回到香港，文匯報發生大地震，在中共的壓力下，報紙轉向，程翔夫婦和一批香港本地員工激於義憤，宣告脫離文匯報，只有劉銳紹未走，但他穿著紀念六四的Ｔ恤天天去上班，最後亦被開除。後來兩人辦了獨立刊物《當代》，僱了一些流亡到港的民運人士，包括茉莉都在《當代》工作過。

六四後找程翔作專訪
　我曾找程翔飲咖啡，作了一次專訪，要他談六四和自己後來的選擇。他談得很平淡，沒有高調，大約說主要是希望國家好，無法接受文匯報轉向與屠殺學生的黨中央保持一致，留在文匯報過不了良心這一關。也談辦《當代》不是要與北京搞對抗，僅希望發表一些理性獨立的聲音。程翔也談到離開文匯報面臨的生存壓力，辦雜誌的艱難，以及對一些左派朋友的失望。神態中有那麼一點無奈和失落。

　我一九八○年從大陸移民香港，八一年進香港時報，那時國民黨勢力很大，親中共的左派處於社會邊緣。常聽報館同事說，左派學校，比如香江中學、培僑中學畢業的左仔，在社會上很難找到工作，也不能當公務員，只能去左派機構打工。而文匯報這些左派機構的工資很低，員工生活比較清苦。那時香港的大學只有兩所——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其中港大學生更是天之驕子，畢業出來仕途商途條件通順，程翔當年的港大同學現都是香港商界政界得意人物，所以像程翔這樣的港大畢業生，捨前途無量的主流社會而去左派文匯報當記者，確實是為了某種理念作出的犧牲。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已成定局後，這種政治氣候才開始改變，左仔越來越吃香，以前親英不左的人也紛紛突然「愛國」左起來。已當上文匯報副總編輯的老左仔程翔如果昧著良心堅持左到九七回歸，今天恐怕也是耀眼的特區新貴之一。但為了一個理念，程翔和劉銳紹等卻甘心「斯人獨憔悴」。這樣的人品，有誰相信會為金錢當間諜？

　程翔被捕是北京當局以宗鳳鳴關於趙紫陽的第二部書稿為餌，將他騙到廣州被捕。

維園悼趙紫陽見程翔夫婦
　宗鳳鳴第一部載有趙紫陽軟禁中談話的回憶錄《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顧兼和趙紫陽談話的一些回憶》的簡體字版，二○○四年五月由一位私人書商在深圳出版，但此版本並未在香港發售過，僅程翔在他任職的新加坡海峽時報作過報導。在國內有幸讀到此——書的杭州作家傅國湧一篇讀後感發表在《開放》今年元月號上，大概是海外的首次評論。我接到這篇稿子，打電話找程翔，說他到美國採訪總統大選去了。再見到程翔已是一月二十一日香港維園悼念趙紫陽逝世的燭光晚會上，在黑夜中散去的人潮中見到程翔、劉敏儀夫婦，打了個招呼，然後談到宗鳳鳴的書。程翔說，我有一本，為甚麼不來找我。我說，找了，你不在香港。

　想不到後來中共即以宗鳳鳴書稿作餌，看來是準了程翔的六四情結。

體制內改革者的悲劇
　愛夫情切的劉敏儀向胡錦濤發公開信，透露程翔曾就香港、台灣問題向中共建言，協助中共了解港台問題。有媒體質疑新聞記者程翔是否採過了線？也有人說他愛國愛過了頭。
對程翔此舉我倒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抱著與人為善想法的體制內改革者很多，包括這次與程翔同案被捕的中國社科院學者陸建華，他們都有一個單純的目的：為國家好。體制內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行得通，應是中國憲政改革的最佳選擇。但程翔這類忠良之輩的悲劇在於：六四之後的中共已完全墮落為腐敗的利益集團，其專制本質已不可救藥，在這個沒落的體制中，忠言逆耳，理想主義者都不免落得忠良冤死的悲劇下場。大焉者趙紫陽，小焉者即程翔也。程翔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知識份子，做人有情操、有原則，涉足險惡的中共政治就不免太天真。

　記得我在大陸讀中學時，要我們向組織交心，講真話。我講了，結果成為思想有問題的學生，受到懲罰。一位坐過中共大牢的名作家曾在公開演講中這樣告誡聽眾：我們的政府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告訴你們，有一天你們犯了事，千萬記住：坦白是要從嚴的，抗拒還可有生路一條。可嘆與中共打交道幾十年的程翔夫婦竟不知中國這殘酷的道理，以為忠誠坦白，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交出電腦，發出公開信，以此來剖白自己的清白和忠貞愛國之心，但他們或想不到交心正好為中共羅織罪名牽連無辜作證據。

　由於中國無法治可言，拯救程翔只有海外對中共施以強大的輿論壓力，低調是沒有用的。即或有內部的斡旋運作，也要有外部壓力以配合。希望程翔早日獲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