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性變革前夜的一代新人
◎ 金 鐘
● 編者按：北京知名青年作家余杰的最新政治評論集《天安門之子》由開放雜誌社出版，九月初在香港面世。這是本刊總編輯為該書寫的後記，對余杰和他的書作出評介。
繼二○○三年一月出版余杰的海外政論選《拒絕謊言》之後，現在我們榮幸地再推出這本余杰的最新政治評論集《天安門之子》。書名需要一點解讀。這本書當然不是專寫天安門六四問題，一九八九年的余杰還是四川一個偏遠小鎮的一名十六歲中學生，但是，十四年之後，他在紐約的一次演講中說，那個六四之夜，讓他「過早地結束了少年時代，一夜之間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禮。」透過大氣電波（沒有電視），聽到天安門的槍聲、吶喊和慘叫，他在淚水中明白了甚麼是善與惡、甚麼是自由和奴役。他說，從此之後，沒有人可以再欺騙他，「那座用謊言建構的宮殿像紙房子一樣坍塌了。」「我的生命從此改變。我是母親的孩子，也是六四的孩子。」
他對自己說：「一定要考北大，因為那裏有我的兄弟。」余杰引用十九世紀俄羅斯思想家赫爾岑的類似經歷（目睹沙皇處死十二月黨人後舉行盛大慶祝儀式而決心為死者報仇），發誓說，一定要說真話，拒絕謊言，爭取自由，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
十六年來，余杰勤學苦讀，考入北大，完成學業，埋頭著述，出版十七種著作，多數都有近十萬冊的銷量，處女作《火與冰》更在兩年間印行百萬冊，成為中國大陸青年一代最受歡迎的非官方作家，大人們，甚至監視他的年輕公安們也讀他的書。他說，「是六四的先輩們使我成為今天的我，而不是又一個為權力階層幫兇、幫忙和幫閒的文人才子。」放眼六四記憶漸行漸遠的神州內外，余杰不愧是天安門慘案播下的火種中，卓然升起的一顆最明亮的星。這符合一個思想者成長的邏輯——在求知三岔路口的少年時代，一個重大的啟蒙事件，將有畢生的導航意義，就像我們在斯大林和毛時代走過來的一代對蘇共二十大刻骨銘心一樣。「二十大之子」到「天安門之子」，顯示當代共產極權主義趨向衰亡的不可抗拒的軌跡。
境外寫稿：追求勇者的快樂
余杰這本文集，收集了近兩三年的七十篇評論文章，是從其二百多篇文章中精選出來的。和《拒絕謊言》的六十三篇文章一樣，絕大部分發表在中國大陸之外的媒體上，包括香港、美國和台灣的報章雜誌和中文網路，傳播甚廣。有些讀者不明白：身居一個「老大哥隨時隨地盯著你」的國度，為甚麼可以在海外各色媒體上發表如此尖銳的批評文章而安全無恙？這是我們許多次遇到的問題。其實，這問題並無神秘之處。首先，是大背景的變化：正如著名學者李慎之所指出，中國現在處於「後極權主義」時期，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共產黨的統治手段主要是利益槓桿與維持謊言，而不是毛時代的血腥清算和鎖國洗腦，加上現代傳播工具的日新月異，迫使當局對言論的控制侷限於其權力範圍，於是出現「內外有別」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只是對於珍惜言論自由的人才有利用價值，余杰就屬於這類人。他曾經這樣描述他為「境外寫稿」的心情：「好像突然從黑暗的屋子來到燦爛的陽光下一樣，我成了一隻掙脫繩索的風箏，奮力飛向遙遠的天際
...... 這種幸福的體驗是那些禦用文人們所無法想像的，就好像一個被去勢的太監無法體驗正常人做愛的快樂一樣。」
是的，今天那些被酒色財氣所熏陶的名流、生怕熱水燙傷手指的小市民怎能體驗余杰的快樂？當然，為了這種快樂，余杰和他的同道們是有心理準備付出代價的。因為這是勇者的快樂，不被中國法律所保護的快樂。余杰在自序中記錄了一段他被威嚇的經過，那是一個他不曾領略的恐怖之夜，去年十二月他被北京市公安帶去折磨了十四個鐘頭。利誘在先，恐嚇在後，揚言要他「人間蒸發」。余杰沒有被嚇倒，他以內心的尊嚴，看透了鷹犬們的虛弱，而且把這一幕公之於眾。我認為，余杰在此事件中作出了一個示範。那就是在日益式微的專制面前如何自處，如何維護自身可以維護的權利。因為余杰和許多境外寫作者一樣（網上寫作均可視為境外寫作，因為網絡無國界，大陸許多網上文章與資訊都被境外所用），他們行使的只是一個現代社會最起碼的「言說」的權利，無涉「國家機密」，這是中共加入世貿以來一直承認的權利。敢不敢使用和如何使用這項權利，就像在官方媒體上尋找「出格」的機會一樣，全在乎一個公民的自覺。
基督教文化：新的精神資源
余杰認為這本書比《拒絕謊言》有長足進步。作為編輯，我們可以加以補充。本書和兩年前的《拒絕謊言》一樣以政治觀察和文化思考的批判性為基調，但在選題的廣度和思考的深度上，都有明顯的提升。
打開《天安門之子》，前面就是幾篇在美國的演講稿。余杰應付演講十分認真，都有悉心撰寫的講稿，主題鮮明，誠摯感人，毫無嘩眾取寵之意，讀來都是好文章。這幾年，余杰出訪美國、香港、法國、日本，受到海外讀者的熱忱歡迎，二○○三年，他在香港出席開放雜誌為他舉辦的演講會，吸引了許多知名的政治評論員和專欄作家，極一時之盛。他的《拒絕謊言》也得到海外不少青年的共鳴。余杰的寫作走出大陸，和海外知識界溝通，讓外部世界瞭解中國年輕一代的思想抱負和情懷，也開闊了自己的視野，這是《天安門之子》新的特色。
和余杰以前的作品另一不同之處是，這本新著沁透著一股與基督教原罪感相呼應的懺悔意識。余杰在文章中常常援引《聖經》以彰顯論說的信心。在那次被公安審問中，余杰回憶道：「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禱告，求神賜予我智慧和勇氣，也求神赦免你們的罪行，因為你們說做的一切，你們都不知道。」他把寫給「警察讀者」的公開信當作自序收入書中，是因為「這封信也是一個自我療傷的過程，我將努力去掉心靈深處的憤怒與怨毒，而填充進仁愛與寬恕。」本書附錄「余杰和蕭然的通信」，是兩個青年朋友的心靈對話，他們從對余秋雨的批評入手，深入交換對「懺悔意識」的觀感。余杰認為，「懺悔是有尊嚴的生活的前提，是人類精神自覺的開端。懺悔體現了一個人一個民族的理性成熟和道德的誠實。」
余杰在大陸文化思想領域全面出擊的同時，不隱諱他和他的朋友們精神上的苦悶和掙扎，他們借鑒國內外學界的宗教研究，特別從特蕾莎修女、曼德拉、圖圖主教、哈維爾、瓦文薩、金大中這些有宗教背景的偉大人物的生平事跡中探索人生的信仰和終極問題，基督教文化就是他們探索中的一個選擇，成為他們新的思想資源。據說，和余杰具同質性的群體中，已有不少人選擇歸依主耶穌，他們上教堂，或者在家庭中聚會做禮拜。沒有任何趨時和功利動機，只為了尋找靈魂的歸宿，為了一個自我完善的信仰。他們同氣相求，「活學活用」，提倡以懺悔精神反省歷史、拯救民族道德的墮落。這是當代中國後極權主義社會思潮的一道值得注意的風景線。無法判斷這股思潮的未來，但是，面對被毛澤東狂暴肆虐留下的一片廢墟，重建精神家園的工程，不難想見其艱巨將超過「指日可待」的專制政體的結束，其意義則可喻為近百年來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二十一世紀版。
追隨先賢：懷一顆赤子之心
回到論政層面。有一次，余杰的朋友王怡告訴我，他和余杰聊天，彼此都有一個心願，做一名像儲安平、張季鸞那樣的報刊主筆，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政見。余杰在本書中，也陳述過他的志向，他回答「希望他多做學問」的批評時說，在今日中國說出常識比做「專業學術」更重要，他不明白何以那麼多人夢想創造「思想體系」？他說，中國更需要的是恢復常識、言說常識、實踐常識。因此，他選擇「說出真相」。甚麼是真相？他說，他每次回到家鄉，都有王怡那樣的痛感：「我們的家鄉都在陷落」，但是誰承認這個常識呢？他認為，不參與公眾生活，學問再大，只是一方面的專家，而不是「知識份子」。他心中的明燈是梁啟超、陳獨秀、遇羅克、林昭這些憂國憂民、學以致用的偉大榜樣。
余杰的文章，八年來，依舊如《火與冰》的出版人賀雄飛所言「充滿純真和鋒芒，帶著血的蒸氣，是真北大的聲音，是真青年的聲音。」以傳媒經驗看，余杰文章也是上乘的評論，樸實無華，一針見血，可讀性高。他是這樣一類讀書人：為人隨和，行事低調，悲天憫人，但是內心有著火一般的熱情，在暴力和邪惡面前堅毅不屈，顯現古賢人弘揚的信念——柔弱勝剛強。
今天，毛時代過去近三十年，中國經濟開放已經為結束千年「帝制」奠定了空前有利的物質基礎，在這歷史性變革的前夜，像余杰這樣懷有赤子之心、自強不息、勇於跳出舊巢又能自食其力的一代新人，帶給我們許多想像的空間。
在《天安門之子》出版之際，特地寫下這篇讀後感，以就教於讀者諸君。
二○○五年八月十四日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