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位名家的書，從各方面訴說白宮高層決策內幕、人事矛盾，布殊不重視不同意見不面對現實，致使伊戰一路錯下去。

近數年來美國幾十本批評布殊與伊戰的書籍中，以最近出版的伍德沃德（ Bob Wood Ward ）的《拒認現實的心態》（ State of denial ）最引起廣大注意，也最有影響。單是書名就一下子表明了總統與其僚屬不願正視伊戰現實的心態。作者乃是揭破尼克松總統水門醜案的名記者，在伊戰初期，他確曾寫過兩部讚揚布殊主戰決意的書，因此，新書的突然轉向而大加批評，更令讀者注目。這書是花時兩年採訪許多重要人物的結果。

　　在這本書中，布殊被描寫為一個急躁、被動、一知半解、在智力上不具好奇心的領導者，而他所領導下的作戰內閣也是顢頇無能。他的宗教信仰令他對戰局採取了必勝態度，不願重新考慮已作的各項決定。在二○○二年《布殊作戰》（ Bush At War ）一書中，作者曾讚揚布殊決斷而有遠見。但此本新書書名即表明布殊對伊拉克越來越糟局勢已落入否認現實的心態中。他堅持絕不撤退美軍，甚至說，「即使我已到了只剩有勞拉與巴尼支持我的地步。」勞拉是總統夫人，巴尼││是總統的愛犬。

　　作者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看法也同樣苛刻，把他描寫為一位驕橫強項、緊握控制的首腦，不願承擔國防部失策犯錯誤的責任。到了今日，他還堅持輕騎快馬的軍隊乃是最有效戰策。他的固執甚至引起勞拉擔憂。據書中報導，總統夫人曾要當時白宮幕僚長卡爾德（ Andrew H ． Card ）催促總統將他去職，以免他的做法損害夫君聲譽。但是副總統切尼則替拉姆斯菲爾德在總統面前撐腰。

指白宮高層無人說真話
　　 《拒認現實的心態》中，各種有關重要人物的軼事眾多，例如：當時聯合參謀總長邁爾斯將軍（ Gen Richard B ． Myers ）乃是國防部長的應聲蟲，不敢自出主張；前ＣＩＡ首腦鄧乃特（ George J ． Tenet ）雖然相信發動伊戰乃是大錯，但從未向總統陳述自己意見，現任國務卿、當時乃是國家安全顧問的賴斯女士被描寫為對總統惟命是從，承當了不能勝任的計劃與協調各機構合作任務。伍德沃德舉一個後來最令人痛心的例子：二○○一年七月十日，九一一慘案發生前兩個月，鄧乃特偕ＣＩＡ反恐怖專家前往白宮，向賴斯警告，根據各項情報，恐怖份子即將侵襲美國，但是賴斯似漠不關心，將他們輕易打發。

　　根據作者的形容，高級官員中幾乎沒有人說真話。政策鑒定的傳統過程應包括有條理的仔細分析與討論，但是這樣過程完全被忽視。專家們與高級將領建議了添加作戰軍隊以及戰後治安計劃，都被白宮與國防部例行常事地置之不理，所謂戰略都好像是即時湊成，沒有細細考慮。官方常把戰況形容為非常樂觀，而反指控新聞報導只是強調負面性的。早在二○○五年二月，賴斯密派國務院親信扎里考（ Philip D. Zelikow ）前往巴格達調查。此人回來向賴斯作秘密報告中有謂：「伊拉克乃是一個沒有成效的國家」，暴亂不斷，政治劇變。

　　雖然近來暴露白宮內幕的書籍眾多，但是伍德沃德新書確有額外信息。例如，他指出，富有越戰經驗的前國務卿基辛格乃是白宮常客，經常與布殊、切尼商談，對布殊戰略很有影響。他鼓勵他們把伊戰持續下去，絕不退卻。他的名言是：「取得勝利是唯一有意義的撤退策略。」

　　伍德沃德為寫此書所採訪的要人很多，此次，布殊雖拒絕接見，但他所用材料來源最多的來自鄧乃特、卡爾德、前副國務卿亞米塔奇（ Richard L Armitace ），老布殊白宮國防顧問斯羅克洛夫特（ Brent Snowcroft ），以及前沙地駐美大使班達王子。由於此書揭穿布殊白宮的幻想，有的評論家以為作者寫此書乃是在反悔以前兩書過份捧揚布殊。伍德沃德對拉姆斯菲爾德不願認錯的態度特別反感。書中也證實前國務卿鮑威爾與國防部長之間的不和，但後者取勝。當布殊囑幕僚長卡爾德向鮑威爾表示要他辭職時，鮑威爾答道：「如果我走，他也要走。」結果當然是拉姆斯菲爾德不走。

　　作者也未能獲得切尼的同意採訪。但在他筆下，切尼對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人武器仍有信心。他的固執與他對拉姆斯菲爾德的支持成為布殊堅持主戰不變的骨幹。（在戰爭初期，切尼甚至會在半夜三更用電話質問負責在伊拉克尋查大規模殺人武器的官員）。在總統辦公室接見曾在伊拉克服務回來的官員作報告時，總統好像是高高在上的國王，週圍坐了副總統、國防部長，國務卿等僚屬，布殊很少主動發言，偶然問問有何好消息，生活情況等等。他好像不懂實況，沒有好奇，從不追問戰地有何重要發展。他態度隨便，喜歡談笑，一個重要會議有時猶如社交集會。

　　從民間觀點看來，可慮的是：雖然各項情報都證明伊拉克局勢惡劣，軍民死傷越來越多，反美情緒越來越高，布殊、賴斯以及其他官僚還是不斷表示樂觀，展望最後勝利的到來。

向民間說謊的種種方法
　　 另一本同樣佔暢銷書榜最高位置的新書是佛蘭克．瑞奇（ FRANK RICH ）所著的《最大編造故事的銷售》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副題是「從九一一到卡特林納時期說實話美德的衰落」（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 From 9/11 To Katrina ）。作者乃「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瑞奇原是紐約最具勢力的劇評家，一言半語的批評可以關掉一齣新劇的上演。他厭於專寫劇評後，改職替「時報」寫時論專欄，每星期日一次，所寫文章較一般每周兩次的專欄長過一倍，盡可能使其暢所欲言。由於他的見解精闢，文字犀利，極受讀者歡迎。這本新書可說是他對「九一一」以來美國時勢的總評。書名原意是「最大的謊話」，可見作者對布殊政府意見的嚴厲。

　　在歷史上，美國各屆總統都說過謊話，約翰遜總統就是用越盟攻擊美國兵艦的藉口來鼓動人民支持越戰。瑞奇新書評述了布殊白宮向民間說謊的大規模而有條理的作法，包括用錢購買記者、偽裝的攝影記者，情報的歪曲，捏造作戰英雄來博取民眾同情，僱用公關專家寫有利政府的時論等等。書的主題是「偽造的現實」，並非政治局面的分析。瑞奇當然是個反對布殊的自由派作家，他指出白宮政治顧問卡爾羅芙（ Karl Rove ）在幕後的擺弄，他也指出，副總統切尼及其麾下的所謂「牛康派」謀士早在「九一一」慘案發生之前就在謀劃單面侵攻伊拉克。布殊聽信了牛康派的理論，以為將民主搬入中東，改革阿拉伯國家政體，即可解決了恐怖份子到處作亂的問題。

　　伊戰局面的混亂已證明牛康派理論錯誤。瑞奇論爭要點是布殊政府不但偽造發動戰爭的理由，而且不斷聲言勝利將即在望。切尼在二○○一年底即開始告訴記者，伊拉克與九一一劫機毀樓的恐怖份子間有密切關係「已有確實明證」。切尼說他對薩達姆擁有核子武器，也「毫無疑問」。這些，以及其他種種謊言，今日已證明毫無實據。但是當時甚至自由派刊物「新共和」也聽信了，寫社論主戰。戰爭初期的一項重要新聞是女兵傑西卡的「英勇事蹟」，國防部甚至向各電視台供應突擊隊在醫院救援傑西卡的錄影片映出，其實乃是偽造。而布殊在林肯號戰艦上穿了全副空軍戎裝，大踏步走向擴音器報告「任務已告完成」（ Mssion Accom Plihed ）的做戲場面，今日被人譏笑。

　　使我們公民痛心的是瑞奇所提的幾個問題：這些情事怎會發生？世界各國中規模最大、行事最認真的美國傳媒界怎會如此輕易聽信政府謊言？美國人民對甚麼一向是富具懷疑的，此次如何會如此容易受騙？（我還記得，不久前故世的美國名作家蘇珊．桑塔格曾指出，世界反美風氣之盛，乃是由於美國外交政策。此言一出，此位受各國崇敬的女作家，立時成為被人咒罵憎恨的對象。）

　　美國一般傳媒時常被極端右派份子指罵為左派、親共（？）、為虎作倀，好像一個報紙編輯先必須證明他是愛國的。但是當然，他的任務是發佈有實據並經過謹慎考慮的新聞真相。但是有的被視為左派的報紙還是輕易聽信政府宣傳，最後不得不依靠真正是左派的刊物如「紐約書評雙周刊」，「國家」周刊之類來指明。

　　政府欲要控制言論的伎倆不禁令我想到中共的壓抑手段。據瑞奇言，用「愛國」來作威懾只不過是伎倆之一，當編輯的往往被處在編發新聞須作辯護的僵勢。共和黨當政者往往攻擊一般傳媒界的偏見。瑞奇舉出一個例子，某次切尼在電視節目與一名叫Ａ．威廉姆斯（ Armstrong Williams ）的時論家出現，兩人一起攻擊報紙與其他媒介抱有親民主黨的成見。不久，消息傳出，威廉姆斯原來乃是政府出錢購買的偽裝的新聞從業員。瑞奇的箴言是：「真正的新聞業越是摸索不定，政府越易用宣傳品來填滿真空。」瑞奇與伍德沃德所不同者是前者是發表個人意見的時論家，後者是個與採訪對象有交往的記者。前者發表言論，後者只能作據實不偏的新聞報導。

鮑威爾新書：越戰經驗不受重視
　　 讀過兩位新聞從業員對布殊政府的印象後，我不免要想知道一些官方內部的看法。恰好前國務卿鮑威爾的傳記剛剛出世不久，我約略翻閱一下，知道一些大概。新書名《軍人：柯林．鮑威爾的一生》（ Soldier: The Life Of Colin Powell ）作者乃是「華盛頓郵報」副總編輯凱倫．狄楊（ Karen De young ）。

　　我們都知道，在布殊的「戰爭內閣」中，鮑威爾是惟一主張小心從事、不要貿然開戰的一員。但是在布殊的親信僚屬中，鮑威爾好像是局外人，受切尼與拉姆斯菲爾德蔑視。因此我們不免發問，當他發現自己的忠告無人接受時，為何不提出辭呈？為何不向總統苦諫，表明自己對戰爭的疑問？為何甘願受辱、被切尼與拉姆斯菲爾德討論外交政策時拒之於外？為何他不能說服布殊，點出他在越戰所學得的教訓：攻伊之戰必須先有三個條件：一、戰爭目的明確；二、派遣足夠軍隊以迅速壓倒敵方的戰略取勝；三、必須取得伊國人民的擁護。

　　狄楊在書中指出，鮑威爾原本只意在布殊內閣服務首屆四年。另有鮑威爾知友說，他的軍人背景令他不願質疑總統命令，此外，他是第一個達到如此高職的黑人，因此他猶豫留職，以可給後來者的方便。國務院內外交專家相信，他是惟一在正規外交政策與國家災禍之間的棟梁。有一位助理國務卿稱，他的在職已阻止了更糟事情的發生。狄楊謂，政府人員雖在暗中搗亂，不聽他的意見，他仍希望可利用自己國際聲望來幫功政府；他有軍人責任感，辭退無異承認失敗，而他是個驕傲的人。

　　《軍人》的上半部談他如何從一個窮苦加勒比海移民家庭升為世界名人。他在第一次海灣戰爭時期是老布殊總統任下的聯合參謀總長，於一九九五年曾寫過一本回憶錄。此本書的下半部才記述他在小布殊任內當國務卿的經驗。作者的一部份材料另取自鮑卿親信幕僚長威爾可遜（ Lawbence B ． Wilkerson ）。威爾可遜替首長抱不平，對布殊政府極為不滿。

鮑威爾自己曾與本書作者長談五次，最後一次是二○○五年他離職以後。像我們這些讀過好幾本批評現行政策的書的人，本書內許多白宮內幕訊息我們已經熟知。狄楊的書是用鮑威爾眼光來看布殊政府。我們已經知道，鮑威爾的知識與經驗極廣，行政手段也不錯，可是他抵不過那些一心一意要攻伊拉克的戰鷹，而他又自信能夠說服布殊。但無論在九一一之前或之後，他總覺得格格不入。他行事謹慎，往往三思而行，不合布殊草率魯莽的脾性。

　　狄楊寫道：「鮑威爾以為布殊的壞習慣是好像開車似的向死巷蒙頭直衝，或是搭乘在切尼所開駛的政策已定的車中，旁邊坐了拉姆斯菲爾德。不過布殊至少願意在撞入牆壁時煞車，他似懂得國務卿會幫他把車轉向。」狄楊以為這至少是鮑威爾在第一年中的看法，特別是在第一年中。

　　狄楊所奇怪的是鮑威爾為何等了這麼久才發現了他被那些主戰者隔離，他一直以為終會有機會把伊拉克危機拉回來。至於狄楊對布殊白宮顢頇的看法與近來幾本書中所形容的相似：傳統政策籌劃程序被破壞，專家意見被置之不理，著實的討論與分析都被避免舉行。最可憐的是國務卿賴斯，她在當國家安全顧問時已成績平平。當了國務卿後，她的官職雖高於國防部長，但反受後者輕視。伍德沃德書中談到，她有時打電話給國防部長留話，後者不回應。後來她向總統訴怨，布殊才命拉姆斯菲爾德給國務卿回電話。鮑威爾這樣評論她：「她好像是個應聲蟲，只告訴總統要聽的話，而不告訴他所需要的意見。」

　　狄楊寫道，二○○二年冬，國家安全理事會經常開會，討論軍事計劃與外交效果，但是在座者從不討論戰爭本身的正反面。鮑威爾告狄楊說，他從來沒有見過一次當人人提出建議後，總統作個最後決定。鮑威爾道，他認為布殊政府行事應該有一個有秩序的、守規律的程序，而這個程序的主要障礙乃是副總統切尼。切尼不但經常與布殊相會，而且自己也沒有「國家安全理事會」，幫助他供應情報。鮑威爾甚至說，總統有一種只注意最後向他耳語者的習慣，而最後在總統耳邊說話者往往是切尼。

　　狄楊寫道，國務院國務卿與副總統、國防部長及其下屬之間的鴻溝慢慢擴大其間的分野不但是部門性、政治意識性，而且也是個人性的。鮑威爾不喜切尼的執拗性格，而切尼則以為像鮑威爾這類圓融靈活而又受人愛戴的人總是不可靠的。

　　總而言之，鮑威爾在越戰時期所受經驗與教訓不獲布殊重視乃是美國的悲劇。他最後忠告：總統政策的決定如果不先經過高級顧問的誠實討論與商榷，終會形成禍患。

二○○六年十月十五日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