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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毛澤東整人手法
◎單少杰 ● 編者按：北京學者單少杰是研究毛的知名作家。這篇論文以大量史料提出毛是否懼怕歷史的問題，本刊將分期連載。 一九六二年七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澤東質問劉少奇：為什麼不頂住鄧子恢、陳雲等人的右傾舉動？劉一向順從毛，但此次竟「有些動感情」地頂了毛：「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劉少奇做錯事時害怕歷史，受冤屈時也寄希望於歷史。他晚年愛說這樣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那麼，毛澤東對於歷史是持什麼態度呢？是不是也像劉少奇那樣：或是在做錯事時懼怕歷史呢？或是在受冤屈時寄希望於歷史呢？ 筆者曾就此問題作過長時間思考並形成一些看法，概言之，由於毛澤東和劉少奇所擁有的政治經歷不盡相同，故而他們所遭遇的歷史問題也不盡相同： 毛澤東有類似於劉少奇因做錯事而「懼怕歷史」的問題，但無類似於劉少奇因受冤屈而「寄希望於歷史」的問題。因為就中共高層權力角逐最終結果來看，毛澤東無疑是最強者，是最善於整人的人，所以也就不存在因挨整而受冤屈的問題。雖然，毛澤東在其政治生涯中也曾挨過整，也曾受過冤屈。例如，他在江西蘇區時就曾被指責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被奚落為一個狹隘經驗主義者。 然而，毛澤東已經把自己挨整的事給擺平了，甚至平過了頭。例如，他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就已經把那些整過他的人都給整治了一遍，甚至把那些雖沒有整過他但也沒有推崇過他的人都給整治了一遍；已經把自己曾蒙受的冤屈都給雪清了，以至毋寧說是一個完全超凡脫塵的神。 無庸置疑，毛澤東在歷史上做過許多錯事，許多後果極為嚴重的大錯事，比如做過發動「大躍進」致使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錯事，又比如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致使數萬萬人歇斯底里的大錯事。 那麼，毛澤東會不會因此而懼怕歷史呢？ 毛還是有些懼怕歷史的 筆者也曾向李銳先生提出過「毛澤東怕不怕史」這一問題。李先生聽後眼睛一瞪說：「他怎麼不怕史？他怕，非常怕！你想想，他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麼長時間，做了那麼多壞事，卻沒有留下許多墨跡、許多他的親筆墨跡。他這是因為什麼？還不是因為怕史！怕留下他做壞事的親筆記錄，怕讓後人罵。」 可問題是，至少就現已公佈的文獻資料來看，他沒有能像劉少奇那樣直截了當地說過自己懼怕歷史的話。 毛澤東熟讀中國史書，自是能夠讀出中國史書有一重要功用，就是很在意褒貶人物，既很在意褒揚那些行了大善的人，使之流芳百世；也很在意貶斥那些作了大惡的人，使之遺臭萬年，故能讓那些「亂臣賊子」和「無道天子」感到懼怕。所以，毛澤東很明白，像他這種執掌過大權且又做出過大事故而必上史書的人，如果坦言自己非常懼怕歷史，就似乎在對號入座了，承認自己做了大惡，至少顯得自己有做了大惡的嫌疑。 不過，要識透像毛澤東這種言辭信用度一向不大高的政治人物，關鍵不是要聽其言，而是要觀其行，即通過觀察其行為方式來確證其內心想法。當然，這種確證隱有一個前提，即毛澤東的行為與毛澤東的意圖有著高度的相關性，故可以從他做了甚麼中看出他想了甚麼。 依據這一求證理路，筆者側重考察了毛澤東作為政者的一種最具有標誌性的行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說，此公入主北京後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整人了，整的主要是同黨高層人士。 這種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這樣兩個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須寫出檢查。這兩個手法都不僅有著現實方面的功用，而且有著歷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參與者都擔上與毛澤東同案的責任，從而有利於掩飾毛澤東的歷史形象，｜｜讓他們都因有著同案者身份而不願向歷史作證，不願全盤說出毛澤東整人的詳情。後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對毛澤東有利的字據，從而有利於粉飾毛澤東的歷史形象，｜｜讓他們都向歷史作證，誓言自己是完全錯誤的而毛澤東是完全正確的。 從毛澤東所使用的這兩個整人手法所具有的歷史效能中，我們可以看出他還是很在乎歷史的，很在乎自己將會有一個甚麼樣的歷史形象：既很注意去掩飾它，儘量設法去模糊那些對自己不利的歷史記述；也很注意去粉飾它，儘量設法去收存那些對自己有利的歷史記錄。簡言之，毛還是有些懼怕歷史的。 使手下人都成為整人打手 例如，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裹挾著整個中共中央向鄧子恢等人發難。全會計有二百四十八篇發言，內容大體一致：一方面高調擁護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另一方面疾言批評鄧子恢等「小腳女人」，指責後者「右傾保守」，是「同資產階級共呼吸的人」，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投降主義者」，等等。在這二百四十八篇發言中，少不了有一篇是鄧子恢自責自貶的發言：痛說自己「抱著十分沉重的心情」，檢討自己再次犯了「原則性錯誤」。 又如，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裹挾著整個中共中央向彭德懷等人發難。據李銳先生記述，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被印發下來後，多數與會者「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認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但是，到了「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極其嚴厲的批判和鬥爭。自此時起，沒有人再講大躍進、人民公社中的問題了，『問題不少』的中心議題被擱置一邊。原來表示贊成或基本贊成彭德懷信中的觀點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轉變態度，有的還違心地進行了揭發批判。整個會議於是形成一邊倒的形勢。」 七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又發指示：「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於是不論過去有沒有表過態，或講得重講得輕的，都起而踴躍發言，大家直接對著彭德懷、張聞天等開火。」 事隔二十餘年後，李銳先生憶及當時心情：「說實在的，這十多天會，我的心理狀態極為複雜，我覺得很悲觀。我想，這是中央委員會，這是我們黨最高領導層的會，怎麼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呢。」又如，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在毛澤東注視下，除陳少敏一人外，所有與會者都舉了手，贊成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贊成「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就最終結果來看，無論是主動舉起的手，還是被迫舉起的手，都無一例外地擊打在劉少奇的身上，儘管擊打的程度輕重不一，因此，也都無一例外地沾上了劉少奇身上的血，儘管沾上的分量多少不一。 毛澤東在糾合其黨徒整治其政敵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不願摻和其間的同趟渾水的人。他都不會輕易地放過這些人，或是當即予以呵斥，讓其下不了台；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後算賬。在「廬山會議」上，當朱德批判彭德懷不力時，毛澤東當即「將腿 𡟜 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譏刺得這位總司令「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只是最後講了幾句話。」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大多數中央委員不積極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積極批判劉少奇時，毛澤東當時隱忍不發，只是對他們做了說服爭取工作。可是到了會後，他便默許乃至縱容「造反派」去衝擊他們，去責難他們冥頑不化地犯了「推行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結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員都被貼了大字報，其中許多人還被開了批鬥會、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噴氣式」以及遊街，蒙受種種羞辱。 不過，這些被批鬥者的結局不完全一樣。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屬劉少奇嫡系人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關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恥辱地熬著活到了毛澤東去世後。 至於其他人的結局，則視其對毛澤東的認錯態度如何而決定其能否再獲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寫出痛罵自己的檢討書和痛責劉少奇歹毒的批判書之後，獲得寬大處理，補考過關，遂從「牛棚」中被「解放」出來，恢復組織生活，重返領導崗位，並在一段時間內作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狀，以報主席知遇之恩。 可見，在毛澤東不斷發起的整人運動中，毛澤東手下的黨人，尤其是高層黨人，沒有權利保持沉默，沒有權利不去積極摻和其間，而都必須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體鱗傷地倒在地上的人。否則，他們自己也會被整。 造成黨內道德水準低於常人 毛澤東數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這個黨的高層成員，也就是這位黨主席身邊的那些黨中貴要，大都做過這種落井下石的事、這種翻臉不認人的事。因此，這個黨的高層成員的道德水準（尤其是毛澤東執政時），大都低於常人的道德水準。 這個黨的高層成員不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僅大都整過別人，而且也大都被整過，整得檢討不 𠋥 ，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來、鄧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還有一些人如劉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也就是說，這個黨的高層成員大都有過雙重的經歷，既有過打手的經歷，也有過挨打者的經歷。他們既做過「胯夫」，也做過「胯下之夫」、毛澤東的「胯下之夫」。他們都幾無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過毛澤東所給予的恥辱。例外者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終被公認為７大奸大惡之人，堪比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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