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願的流亡
◎ 蘇曉康


猶如瞿秋白臨終留戀「中國的豆腐」,賓雁在病痛中抱怨美國這裡吃不上地道的「燒餅油條」。九月份去看他,骨瘦如柴地躺在客廳沙發上跟林培瑞聊天,朱洪說他體重還有一百五十磅,曾是一個偉岸的漢子,病入膏肓的境地還饞得很,叫我依然可以想起每次下館子,別人不動筷子的扣肉只有他吃得香......
病中的劉賓雁和老伴朱洪

他的直腸癌治療失敗了,聽他和朱洪復述治療過程,也不得要領,好像一開始的放射治療效果很好,既減低了癌細胞指標,身體亦無甚難受,於是停下來使用口服藥,癌細胞又上升,醫生又讓放射治療,卻換了一種藥,情形便開始逆轉,既不殺癌細胞,惡性反應也起來了......老兩口艱難描述著莫名其妙的治療時,傅莉踉蹌地進來,賓雁指著她對我說:「現在我成了她,朱洪成了你。」老太太已經顫巍巍了,只一年未遇,她手指和嘴唇都在抖動,她說醫生說她有「甲亢」,回來的路上我對傅莉說,只怕賓雁未走,朱洪先倒下......有病患社會學這門研究嗎?病患群體(patients)的錯覺、幻想、神話、語言皆自成體系,跟常態社會已經脫節,他們被動地受制於醫治者、宗教者(靈界)和超越領域(信仰、神)的操控,不再有自我,直到靈魂出竅;假如還有自我,那也是一個隻提供病患體驗以迎合各種神話的破損主體,此情形一如前現代社會之需要巫魅,因為尚無足夠知識甚至科學可以解釋周遭,便只能構築神話以紓解疑惑和恐懼。現代醫學因研究發現日益增進而成一繁複龐大的體系,非專業人員不能知曉其一二,大眾社會亦成一個醫盲社會,情形與前現代之缺醫少藥並無二致,甚至現代社會之通俗健康文化釀成民眾皆一知半解於醫學,更對巫魅推波助瀾。蘇珊.桑塔格曾劃分「康樂的王國」和「病痛的王國」,如今我看已經不必,兩廂都在錯覺之中。車禍後我攜傅莉浸泡其中,常常只是靠幻覺、希望活著,而無力返身。

猶如把他從中國胸膛裡摘出來
終老異邦,賓雁是沒有心理準備的,我想這大概跟出國的年齡有關,過了知天命的年紀才被放逐,會心心念念於回鄉,後來他甚至不是為了治病,只想大江南北再走一遭,這是外界所知他的唯一遺願。思鄉自然更是一種幻覺,幾千年的幻覺,孕育了絕世的樂府唐詩,不過賓雁的思鄉並非「床前明月光」,他是政治思鄉,耿耿於那廂的水深火熱、朱門酒肉乃至狼煙四起,跟民主不民主倒不大相干。他始終關注的細節直到北京豬肉幾錢一斤,而從不理會新澤西的汽油一加侖漲了多少。已經網路時代,多少年了,他還一直在剪貼中文報紙,難道他只相信鉛印的新聞?我想那是他思鄉的一種形式,也是他在異鄉延續記者生涯的無奈之舉。賓雁是一個最苦的中國放逐受刑人。流亡,在近十幾年的中文語境裡遠不是一個晦氣的字眼,毋寧頗有些「放洋鍍金」「生正逢時」的隱喻在裡頭,而對賓雁,無論歐陸古典、英美氣象,仍不過是西洋鏡,他卻只惦念江東父老。與其說中國的百姓不能沒有這顆「中國的良心」,倒不如說劉賓雁更不能沒有中國老百姓,於是放逐他,便是把他從中國的胸膛裡摘除出來,其存活的艱難,以新潮「流亡」說解之,未免蒼白。

據說「流亡」之建樹有兩造:一端丈量個體陷入孤絕深淵之體驗和代價,另一端則離棄隔絕,別開生面,攀援于異域文化,乃至雜交(hybridized),這大概便是當下時髦的「全球化」吧?顯而易見,兩造均未呈現於中國大陸流亡社群之中,原因無它,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不情願(Involuntary)的流亡階層,時代和命運的一個誤會,那裡面有幾人是甘於流亡、自我放逐、蔑視回國的?大夥兒十幾年還在中文堶悸纏,苦苦書寫著「夢裡河山」的中國毋寧是對「流亡」的一種拒絕。這也無妨,卻為何又要標榜「流亡」,還不惜拉上賓雁這老爺子作大旗?八十年代國內那陣子,大陸尚在前現代,人民需要「良心」、「青天」,賓雁不想當也不行,可是在異邦又要當「不死的流亡者」,海外封他這頂桂冠的那次祝壽聚會我沒去,不知道賓雁心裡勉強不勉強,但從旁看去,他把這些大符號從東方負載到西方,真是辛苦。

他的人格與文字是一個時代的標誌
劉賓雁在中國共產主義幻滅的時代,當了一次天字第一號的大記者,無人可以望其項背。他在最新型的極權底下喚醒了古典的與民伸冤的「青天」文化,他給了沒頂深淵的中國人虛幻卻無以替代的一個希望,他在文字獄世界裡創造了一種新的抗爭文體,他頑強地維繫著、宣示著某些最基本的倫理規範。他的人格和文字,是他的時代無以磨滅的一個標誌。

他自己也帶上了難以磨滅的時代印記,不巧又配上他性格的耿介、尖銳,也留給中國一點典型的「劉賓雁爭議」,比如關於「忠誠」、關於馬克思主義等等,這些仿佛老掉了牙的概念,讓快速西化、自由化了的中國異議陣營嗤之以鼻,也不會再引起新一代中國人的任何興趣,但我想賓雁的問題會一直頑強地留在中文語境堙A甚至,今天的中國人有沒有資格來討論「忠誠」究竟是什麼東西,我都深表懷疑。劉賓雁身後的寂寞,將是長久的。

解讀劉賓雁,估計將是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空白,因為在中國當代史被釐清之前,劉賓雁的文學含義也不會清晰起來,而他所代表的那種文體也只有被忽視的份兒,這種文體轉瞬即逝,太短命,是文學和政治的雙重緣故。我想賓雁的意義更在當代思想史上,他以一生的代價丈量了共產黨的言論政策,他是當代中國言論自由的一塊尺碑,言論尺度乃是中國全部政治的基準線。雖然,言論空間的拓展並非從無到有,但以極權政治的全能特徵來看,自由與權威的博弈常常始之於說破真相,即哈維爾洞見的謊言成為權力運行的本身,劉賓雁是一個撕開口子的人,他從懷疑細節開始,懷疑整個龐大的烏托邦;他也最先開始講真實的故事,講得全中國如夢初醒;他獨領風騷,撩起一場暴露文學、揭短新聞的風潮,竟無意間賦予記者職業一頂「為民請命」之冕,在沒有法制的中國,曾將傳媒業的社會干預功能最大化,可謂「無權者的權力」風光一時。

人生末端依然是強烈左派
這個劉賓雁的言說奇績,永遠地留在八十年代的清新空氣裡,並附帶留下了那個時代裡一種精英與普羅的互動方式,由此「中國的良心」桂冠第一次出現,而非劉賓雁莫屬。今人說賓雁,又常常從中國古典座標上找到屈原那裡,則是這種互動的另一個側面,老百姓總是憐憫忠臣,而並非只有青天顧憐蒼生。我則另有一個向度,覺得賓雁身上,叫人依稀可見某種俄羅斯精神,悲天憫人,側隱之懷,永遠地傾向弱者,有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

劉賓雁被放逐後的中國大陸,跌進所謂「後極權主義」,權力與資本媾和,原始積累血淋淋,跑馬圈地不已,謊言彌漫並變得更徹底,「無權者的權力」反而消失得無影無蹤,此刻,劉賓雁還有精神遺產在那裡嗎?新一代持不同政見者們,連賓雁的同代人李慎之,皆言必稱哈維爾,頗類似五四當年之言必稱希臘,而足見我們自己文化中抗拒權力之支援意識的稀薄可憐,又似乎賓雁未曾增添什麼在其中,誠為悲涼,若論五十五萬右派,更算上四九年以後的數千萬條生命,這麼昂貴的代價,是需要賓雁這樣的象徵性人物有一點精神付出的。為民請命、青天意識這一類古典,在消費犬儒的新世態裡還能掙扎嗎?賓雁這樣的人格魅力或許已成明日黃花,枯萎在聞聽過「右派」這個字眼的那幾代人心裡。

他走到人生的末端依然是一個強烈的左派。那天我想起身告辭,他按住我們:「再聊聊。」於是我們聊起國內一位著名異議分子來,賓雁滿面愁容地說了一句「你說他怎麼那麼右?看美國什麼都好,還替美國打伊拉克做宣傳......」,我對賓雁說,中共搞民族主義,反西方霸權是意識形態,必然攻擊美國的伊戰,這跟西方知識份子反戰的理由完全不同,而國內的異議分子,從反體制的角度也必然跟美國站在一起,尤其是他們必須反對薩達姆的獨裁,你能苛責他們什麼呢?看來,賓雁跟前十年蟄伏佛蒙特山裡的索爾仁尼琴很相似,厭惡美國資本主義,他們大概都有濃厚的社會主義傾向,不知老索也是一個新馬否?他無疑是個大俄羅斯主義者,那麼賓雁也是大一統主義者嗎?左派而又大一統著名的,臺灣有一個陳映真,反之,中國流亡陣營裡有一個曹長青,不遺餘力推銷美國極右的「牛康派」,卻是支援台獨而著名的,那麼,左、右、統、獨的洗牌規則在哪裡?它們的內在聯繫是什麼?到此,我已經理不出頭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