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有敬畏生命新倫理
◎ 余杰

● 今天中國要從根本上遏制礦難，除了改變不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實現政治民主和新聞自由外，還要重建民族精神，敬畏生命的倫理、讓民族起死回生。

說二○○五年是「礦難之年」，並沒有絲毫誇張之處。當然，二○○五年之外的其他年份並非就是「沒有礦難之年」或者「礦難甚少之年」。可以說，礦難是最為典型的「中國特色」：正是礦難的存在，才使得「穩定」成為可能；正是礦難的存在，才使得ＧＤＰ保持飛速增長。我記得中國政府的一名高級官員曾洋洋得意地說，誰也沒有資格譴責一個ＧＤＰ持續保持兩位數增長的國家，誰也沒有見過一個ＧＤＰ持續保持兩位數增長的國家發生了動盪。但是，我不知道那些永遠在幽深黑暗的礦井深處閉上眼睛的礦工們，以及他們哭乾了眼淚的家屬們是否也這樣認為。我不是經濟學家，我沒有能力評估礦難的經濟學意義，但我為此感到幸運，我與「當代中國經濟學」這樣一個骯髒的學科沒有任何的關係。礦難固然有其政治經濟方面的深層原因，但我所關注的問題乃是礦難的頻繁發生與當代中國生命倫理之匱乏之間的關係。

二○○五年令人震驚的礦難數字
我根據公開報道的新聞整理出了一張不完整的二○○五年礦難的清單：

　　 一月七日，河南省澠池縣礦難，四人死亡；十二日，河南省宜陽縣礦難，十人死亡，十人受傷；十六日，重慶南川市礦難，十二人死亡；二十一日，遼寧省調兵山市礦難，九人死亡，四人受傷。

　　 二月十四日，遼寧省阜新市礦難，二百一十四死；十七日，雲南省富源縣礦難，二十七人死亡，十四人受傷；二十六日，重慶市銅梁縣礦難，二人死亡，二人受傷；

　　 三月九日，山西交城礦難，二十八人死亡，六十九人失蹤；十日，山西靈石礦 難，六人死亡；十四日，黑龍江七台河礦難，十八人死亡；十七日，四川奉節縣蘇龍寺煤礦礦難，十九人死亡；十九日，山西朔州細水煤礦礦難，七十二人死亡；

　　 四月五日，重慶合川礦難，二十三人死亡；二十四日，吉林省吉林市奶子山騰達煤礦礦難，三十人死亡；

　　 五月十一日，哈爾濱七台河礦難，九人死亡；十二日，四川攀枝花金沙江畔海煤礦礦難，十七人死亡；十六日，內蒙古礦難，五人死亡，七人重傷；十九日，河北省承德市暖兒河煤礦礦難，五十人死亡；

　　 六月八日，湖南婁底市資江煤礦礦難，二十一人死亡；二十二日，山西省繁峙縣義興寨金礦礦難，三十七人死亡；

　　 七月二日，山西忻州甯武縣賈家堡煤礦礦難，三十六人死亡；十一日，新疆阜康礦難，八十三人死亡；十四日，廣東興寧礦難，十六人死亡；十四日，四川奉節金泉煤礦礦難，三人死亡；十九日，陝西銅川市礦難，二十六人死亡；

　　 八月一日，四川大竹縣田壩煤礦礦難，五人失蹤；二日，河南省禹州市興發煤礦礦難，二十六人死亡；三日，河北邯鄲縣桃頂山煤礦礦難，十三人死亡；七日，廣東省梅州市大興煤礦礦難，一百二十三人死亡；八日，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灣子煤礦礦難，十六人人死亡；十九日，吉林省舒蘭礦務局礦難，十六人死亡；

　　 九月十日，貴州省天柱縣大豪煤礦礦難，十人死亡；十一日，黑龍江省雙鴨山礦難，十五人死亡；

　　 十月三日，河南省鶴煤礦難，三十四人死亡；四日，新疆拜城縣亞吐爾煤礦礦難，十四人死亡；四日，四川廣安龍灘煤礦礦難，二十八人死亡；二十七日，新疆烏蘇電站溝中興煤礦礦難，十六人死亡；三十一日，山西省原平市礦難，十七人死亡；

　　 十一月三日，遼寧燈塔市昌盛煤礦礦難，六人死亡；六日，河北省邢臺縣石膏礦礦難，三十三人死亡；八日，河北省邢臺遠大礦難，十九人死亡；十一日，內蒙古烏海烏達區礦難，十六人死亡；十六日，陝西府谷縣府榆煤礦礦難，二人死亡；十八日，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縣沙溝煤礦礦難，十三人死亡；十九日，河北內丘縣遠大煤礦礦難，十四人死亡；二十七日，黑龍江七台河東風煤礦礦難，一百七十一人死亡；三十日，河北蔚縣西坡煤礦礦難，六人死亡；

　　 十二月二日，貴州水城縣仲河煤礦礦難，十六人死亡；三日，河南新安縣寺溝煤礦礦難，四十二人死亡；七日，河北省唐山市劉官屯礦難，一百二十三人死亡；七日，湖南漣源市新坪煤礦礦難，三人死亡；八日，吉林省長春市長嶺煤礦礦難，六人死亡。

中國社會現實的黑暗超過任何想像　
這張名單僅僅是媒體公佈的部分礦難，在缺乏基本的新聞自由的當今中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還有更大數量的礦難根本沒有被揭露出來、根本沒有出現在公眾視野之中。而像《盲井》那樣的故事，決非出於小說家的想像，中國社會現實的黑暗與殘酷遠遠超過了虛構文學作家的想像力。這也是我近年來看重「非虛構文學」超過虛構文學的原因：虛構文學基本上沒有為當代中國社會提供多少有價值的思想文化資源，而「非虛構文學」則成為這個時代忠實的鏡鑒，如二○○四年度兩本最受公眾歡迎、又先後被官方毀禁的著作《中國農民調查》和《往事並不如煙》。我對礦難的關注還有個人的原因：我的童年時代是在一個礦區度過的，那是在濁浪滾滾的大渡河邊的一個中型國營礦區。我的父親是能源勘探方面的工程師，他經常與礦工們一起到井下工作。母親整天都擔驚受怕，因為父親從事的是一份危險度極高的工作。我就多次親眼目睹了礦工們漆黑的屍體，以及遇難者的家屬們呼天喊地的哭泣。那些悲慘的場景成為我童年的黑色記憶。

　　 從上面這張名單可以看出，礦難多發區集中在山西、陝西、河北、遼寧、河南、四川、貴州等中西部省分。但是，迄今為止，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一個省的省委書記和省長為此而引咎辭職，就更不用說主管該領域的中央官員了。我在官方新聞中僅僅發現過這樣一則資訊：「經國務院研究決定，給予陝西省原副省長鞏德順同志行政記過處分，給予廣東省副省長遊寧豐同志行政記大過處分。並責成陝西省人民政府、廣東省人民政府向國務院作出書面檢查。」這種如同「吹面不寒楊柳風」的處罰，輕輕地將數以千計的人命抹去了。在帝國時代，皇帝會下罪己詔，官員會掛冠而去；然而，今天的官員們已經完全喪失了起碼的恥辱感、道德感和公務員的職業素養。這一點也是八十年代官場與九十年代以來官場之間最大的區別：在八十年代，這套體制還有一定的生機和活力，若干頗具改革精神、施政能力和高尚人格的地府方官員，或造福一方，如任仲夷、項南等人；乃至因此而被提拔到中央任要職，如趙紫陽、萬里、朱厚澤等人。但是，九十年代以來，卻是誰最「厚黑」、誰最腐敗，誰就最迅速地獲得提升。在此背景下，希望這些官員們尊重老百姓的生存權，甚至因礦工的無辜死亡而引咎辭職，無異於緣木求魚、與虎謀皮。

中國人對死亡已經麻木
如果說官員的麻木是「可以理解」的，官員的麻木適應了官場的「潛規則」；那麼，公眾的麻木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礦難如此頻繁、密集地發生，逐漸使得公眾的心理趨於麻木。就好像對於希特勒和史達林來說，集中營中死囚的數目僅僅是一組平凡的數字一樣，礦難中日益升高的死亡數字再也不能激起公眾心靈深處的震驚。二十世紀以來，戰爭、饑荒和政治運動相當頻仍，中國人對死亡已經熟視無睹、司空見慣了，進而失去了對生命本身的尊重。政權或者強有力的一方，隨心所欲地剝奪一部分社會成員的生命，不再有道德上的壓力和倫理上的困境。暴君毛澤東便將「草菅人命」這個成語推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此意義上，我們今天仍然生活在毛澤東時代。

　　 儘管官方的人權學說已經退步到了「人權就是生存權」的層次上，但在中國這種與「豬權」相提並論的「人權」仍然得不到起碼的保障││礦工的生命或分文不值，或一兩萬乃至二十萬，被明碼標價定格下來。一個一部分成員可以用錢來買另一部分成員生命的社會，乃是最不穩定和最不和諧的社會，也是最缺乏公義的社會。今天，我們最需要的是「敬畏生命的倫理學」││要從根本上遏制礦難的問題，除了徹底更改竭澤而漁的、「不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以及實現政治民主和新聞自由之外，更艱難的乃是完成道德倫理上的重建。後者似乎過於迂腐、過於務虛了，但在我看來，我們只有這樣做，才不至於捨本逐末；我們只有這樣做，才可能抓住我們時代的病根。

史懷哲提出敬畏生命的倫理學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神學家、醫生以及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史懷哲，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中深切思考人類的命運，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倫理學」的命題。那時的歐洲，處於兩種思想的征戰之中：一種是反對古典歐洲文化的尼采的思想，尼采認為真正的文化倫理只能是對生活的自豪和勇敢的肯定，「超人」不受「奴隸道德」的約束，「超人」信奉「強力意志」的「主人道德」，此思想的變種有馬克思主義、列寧││史達林主義、毛澤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等；而另一種是從基督教││東正教傳統中誕生的托爾斯泰的思想，托爾斯泰認為愛比暴力更有力量，質樸的虔誠和人道主義的原則才是改變世界的動力，人應當以弱者的姿態過一種有道德感的生活，托爾斯泰主義深刻地啟發了甘地、馬丁．路德．金以及曼德拉。史懷哲選擇了托爾斯泰的道路，為了回應尼采對歐洲傳統的挑戰，他致力於發現提出一種深刻而廣博的倫理文化，這就是「敬畏生命的倫理學」。

史懷哲接受上帝的呼招，去非洲為苦難的黑人進行醫療工作，他認為自己的道路不是深入「黑暗的心臟」，而是一段實踐上帝之愛的天堂之旅。史懷哲指出：「有思想的人體驗到必須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樣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體驗到其他生命。對他來說，善是保持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理。」史懷哲是這一原理的發現者和實踐者，他與特蕾莎修女一樣是二十世紀的人類歷史上兩個活生生的聖徒。在我看來，史懷哲所倡導的「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正是解決中國癥狀的「對症良藥」││無論是國學、祭孔、拜黃帝陵的鬧劇，還是官方在社科院創建馬克思主義學院的「絕望的掙扎」，都無法讓中國起死回生。

今天我們缺少的不是金錢、資源、技術和思想，而是愛，正像史懷哲所指出的那樣：「人必須要做的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這些能想像的德行：愛、奉獻、同情、同樂和共同追求。」深陷在惡性循環的、「ＧＤＰ優先」的經濟發展觀之中的中國，最缺乏的是敬畏我們的生命本身。對於一名官員來說，關心能源問題除了可以獲得鉅額利益（「紅頂商人」形象已無法遏制）之外，能源還是實現該地區ＧＤＰ高速增長的先決條件。一個地方官員不會一般因為幾起礦難而被免職（除非該礦難的後果極其嚴重），相反他會因為該地區ＧＤＰ增長不足而失去在官場升遷的機會。於是，煤礦這種「黑色的金子」便成為無形殺手，吞噬了無數勞動者的生命。沒有人為這些死難者舉行盛大的葬禮，他們的死亡正如他們的生命一樣卑微。
今天的中國是尼采的中國，是「狼圖騰」的中國；而不是托爾斯泰的中國和史懷哲的中國。為了扭轉這樣的局面，我們必須像史懷哲所說的那樣，「變成另外一種人」，以另一種倫理觀念來組建我們的社會，以另一種倫理觀念來處理我們與其他同類、其他生物和自然界的關係││「由於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我們與宇宙建立了一種精神關係。我們由此而體驗到的內心生活，給予我們創造一種精神的、倫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這種文化將使我們以一種比過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動於世。由於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我們成了另一種人。」

儘管這是一種最為笨拙的辦法，但我願意跟大家一起去嘗試。
二○○六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