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漂泊喜重逢
◎ 盛禹九

編者按:人民日報退休記者盛禹九先生是劉賓雁五七年反右的難友。本文記述前年探望病中老友的經過。劉賓雁談到許多少為人知的往事及他申請回國的遭遇。字裡行間沁透著那一代人憂患與共的友誼和家國情懷。


從紐約大中央車站出發,大概一個半鐘頭,便到達新澤西州Princeton junction站。這裡七月的天空,變幻莫測,上車時還是萬里無雲,此刻已飄著濛濛細雨。出了站台,見到久違的朱洪。她,身著一襲藍白圖案衣裙,打著一把布傘,滿臉笑容地向我們招手:「來了!歡迎!老劉正在家裡等著你們哩。」說著,便把我和老余、我的女兒三人引上她的車。駛出車站,穿過一片樹林和綠茵草地之後,約十來分鐘,便到了她的家,離普林斯頓大學校區不遠的一座兩層樓房的鄉間寓所。

劉賓雁帶著他的小狗在門前迎接我們。他已滿頭白髮,在經歷一場大病之後,臉上寫著幾分疲憊和憔悴,可嗓音依舊洪亮:「早就知道你們來到紐約。要不是因為病,我會去紐約看望你們。」兩個月前,他在電話中告知我:他患的是直腸癌,剛做完第二次手術,效果還不錯。此刻,他穿的一條米黃色的西裝短褲,上面一個紐扣和腰間皮帶始終是解開鬆著的,表明他的傷口還沒有完全癒合。

五八年和劉賓雁一道下放勞動
劉賓雁是一九八八年應邀赴美講學,此後滯留在美不得回國。在北京的一段期間,我倆前後為鄰,經常見面。在闊別二十多年之後,我帶去一些老朋友對他的問候。他同樣關注著這些老友,在交談中幾次提到一個人,當年的「難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老夏。由此,勾起了我們對一段往事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初,作為團中央報刊單位的幾個挨整對象,我和劉賓雁、老夏三人,被下放到山西平順縣的羊井底,「勞動改造」。那是太行山區的一個貧困山村。「地無三尺土,出門便爬坡。」春種秋收全要上山肩挑。除非摔死一隻羊,長年見不到葷腥,連油都很少見。一日三餐,吃的是玉米疙瘩,喝的是旱井裡積存的雨水和雪水。住的是石頭壘起來的窯洞。窮苦的生活,繁重的體力勞動,我們都能慢慢適應。可心靈上的折磨,卻使人感到無比難受。

記得那正是「大躍進」期間,上面一聲令下,豐收的玉米被丟棄,上百萬斤的白薯也爛掉,全村勞力上山砍樹,大煉鋼鐵;男女分營,白天大辦食堂,夜裡挑燈深翻土地,村與村之間進行「假大空」評比,把村裡的錢財糧食消耗殆盡;年終獎賞每人二元正一些荒謬絕倫的事不斷在眼前發生,引起我們思想上的困惑和翻騰。然而,我們必須按指示,不斷地懷疑自己,反省自己,接受批判,做出違心的思想檢查。其中,劉賓雁是經常被敲打的重點人物。
劉賓雁非常勤奮,下鄉不忘帶書。這次,他帶去《別林斯基全集》、《戰爭與和平》、《俄羅斯作家論文學勞動》等一些書。在沉重的一天勞動之後,晚上常就著一盞油燈苦讀;有時,還利用田間一點點休息時間,背誦外文單字。這也受到干涉:「還戴著帽子哩,學業務是當前的主要任務嗎?」老劉沒有理會他們,這年過去,他背完了一部《日英字典》。

有一件事,長久在我心裡得不到解釋:劉賓雁在下放勞動中的表現還是不錯的,可直到一九六六年二月才被摘掉右派帽子。在團中央所有右派中,他摘帽是最後的一個。「這究竟是為什欒?」這次見面,我當面問他。

右派不摘帽因為奧維奇金幫倒忙
老劉告訴我,他的右派帽子摘不掉,是另有原因:「你大概知道,五十年代初期,我和蘇聯作家奧維奇金成了朋友,彼此常有聯繫。聽我童年的一位朋友說,一九五八年奧維奇金得知我被打成右派後,曾給周恩來寫過一封信,認為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要求給我平反。周看過信後,大發脾氣。按照中國人的邏輯,他立即會推想奧維奇金是應我的請求而寫這封信的。其實,我曾再三向奧維奇金表明,我已接受了黨的這個決定。可奧維奇金一定以為,我信中寫的是違心的話。他太不瞭解中國的國情了。別說是他,即使赫魯雪夫寫信,也只能是幫倒忙。聽人說,周恩來後來把這件事通告了蘇共中央,奧維奇金遭到了黨內批評。從一九五八年奧維奇金突然中止與我通信來看,這種說法是比較可靠的。我既屬於『罪大惡極』的右派,又發生了一九五八年奧維奇金的事,因而被列入特殊人物不予摘帽的名單,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只是由於青年報社和團中央一些同志的不斷努力,雖然時間晚了一點,畢竟還是給我摘了『帽子』;可六個月後,文化大革命爆發,我又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真是在劫難逃呀!」

我們的話題跳出個人,轉移到那場運動。我說:「一九五七年發生的那場運動,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的確是一場空前浩劫,也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一次又一次的災難。」

對右派的處理有如慢性槍決
老劉告訴我:「究竟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官方宣稱為五十五萬人,而我從一位瞭解內情的人士處獲悉的數字,則是一百零二萬。此外還有很多實際上被作為右派處理的人,還不在這一百零二萬之內。在中國城市裹,幾乎沒有哪個家庭其親屬與友人中沒有人是右派的。一個家庭中夫婦同是右派,或兄弟姊妹中有二、三人都被定為右派者,也屢見不鮮。有許多人當年屬於按政策不得打成右派,如中學生、工人或農民,因而只戴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的帽子,但他們後來二十餘年的境遇,卻無異於右派份子。」

他接著說:「毛澤東有比斯大林高明之處:他對自己的政敵一個不殺,也很少逮捕;甚至還要把『屬於敵我矛盾』的右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其實,那種長年的賤民地位與非人的生活條件,實際上是對『右派』的慢性槍決。事實證明這種『慢性槍決』並不比斯大林處置政敵的手段更人道;對於最終仍然死於非命的許多右派份子來說反而要痛苦得多。一百多萬名『反面教員』散佈在全國各地,朝夕出沒於數以億計的人們面前,無疑是對於所有中國人的無言的警告:哪一個膽敢對上面稍發異議,便必定會得到同樣的下場!而那個下場是令人不寒而慄的。」

說到這裡,他停了下來,拿起茶杯喝了一口(他告訴我,已徹底戒煙),又接著說:「然而,比起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來,『反右派』的方式和處理畢竟溫和一些。我當了右派,幸而沒有成為『走資派』。不然,不知道在文革中會得到什欒樣的下場?!」
「準確地說應該是:我們幸而當了團中央的右派,胡耀邦手下的右派。」我打斷他的話說,「並不是當年所有右派都能幸存下來。讀一讀叢維熙的《走向混沌》和戴煌的《九死一生》,還有朱正主編的《一九五七:新湖南報人》,看一看這些書裡所敘述的那些在農場和基層單位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的悲慘遭遇,他們所受到那些非人的折磨,許多人致殘、致死的情況,足以使人們寒心和震驚。團中央的右派算是幸運的:因為胡耀邦一開始就對反右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始終沒有把我們這些人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看待。我們中絕大部分人是在和本機關的幹部一同下放勞動的,享受『政治上嚴格要求,生活上一視同仁』的待遇,至少肉體上沒有受到虐待和摧殘。而且,很多人後來繼續留在團中央所屬機關工作。最後,也還是胡耀邦上了台,徹底地平反了反右中的冤假錯案。我們這些人才算平安地度過了這一劫。」

胡耀邦要給右派補發工資遭抵制
劉賓雁說:「關於一九五七,已經出版了不少東西了。但仍有很多事藏在暗中。比如『八大』開過不久,改革應該已是定局,怎麼幾個月工夫毛澤東實行的大逆轉就一帆風順地成功了呢?一九七九年『改正』之後,一九五七年的受難者的表現也很值得研究。我所見到的難友裡,幾乎無一人願意對這場歷史悲劇作些反思的。也因為他們大都是當官的吧。」
補發工資的事,其實是很值得奮鬥一番的。」 他接著說,「倒不是為了我本人。我當時就想:如我等之輩,一九五七年當時已屬高工薪,不補也無不可;但那些剛從大學畢業的,恢復原工資也不過幾十元。很多人尚未結婚,年紀又大了,那怕補發幾千元,也就能夠成個家了。據說,胡耀邦曾提出要給右派補發工資,主管財政的人一口回絕。由於許多右派與海外華僑有親屬關係,大約在一九八二年,宋慶齡代表海外華僑向中共領導人提出:『你們若真的沒有錢,我可以建議華僑在海外募捐,用以補發右派的工資如何?我本人也可從我的財產中拿出錢來,如何?』這時,中共中央才不得不考慮這個問題,連續提出過幾個方案,結果都因遭到抵制而擱置。那時倘若有更多一些級別較高的人集合起來堅持要求,加上當時有宋慶齡等黨外人士對中央的壓力,說不定就能起點作用。回想起來,一九七九到一九八零年間,那麼多人受惠於文革中平反冤假錯案,補發了工資,但未能平反者大有人在,就很少有人顧及了。我就聽見老作家中有人公開說自己(平反和恢復地位後)不但『心有餘悸』,還『心有預悸』呢。」

反右喪失埋葬斯式社會主義良機
劉賓雁說:「反右派運動給中國造成的傷痛與災難是至深且巨的:它使中國喪失了一九五六年埋葬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而另辟蹊徑的歷史良機,不僅失去了二十年寶貴時間,並且為以後的中國留下了無法治癒或很難癒合的創傷:例如,人民群眾自由民主的心理要求和知識份子的創造力被扼殺;自然生態和人的生存條件的破壞無以復加;人口惡性膨脹,生理與精神素質嚴重下降;一九四九年以前曾長期為害中國的官僚腐敗、盜匪橫行、販賣人口、吸毒、賭博、賣淫等現象現在又在中國重現;又因權力之集中而無能,法紀之闕如和傳統道德之敗壞,政府和社會失去對於邪惡有效的制約機制,遂使種種罪惡現象洪水般在中國大地上泛濫開來。」

「沒有胡耀邦,我早已被迫停筆」

劉賓雁身在異鄉,時刻關注著國內的最新訊息。他問我:最近國內出版什麼好書?我告訴他:團中央一些老同志出了四本《懷念耀邦》的書,還準備繼續出一些關於胡耀邦的書,問他想不想寫點東西?他對耀邦有何評價?

一提到胡耀邦,劉賓雁頓時興奮起來。他說:「關於胡耀邦,我寫過一些東西。其中談到:從五十年代初期耀邦到團中央工作時起,我就對他發生了興趣。他身上有一些他那個層次上的老幹部所缺少的東西。他勤奮好學,愛思考,富於創造精神;他也重感情,有較多的人道主義精神。他靠自己的人格魅力,而不是靠資格老、地位高而獲得我們這些人的尊敬。」

盛讚胡耀邦功績與個人優秀品質
「胡耀邦對人民有深厚感情,關心群眾疾苦。他正義感很強,嫉惡如仇。他尊重文化,酷愛學習與思考,敏於接受國外新思潮和傾聽中國知識份子的呼聲,因而使他在政治文化上有著廣闊的視野。他天性直率,待人寬厚,不搞陰謀詭計。他是最堅決、最勇敢的改革派。文革後,耀邦在撥亂反正,否定毛澤東的錯誤路線,和發動、推行經濟改革上,即改變中國之命運上,他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也許只有當人們知道,自一九八一年起黨內的一些老人和保守力量站在一起,壓制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改革方面的進步力量,才能充分理解胡耀邦在中國的改革中所起的至為重要的作用。

「胡耀邦個人品質上有著許多優點,特別是他待人寬厚,無防人之心,以及不玩弄權術,這些特質鮮為他那個層次的人所共有。可惜他的這些優點在政治角逐場上卻成了他的弱點。他的感情易於衝動,有時在決策和言論上失於輕率,而在另一些時候又欠堅定和果斷,以及他不善於識人和用人,以致勢單力薄,則是導致他失敗的另一些內在原因。但從根本上說,他的悲劇則是中國的特殊歷史條件造成的。他不幸早生了十年。戈爾巴喬夫比他幸運得多,他主持朝政時,斯大林已死去三十二年。斯大林時代當權者除葛羅米柯外全部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國則是全然不同的政治局面。」

與胡耀邦無私交卻屢受胡保護
談到他個人和胡耀邦之間的關係時,劉賓雁是這樣說的:「耀邦比我年長十歲。三十多年來在幾個重要時刻,他對於我的命運都發生過重要影響,而最後,我倆又幾乎同時遭到毀滅性的政治打擊。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至二十四日相繼傳出胡耀邦倒台和開除劉賓雁的這兩則新聞,都曾震動過中國和海外。但奇怪得很,過去的許多年月,特別是他在團中央主持工作和我在《中國青年報》工作期間,我們之間幾乎沒有什欒私人交往。

「然而,耀邦是中共中央領導人中最尊重和關心知識份子的一個。他主張給作家和藝術家以更多自由。正是在他的支持之下,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零年才有了更多的新聞自由。那段期間,我在《人民日報》,每寫出一篇通訊,便引起某個省委的不滿和攻擊,都給耀邦帶來麻煩。可耀邦卻一直在暗暗地關心和同情著我,給我以保護和支持。他始終不認為,我們這些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

賓雁說到這裡,我陡然想起了一件事,便插上一句:「當然,耀邦同志也有輕率和不慎重的時候。比如,他在你的問題上就說過一些過頭的、不應該說的話。」我一直以為,耀邦的那些話可能刺傷過劉賓雁,並使他心存芥蒂。然而,劉賓雁下面的一番話卻使我感到欣慰,心中的迷霧豁然消散。

「是的。耀邦在他一九八七年初的檢討中,說了幾句不利於我的話,我知道,那是迫於當時周圍的巨大壓力,事後他表示懊悔,很快他作了改正。為此,當我還是在國內時,我五十年代同樣是胡耀邦下屬的同事,就曾三次向我轉達過耀邦對我的歉意。我來到美國,一次在大學講演之後,有兩位年輕人找到我和朱洪,他們是胡耀邦的親戚,特地鄭重地代表胡向我致歉,求我諒解。胡耀邦這樣說過:『我這一生對不起三個人,劉賓雁是其中的一個。』在胡耀邦病逝前半個月,當他和李銳作最後一次長談時,又一次提到了這件事。」

老劉接著說:「我很少聽到過一個擔任過中共最高領導職位的人為自己的過失如此痛心地懺悔過,縱使這種過失曾使幾千、幾萬甚至更多的人遭到過不幸。這是胡耀邦有異於他的同事之處。那些胡耀邦為他們的平反和復出出過極大力量、而後來當胡遭到危難時卻卑鄙地出賣他,以告密手段向他捅了致命一刀的人,卻至今不見他們的天良有過一絲閃現!

「我沒想到胡耀邦會對那幾句關於我的話而耿耿於懷這麼久,更沒想到他會去世這樣早。早知如此,無論如何我也要在離開中國以前給他寫一封信,或者索性去找他談一談,告訴他我完全能夠諒解他。因為沒有他的保護,我一定早就被迫停筆了。」

寄希望於新的覺悟的一代
劉賓雁滔滔不絕說完上面一番話,我看到,他的雙眼已經微紅,聲音也有些嘶啞。於是,我們勸他休息一會兒。

我的女兒始終張大眼睛、好奇地、凝神傾聽著老劉的談話,作為文革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她對這些被掩埋了的政治歷史一無所知。激情滿懷的老余在一旁只想插話;在經歷短暫的寂靜之後,她終於按捺不住了:「老劉,我想背誦一首詩。可以嗎?」
回答當然是肯定的。

於是,像登台演出一樣,老余從沙發上徐徐站立起來,昂起頭, 運了一下神,一陣清脆、激越的聲音在客廳中響起:

「真誠的人死了,虛偽的人活了下來;熱情的人死了,冷漠將他埋葬。空談,托福,麻將,橋牌,新權威......改革和它的死亡,這世界是個新的迷宮,我問您,耀邦:中國是否還有希望?」

老伴念完詩,喘了一口氣,接著說:「這是一九八九年耀邦逝世時,北京大學一個學生寫的一首詩。我很喜歡這首詩,它表達了人民對耀邦同志的敬重和懷念。如今,在大陸,媒體和廣播中已聽不到耀邦的名字了;在有關黨史的出版物和博物館的陳列中,也見不到胡耀邦的名字和照片。去年中央各報刊發表『紀念真理標準討論二十周年』的新聞和文章,竟只字不提胡耀邦在這一討論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人們看到,歷史可以隨意被修改,被歪曲。冷漠已將胡耀邦埋葬。這一切,難道是正常的嗎?!」

「當然不正常。」劉賓雁接過老余的話說:「然而,中國的前途也並不是沒有希望。五十多年來,在經過無數次血和淚的洗禮之後,今天中國歷史的唯一可稱道之處,便是中國人作為人的覺醒。最近,我看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滄浪之水》一書,很有感觸。這本書的作者是你們湖南老鄉,寫的是一個正直的知識份子在權力面前,經受人格的煎熬和靈魂的拷問後,無可奈何地『隨波逐流』了一陣,最後終於得到權力,為群眾辦了不少好事。它通過小說主人公池大為的經歷,寫出了今日大陸官場的波詭雲譎,時運轉移中的人性百態和人情反復,以及反腐中許多驚心動魄的場面。有人評價這本書『有一種道破天機的意味』。我從這本小說中看到今天中國人的覺醒。」

劉賓雁在國門之外向我介紹《滄浪之水》一書(當我離開紐約去芝加哥時,他在電話中又談到了這本書)。使我感到慚愧的是,自己長久在國門之內,生活在北京,竟不知道有這麼一本書。直到回國後,在《北京青年報》上讀到一篇文章,為這本小說在一次評獎中沒有評上獎而鳴不平,才知道,在一個只准唱「主旋律」的國度裡,許多如實反映現實的好作品往往受到忽視、甚至排斥。

劉賓雁繼續他的談話:「現在,人們把國家的希望寄託於新的執政者,對此,我不持反對態度;但我更寄希望於新的有覺悟的一代。你知道,我寫過一些底層的、有著清醒頭腦的普通人物,和池大為一樣,儘管他們所走的道路各不一樣,都經歷過迷茫、挫折和失敗,但他們的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國家和人民的希望。」

歸期無期:不願長久漂泊異鄉
談話已近中午,賢慧的女主人朱洪端來了熱氣騰騰的餃子,使我們這三個遠離國土的人,嘗到了家鄉風味。

就餐時,我環顧四周,發覺這間不算寬大的客廳,陳設非常簡樸:一個舊長沙發,一張木制茶几,幾個靠背椅;沙發旁邊的燈櫃和書架上,擺著一些在讀的書籍和報紙;沙發後面的白色牆壁上,是席慕容贈送一幅碩大的白蓮圖,它象徵著主人恬淡高潔的品格和生活。

吃完餃子,老劉領我們參觀他的圖書資料室,那是地下室裡的兩間房子。四周的書架上,擺滿了報刊書籍和剪報資料,其中一半是中文,一半是外文。這是劉賓雁獲得訊息、生發靈感、醞釀寫作的地方。樓上一間房子,是朱洪的工作室。她除了辛勤操持家務外,還作點翻譯工作,有一些收入。「我們對生活的要求不高,粗衣淡食,自己掙來的錢夠我們打發日子。」賓雁如是說。

我問劉賓雁:「喜歡美國嗎?」

「怎欒說呢?」他被我這突如其來的問題愣住了,遲疑了一會兒,回答說:「美國有許多先進的東西。對我來說,在這裡住一下是可以的,太久了,也不習慣。這裡的人講民主,老百姓對布希攻打伊拉克很有意見。這裡的人講實際,可太注重功利。鄰里之間,彼此陌生,隔閡很深。」

「想回國嗎?」我又問他。

「怎麼不想!我持有這裡的綠卡,至今沒有加入美國籍。我自認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今年七十八了,不願意長久漂泊異鄉。我想,總有一天會回到自己的國家,那裡有我年邁的姐姐,還有許多老朋友。真想這一生有機會再見到他們,哪怕回國只是短期,打一個轉也好。」

劉賓雁是一九八八年三月經趙紫陽總書記批准,應邀赴哈佛大學講學的,原擬一九八九年回國,因「六四」被阻於國門之外;他情繫故土,願葉落歸根,在他申請護照延期被拒絕後,有一種很大的失落感。幾年前,一位老友去看望他,劉說的第一句話是 :「你來探監了!」今天,他提起回國的事,不知怎麼,我心頭湧起一陣悲涼!

回到客廳,老伴和女兒和朱洪正在交談。她們之間從未謀面,可來到這裡,似乎也有許多說不完的話。

時間已過下午兩點,考慮到老劉的身體,我們不得不向主人告辭。

朱洪把我們送回車站。途中她告訴我,她今年七十四歲,老倆口在異國他鄉相濡以沫,有一個孫子和一條小狗為伴,每天有做不完的事,可仍消解不了思鄉之情。她依依不捨地把我們送上火車。分別時,我在車窗內望著她那滿頭白髮和遠去的身影,想起了很多......

回到紐約,心潮澎拜未已,夜間即興吟成七律《喜晤劉賓雁》:

同是紅羊劫後萍,廿年漂泊喜重逢。耆齡化險身猶健,異域耘耕筆未停。曾說人妖堪警世,今聞滄浪可請纓。難忘落難羊井底,敬業攻書汝最勤。

我把詩寄給劉賓雁。他給我回了一封信,其中寫道:

「你為我賦詩一首,令我感動。我於舊詩詞是外行。但它立即喚起了當年我們窯洞生活的記憶,必是真情實感之力吧!二十餘年未見,有多少事相互傾訴!也有不少事向你求教,而由於我歸期無期,這又是多麼難得的機會!怎能設想我們在一起的時間竟連一個下午也不到呢!」

信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請代我向夫人致意!她給我的印象很不一般,關注大事,很有見地,談吐不凡。我猜想你們在一起不會寂寞,會有很多共同的話題。這是一種幸運,不是很多人都有這個福分的。」

劉賓雁給領導人的申請回國信

不久,他給我寄來兩份給中國黨和政府的負責人申請回國的信,其中寫道:「我被確診患了腸癌,國內子女急切希望我能回國治療和休養。我本人也有意看看國內的變化,同時探望幾位親友。長姐劉放養我成人,恩重如山;一九五七年又受我牽累受難,現一身傷病,年邁八十,時間不多了,我亟欲一見,略盡如子之心。同業老友健在者二三人,亦期有一會之機。此外便是看病、買書,別無他計了。」

回國後,我把劉賓雁的這兩封信,托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很快地轉給了有關當局。這位老同志在轉信中建議當局批准劉的請求,於黨於國,「利大於弊」。然而,信去如泥牛入海,至今渺無消息。看來,劉賓雁的回國之夢難圓,正如他信中所說的,「歸期無期」啦!

二○○四年九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