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博物館應該陳列甚麼?
◎ 王友琴

一名加拿大中學生讀到我在網上的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上的文章而流淚,然後在她的課堂上做了一次中國文革的演示。凱蒂的來信讓我看到了一種有意義的歷史教育方法。


建立文革博物館是巴金老人在一九八六年提出的建議。近二十年過去了,現在還看不到任何開工的可能性。不過我想,比造房子更重要的,是準備博物館的內容。而且,這種準備在造房子以前就要準備好的。

文革博物館裡應該有甚麼呢? 我認為,文革受難者應該是這個博物館的中心館,因為大規模的群體性的對人的迫害和殺戮,是文革的主要特點。此外,還需要哪些分館呢?

去年六月收到一封電子郵件
去年六月,我收到一個電子郵件,標題是「我看到了你的網頁」。信的全文是:「我叫凱蒂,十六歲。我在給我的英文課做作業,是一個關於中國的課堂演示。我探索文化大革命怎麼影響了人,發現了你的文章。你的文章使我流淚。」

我立刻知道她讀了我的《一九六六:學生打老師的革命》。這篇文章報告了一九六六年夏天,紅衛兵運動興起的時候,紅衛兵學生怎麼毆打和虐待教師們。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向九十六所學校的數百名文革經歷者作了調查訪談。這些學校位於全國各地,大中小學都有。在所有這些學校裡,都發生了暴力迫害。我在文中一一報告了三十名被打死的教員、校長和工友的名字以及死亡的經過和時間。這篇文章存放在我的「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裡,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

凱蒂的明快簡捷的表述,給了我鮮明的印象。我回信的時候,謝謝她來信,也問起她的課堂演示做得怎麼樣了。

兩天以後,凱蒂回信了。她說,事實上,她正在類比一個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教室,而她自己扮演那裡的一名教師。她已經做好了三十一個紅衛兵袖章。她還在她的班裡找好了兩個同學,他們已經同意,一個將會扮演一名紅衛兵,另一個學生,將會被很悲慘地通知說其父母要被帶到「鬥爭會」上去。凱蒂的「學生們」將要誦讀毛澤東的語錄。另外,她自己已經從一位中國朋友那裡學會了用中文呼喊一張宣傳畫上的口號。她說:「這個課要瞭解這樣一種氛圍的嚴厲性,以及文革對於中國人的巨大權力。」

凱蒂的主意讓我眼睛一亮。說實話,我沒有想到過用她的這種方式來解讀和學習歷史,雖然我很久以來一直在寫作關於文革的文章和書,也教過關於文革的課程。凱蒂的簡明介紹讓我看到了一種很有意思的學習方法。這種方法抓住歷史事件的主要結構,並且具體形象地表現出來,讓學習者不但如同身臨其境,而且還要在其中行動和體會。單純的文字陳述和抽象的理論分析,未必能達到由這種方法?生的理解深度。

一個星期以後,凱蒂做了她的課堂演示。她來信說,她用音標記住了怎麼用中文呼喊口號「在毛主席的勝利旗幟下前進」。她也帶領同班同學用英文朗讀了一段毛澤東語錄:「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她說,課堂演示好像做得很快。我想是因為她準備得很認真,所以進行順利。

她還說,好像她的課堂演示給了老師和同學們深刻的印象。我想這是一定的,連我這個沒有能親眼看到的人也有此感。她還告訴我,老師給了她一個A。我想她值得這個成績。

凱蒂做了三十一個紅衛兵袖章,是因為她的班上有那麼多同學吧。她給我來信,從未問我是誰,也忘了介紹她自己在哪裡。這是由於她的熱情和單純吧。我問了她以後,她告訴我她的中學的名字,是在加拿大的某一個省。她說她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有興趣,雖然她是白種人。她也希望有一天她能說中文。

凱蒂讓我再次思考文革研究的意義
凱蒂讓我再一次思考文革研究的意義。我沒有想到一個凱蒂這樣的加拿大中學生會對文革有這樣的認識。她不僅僅被悲慘的事件感動得流眼淚(這是很重要的,同情心是我們道德的重要基礎),而且能把握歷史大圖景和理解個人的處境。文革研究的意義其實很寬廣,甚至是普世性的,超越國度和時代。歷史不僅僅是學生背誦的一些年代、人名和事件,為了應付考試(我不認為這是不需要的),而且對現在的人,包括不同年齡的住在不同國家和文化以及語言中的人,歷史提供共通的體驗和教訓。正因為如此,歷史研究有深刻的教育意義。
她對文革的理解,其實對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來說也可能有所觸動。她為什麼選了這一段毛澤東語錄呢?我想原因之一是,對一個在民主國家長大的年輕人來說,她雖然還未成年,還沒有選舉權,但是她所習慣的和被教育的得到政治權力的方式,是通過人民的投票選舉。所以毛的這段話使她印象深刻。但是在中國,在文革時期,用槍桿子奪取政權的思想不斷被強調和灌輸。一九六九年北京的小學一年級語文課本裡,第十一課是「林副主席」林彪的話:「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我不知道在那個時段進小學讀書的,是否現在還都清楚記得這一課文。一年級小學生通過這樣的話來學習認字,會無形中也接受了林彪的主張,長久以後可能仍不覺得這話有甚麼奇怪之處。

另一名中國讀者的來信
收到凱蒂來信兩個星期以後,我收到另一名中國讀者的信。寫信者在文革後多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那所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被紅衛兵學生打死在校園裡。信中說:「我常想,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身邊,我會怎樣。如果發生在我的十三四歲,我會是行兇打人的紅衛兵嗎? 如果發生在我的二十歲,我會噤若寒蟬嗎?如果發生在現在的我, 三十歲,我會有勇氣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做一個說真話的人嗎?」

這些議論讓我再次思考凱蒂的課堂作業。並不因為文革已經過去,人就會自然認識到不要重複文革中人的做法。是非曲直甚至到今日也遠不是對所有的人都清楚分明的,而要用行動抵制強權維護人權堅持真理,永遠都不會容易。

   不止一次有人跟我談起,閱讀前紅衛兵關於文革的回憶文章,在電視電影上看到他們接受採訪談往事,會驚訝於他們好像沒有為那個時代感到羞愧。文革中當紅衛兵的人,那時候正是凱蒂的年齡,十六歲上下,現在則已經五六十歲了,可是他們至今還不能把自己放在被「鬥爭」的人的位置上來看事情。他們不願意為當年的所作所為懺悔,甚至不肯向受害者說一聲簡單的「對不起」,「我很抱歉」。

為什麼會這樣?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原因之一是,當紅衛兵高喊革命口號,大聲誦讀毛澤東那些高度侵犯性的語錄,對「階級敵人」揮舞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時,這些做法迎合人性的陰暗面,使人享受迫害他人及使用暴力的快樂。在相當程度上,實行暴力迫害像是鴉片,短期內給人的歡暢愉悅,會使人即使在長期的記憶中也難以擺脫。

由此看來,真的需要像凱蒂那樣,做些紅衛兵袖章、呼喊文革口號和誦讀文革中盛行的毛澤東語錄,來認真地體驗,人在文革時候會怎?感受,會怎麼行動,會感受到什麼樣的外部壓力,會為生什麼內心道德衝突或者是否會有內心衝突。這樣的往事重播和情境體驗,不但對學習歷史的年輕人是需要的,對那些已經經歷了文革的老一輩來說,也很重要,至少會使他們對文革發表議論時,較少輕浮和輕率。

將來建造文革博物館的時候,應該有一個教育分館,主要幫助年輕人瞭解和認識文革的歷史事實,也幫助他們思考自己政治的和道德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