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蜀才子的外交維權
◎ 閩臻

編者按:四川青年作家余杰王怡二月應邀訪問澳洲,他們在緊密的活動中,為中國的人權自由說話,批評西方國家放棄價值觀的對華政策,和各方面有成功的交流。他們應對自如,談吐得體,這是中國作家第一次在外訪中唾棄官方外交路線,獨立地維護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本文記述他們在悉尼的旅程。


兩位大陸青年作家,獨立中文筆會的副會長余杰和副秘書長王怡應邀造訪澳洲,二月八日晚在素有澳洲政府智庫之稱的「悉尼研究院」分別作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謊言》和《地方主義與中國的政治轉型》的演講。主持德漢德森先生是總理辦公室主任,曾訪問過中國,對中國事務比較熟悉。

九日,余杰、王怡一行驅車直奔首都堪培拉。先與澳洲議會議員作了兩場會談,再與澳洲綠黨領袖鮑勃布朗會談。布朗先生對中國的政治問題懷有特殊的感情,多年來不遺餘力地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第四場會談對象是澳洲國會研究中國外交關係政策的弗洛斯特博士。他的工作是向國會議員提交國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報告。他傾聽了余杰和王怡對澳洲的中國外交政策的批評。

介紹中國風起雲涌的維權運動
余杰和王怡在與議員們會談中,多次反復的強調大陸目前的民間維權運動,是一種不同於八九民運的新型的追求民主化的浪潮。自由派的新聞人士、公共知識份子、異議作家、人權律師和維權活動家是主要的成份,他們和民眾在一起,用一種溫和的、尊重法治秩序的方式推動中國的政治進步。

他們介紹了最近中國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惡化,提到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統計的五十多位入獄作家。特別是師濤案件,以及雅虎、google等西方公司在中國政府鎮壓互聯網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還介紹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惡化。目前有一億多信眾包括基督徒和法輪功修煉者受到政府的迫害。

他們說,民間的維權運動目前存在的危險之一是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和民眾仍然認為中國是一個不可能改變的專制國家,他們因為對中共的恐懼而不敢給予維權人仕更多的道義支持。他們指出,如果目前的民間維權運動失敗了,中國社會可能會出現更激烈的社會改革方式和政治衝突,所有那些向中國政府的價值觀妥協的西方國家和他們的民眾,都會遭受到嚴重的損失。

他們強調說,所謂中國模式,正在用一種腐敗的市場體制和專制的政治,威脅著全世界的自由民主的價值,正在鼓勵西方政府和企業降低自己的文明程度去賺錢。他們對共產黨的威脅和控制甚至延伸到了澳洲的華人社會表示震驚。余杰還嚴厲批評了澳洲政府出賣鈾礦給中國的政策。王怡希望在與中國政府的談判中,不但要關注承諾的事項,更要關注那些能夠保障承諾的更廣泛的條件,比如自由的新聞報道和獨立的司法裁判。如果中國有起碼的新聞自由,那麼每一家中國的報紙就都是澳洲利益的捍衛者。

文學懇談會氣氛親切感人
他們說,西方國家以某種多元價值論為自己的妥協找藉口。從來沒有一個專制國家像今天的中國政府這樣,公開地和如此成功的腐蝕著全世界的文明價值。

他們建議澳洲政府:(一)通過立法,以更高的文明標準約束、調查自己的企業和投資者在中國的行為;(二)通過立法對大量中國腐敗官員向澳洲轉移財產和移民進行調查和限制;(三)對那些在政治案件中幫助共產黨鎮壓和侵犯人權的人進行甄別和限制。如果今天一名澳洲法官和一名鎮壓法輪功、基督徒或作家的中國法官站在一起,就如同和一個簽字殺死猶太人的納粹法官站在一起。

二月十日傍晚,由一群華人作家發起的余杰、王怡文學懇談會在悉尼舉行,四十多名作家、藝術家出席會議。悉尼作家施國英女士熱情地詳細地介紹了余杰、王怡、陳奎德等作家學者。王怡和余杰先後即席演講,余杰的講題是《文學與個人的歷史》,王怡的講題是《大聲寫作與地方記憶》。他們介紹和分析了中國文壇現狀,兩位的演講,對中國社會的清醒認識,對權勢的無畏無懼,令人有英雄出少年之感,也由衷感歎蜀中人傑地靈。陳奎德也在會上作了精彩發言。懇談會結束時,一位年長的悉尼作家,即席填詞並演唱調寄電影「怒潮」的插曲「送君」,氣氛甚為感人。

二月十一日,余杰、王怡滯留悉尼的最後一天,是對華人的公開演講。余杰講《冰點事件與中國新聞界的覺醒》;王怡講《太石村和大陸民間維權運動》。余杰很謙讓,一定讓王怡先講。兩人的演講各有千秋,雖然余杰說王怡的口才和表述給他有某種「壓力」,但二人的人格品質是不分伯仲的。

批評中共在海外花鉅資作政治秀
聽眾向兩位提出許多問題。他們的回答智慧風趣。王怡用前人評價蔣介石的話,稱目前的中共政體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他幽默的說,「做一個有誠意的法西斯也是需要勇氣的」,在十六年前,共產黨失喪失了做民主派的勇氣,十六年後,共產黨連做法西斯的勇氣甚至也喪失了。

余杰回答了他對中共花鉅資在海外做政治秀的看法。他表示當天觀看中共組織的遊行,有很多的感慨,他說:我生活在大陸,我也是納稅人,我個人的收入被他們揮霍在這裡,感到受到很大的傷害。 余杰說兩年前去法國時,曾經看到中共花費鉅資投入中法文化年的活動,甚至用巨大的紅布把埃菲爾鐵塔包裹起來,這是所謂的行為藝術,也是血淋淋的權力審美觀的展示。他說紅色在今天的世界意味著什麼?只能使人想起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屠殺,和青年學生、無辜市民的鮮血。

余杰還說一九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慶典上,香榭麗舍大道上走過的第一個遊行方陣是中國流亡學生和知識份子,但是短短十七年後,法國卻容許中共政府用一塊巨大的紅布將法國的象徵埃菲爾鐵塔包裹起來,這恰好象徵近年來中共政權對全世界的收買和威懾。中共在海外的包裝相當的成功,西方民眾很容易被誘惑和矇騙,它巧妙的把專制的政治文化跟中國文化、自然地理融合起來,用熊貓、和平鴿、及各種各樣中國特色的舞蹈、雜技來代替毛像與革命口號。

同時余杰也披露了由於法國政府聽從中共的要求,在中法文化年中拒絕高行健出席作家研討會的醜聞內幕。他說:當時邀請了國內二十多位著名作家去了法國,本來主辦方也邀請高行健去的,高行健是法國華裔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但他對中共持批評態度,因此法國便屈辱的聽從了中共的要求,沒有給高行健發邀請。余杰認為在這方面,澳洲政府比法國政府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