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的周揚
◎ 碧 水

● 周揚文革前是貫徹毛路線的左王，文藝界一根打人的棍子，但歷經文革劫難後沉痛反省由左返右，因此對周揚的評說亦各有不同。

李輝曾編過一本《是是非非說周揚》，也就是不少人評說周揚的集子。從集名上就可以看出周揚乃是非人物。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央視十套文藝頻道「大家」欄目採訪著名導演謝鐵驪，謝先生回憶中仍提起一九六三年文化部領導集體審查影片《早春二月》，文化部長茅盾等人一致鼓掌，惟周揚嗅覺特敏，當即指出該片帶有明顯的修正主義傾向，走入陀思妥也夫斯基「自我完善自我犧牲」的人性論泥淖。後來，影片《早春二月》與《北國江南》一起遭到公開批判，一時間全國有數百篇文章猛烈開火。當然，《早春二月》現已躋身新中國十大經典影片之列，乃是為謝鐵驪先生帶來最多榮譽的平生傑作。

周揚長子是「黑大」內定自由化人物
一九七八年，當我進入黑龍江大學中文系時，副系主任即周揚長子周艾若先生（後任魯迅文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當時不少同學沿著文革式一面倒思維：周揚既然是文藝界一根打人的棍子，還會做過什麼好事麼？文革中被毛澤東關進秦城監獄，那也是活該！沒什麼好可憐的。而且恨父及子，對周艾若老師也多擲白眼。其實，周艾若先生的人生道路非但沒有得到什麼父蔭，倒是得了不少來自父親的「反面遺產」。那時，雖說周揚還在台上，但周艾若先生在學校卻屬邊緣性人物，反自由化時甚至還被內劃黑大的自由化人物。

因為上述關係，大學畢業二十餘年來，我一直十分關心周揚，十分關心涉及周揚的文章。最近，本人從香港開放雜誌上讀到一篇寫於一九九二年的《懷念周揚》，作者是一九五○年代名噪一時的河北青年女作家劉真。劉真乃山東夏津縣流浪兒，一九三九年被八路軍收留，一九四三年入黨，一九五二年入學東北魯迅藝術學院，一九五三年再入中央文學講習所，畢業後先入武漢作協，再調河北作協，現旅居澳洲。（按：見本期讀者來信）

周揚確實根據上級精神整過丁玲、胡風、馮雪峰、艾青 ...... 一九五○年代，丁玲曾說：「他把魯迅的人都打光了。」 但對當時的青年作家劉真來說，周揚卻是她的伯樂。周揚不僅早在延安就發現了她大哥晉駝的小說才氣，而且還發現了她的文學才華。一九五六年因周揚的推薦，她的兩篇小說（《春大姐》、《我和小榮》）分別被長影和北影拍成故事片。劉真頓時聲譽鵲起，一九五六年全國青年作家代表會，進了主席團，與老舍一同在懷仁堂舞臺上主持大會，連周恩來都坐在邊上。

劉真談周揚文革前右的一面
眾所周知，周揚晚年轉「右」，乃是他找王若水、王元化寫了那篇異化問題的文章（「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載《人民日報》）。文章發表後，再惹是非，遭到批判，再寫檢查。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當面訓斥他「反中央」。其實，早在文革前，他也曾做過不左的事兒。劉真在文章說：一九五九年經河北省委批准，康濯帶頭批判她尚未發表的小說稿《英雄的樂章》，說是要打自己的孩子給赫魯曉夫看。一九六二年，周揚來到當時河北省府的天津市，召開省市文藝界座談會。劉真因受批判不能參加，周揚特派秘書用自己的專車去接劉真，「用此表示對河北文藝界領導人們的不滿意和對我的安慰與支援」。而且在專門批評河北文藝界領導人的小會上，周揚讓劉真列席，十分激動地說：「人家沒有發表的稿件你們拿出去公開批判，這是不道德的。」 就在這一會議上，周揚說了一段文革中成為重大罪狀的話：「無產階級專政弄不好比資產階級專政還厲害，人家受不了還可以跑，你跑到哪裡去呀！我們做領導的應該對每一個同志負責，多愛護。」小說《敵後武攻隊》作者馮志感動得放聲大哭，「又哭又訴苦，很像是小孩子見到了親娘。」散會時，周揚還有意當著全體領導人的面：「劉真，吃了午飯，秘書來找你，我仔細聽你談談，有話你儘管說。」 下午，劉真與周揚談了三個半小時，而且完全聽劉真說。「我說了徐水縣大躍進的種種壞事，因反映真實情況受了處分，假話我不會說，說真話無法活，等等。」 周揚對她一句批評話都沒有。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批示說作家不接觸工農兵，做官當老爺，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周揚頂抗這一批示，立刻要求每一作家彙報下鄉下廠的時間，用以向毛澤東說明作家們並非脫離工農兵。一九八九年七月周揚去世，劉真出席八寶山追悼會，發現雖然各界唁客不少，但沒有人哭他，情緒輕鬆。劉真感慨：「多年來，他作了那麼多次長篇大報告，發表了那麼多文章，死後竟沒有一篇文章悼念他，肯定他一生的辛勞，似乎他的名字不叫《周揚》，叫﹃沒法說﹄。」

左王鄧力群不滿周揚的作風
就是一九七七年底周揚復出，鄧立群向中國社科院院長胡喬木建議讓周揚來當副院長，胡喬木沒同意：「這個人得罪了不少人。你對他印象好，但對他印象不好的人多的是。」 故而，周揚最初只是社科院的顧問，一九七八年九月才當上副院長，不過胡喬木還是認為：「就是副院長，他這個人難辦事。」 確實，由於周揚當慣了當領導，到哪兒都要當發號施令的老大，作為中社院的副院長，竟去管人家文化部的事。「周揚總是愛對文化部指手畫腳，弄得黃鎮（文化部長）很不高興。這是他的主要缺點。」 鄧立群說周揚對新單位尚不瞭解情況便下車伊始，「上來就即席發表意見，這個毛病沒改掉。（一）

當然，劉真與周揚接觸有限，只是一個小小的側面，不可能說明周揚「左」與「右」這樣的大問題。各人的感覺也很不一致，如丁玲因自己的徹底平反受到陸定一與周揚的阻撓，認為周揚晚年到處道歉，多向那些間接受害者，而未向自己、陳企霞、艾青這些直接受害者道歉。因此，丁玲對周揚晚年的「自左返右」很不以為然。不過，劉真的文章作為周揚的一個側面，至少可以說明文革前的周揚並不完全「左」到了家，多少還有所保留，而且能意識到「無產階級專政弄不好比資產階級專政還厲害」，這也說明文革後他由左返右，實在有著相應的歷史根源與思想基礎。

人確實是十分複雜多面的，尤其涉染政壇的大人物，公心私慾交錯糾纏，很難從一個角度觀察到全部行藏，前後行為也不可能符合邏輯的一貫性。但是，劉真這篇《懷念周揚》還是再次說明：誰做過的好事，人們是不會忘記的。對大人物來說，則是歷史是不會忘記的｜｜成敗毀譽，賬還是會一筆筆算清楚的。

（一）：《鄧立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 》，二○○五年印行，第一八七｜一八九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