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許良英慨評八九民運 ● 中國自然科學史學者許良英在六四周年之際，回顧並高度肯定八九民運的歷史意義，也嚴厲批評學生絕食拒不撤離廣場等錯誤。認為應該汲取教訓，認識中國民主路的艱難，應有韌性和遠見。 。 許良英先生是抗日戰爭期間參加地下工作的「老革命」，一九四七年先後任中共浙江大學支部書記、杭州工委委員，一九四九年以後任中共杭州市青委學生部長。一九五二年調中國科學院負責出版物的政治把關和宣傳工作。一九五六年調哲學所從事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研究。一九五七年，因為反對「反右」運動，成為科學院全院批判的第一個右派，定為「極右分子」，失去了公職與黨籍，回浙江臨海老家當了二十年農民。一九七八年六月，許先生重新回到科學院，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工作。 許良英先生鶴髮童顏，步履穩健，思維十分敏銳，言語流暢，除去牙齒全部脫落，顯出些許老態，外人根本無法想像，這是一位已八十六歲高齡的老人。許先生鄉音濃厚，有些話筆者聽不清，他幽默地說：牙齒掉光了，漏風，發音不準了。 問：一九八九年，學生起初是悼念胡耀邦，您當時是否預測到，學生運動會轉向反腐敗、爭民主，發展成為全民規模的民主運動？ 許良英：事前完全預料不到。一九八八年間，人們普遍認為當時的大學生只關心個人利益，不關心國家命運，很多人為此憂心忡忡；誰也想不到，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以後，他們表現出如此之高的政治熱情，北京甚至有三千人以絕食這種準備犧牲自己生命的方式，為中國的民主事業抗爭。當然，這種變化與一九八九年年初開始的政治氣氛有很大的關係。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在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常務理事會討論第二年工作時，我提出明年是「五四」七十周年和《人權宣言》發表二百周年，應該以紀念「五四」，宣傳民主、人權為重點。方勵之、吳明瑜、李佩珊、李昌等都贊同，于光遠最後拍板：明年，紀念「五四」是我們研究會的主旋律。一九八九年初，我發表了好幾篇闡述民主理念的文章，批判當時的反民主逆流，尤其是官方輿論吹捧的新權威主義。 一九八九年一月，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要求釋放魏京生。之後北島等三十三位作家發表聯名信回應。二月，我與老同學施雅風發起了給中共、人大、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進行民主改革，終止因思想、言論治罪的歷史，一共有四十二人簽名，主要是自然科學家，也有社會科學家和文學家。中國歷史上，以自然科學家為主的群體發表政見這是第一次，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共中央反應是比較明智的，他們指示科學院各級黨組織，不要找簽名者談話，以免他們感到壓力。三月十八日，統戰部部長閻明復還請我們夫妻和施雅風吃飯，希望充分地聽取我們的意見。那天，從下午一直談到晚上，談了很多問題，我還交給他一份一九七七年以來因言論被治罪者十六人的名單。總的來說，從一月到三月，先後有四批共一百一十位知識份子聯名發表公開信，以及當局比較開明的態度，營造出了早春的民主氣息，為隨後因胡耀邦含冤去世而激發的群眾性民主運動作了鋪墊。 問：八九民運時，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許良英：我當時心臟病嚴重發作，活動很少，但始終關心運動的進展，希望運動能夠健康地、合乎理性地發展，避免節外生枝，在必要時向大家提些建議。比如，四月二十五日上午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下達指令：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動亂；對它不能手軟，要避免流血，但也要準備流血，有軍隊可對付，不怕形象不好，只要經濟上去就行了；要逮捕一些人，要抓黑手；不許蔓延到中小學和工廠；還再一次指責已經去世的胡耀邦：胡耀邦的錯就在於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不堅決，否則不會有今天的動亂。中共太上皇這一殺氣騰騰的諭旨第二天就向各單位普遍傳達，並成為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的基調。我意識到一貫心狠手辣的鄧小平是準備殺人了，勸學生不要再上街。學生為了要求收回《人民日報》社論，於四月二十七日舉行了一次理性的、和平的、有秩序和自我克制的遊行。四二七大遊行後，我建議他們準備復課，建設校內民主，把「學生會」改組為「學生自治會」。由於當局拒不收回給學潮錯誤定性的社論，學生不願在毫無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復課，於是出現了曠日持久的頂牛局面，使運動逐步偏離了理性。學生絕食的第六天，五月十八日晚，我應邀參加蘇煒、李陀發起的知識界聲援學生的會，會上我第一個發言，強調這次運動已取得空前的偉大勝利，我們必須緊急呼籲學生停止絕食，並撤離廣場回學校。絕大多數與會者贊同我的意見。會上決定成立「知識界救援團」，勸說學生停止絕食。可是誰也想不到，當時當局已決定對北京實行戒嚴，學生將要面對的已是鐵和血。 問：您如何評價八九民運？八九民運應該分為幾個階段？ 許良英：這次運動，參加人數之多，鬥爭之激烈，影響之深遠，都創中國學生運動歷史之最，超過「五四」，超過「一二九」，是空前的。中國的青年人有這麼高的政治熱情，為了國家民族命運願意犧牲自己的精神，真是驚天地泣鬼神。而「六四」血洗長安街的悲壯結局，更是震撼了世界，導致東歐蘇聯極權主義政權全面崩潰，改寫了世界歷史，也必將改寫中國的歷史。 整個運動可分為四個階段。一九八九年一月到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前，一百多位知識份子的一系列呼籲是隨後群眾性運動的醞釀和前奏；胡耀邦去世到四月二十五日是第二個階段；「四二六」社論到五月十二日是第三階段；三月十三日絕食到六月三日晚開始的大屠殺是第四階段。在我看來，前兩個階段都很健康，合於理性。絕食使運動偏離了理性，完全為激情所支配，難以冷靜、理智地對待險象環生的極端嚴峻的現實。雖然其激發出來的民意非常令人感動，但代價過於高昂，而且使中國民主化進程倒退了十幾年。 問：八九民運期間，公眾是否有失策之處？從中我們應該吸取哪些教訓？ 許良英：當然有，比如絕食，我當時就表示反對。因為絕食激化了矛盾，後果難以預測。五月十二日，我的好友，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劉遼告訴我，北師大的學生準備絕食，同時北大也有同學告訴我，北大也在醞釀絕食。於是我請他轉告王丹，不要搞絕食，但他已聽不進去了。要瞭解絕食的起因和「絕食團指揮部」的產生和運動，應該讀一讀一九九三年德國萊茵筆會出版的《回顧與反思｜｜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記錄》。根據兩位絕食發起人的自白，可以說他們當時的動機不僅缺乏理性，且近於荒唐；而廣場「絕食團指揮部」的產生，根本不符合民主原則。 同樣荒唐的是「五一七」聲明。公開罵鄧小平是慈禧，事實上沒有錯，但在矛盾已經激化，群眾的情緒處於沸騰狀態的臨界點時，發表這樣的聲明，決不是個人的政治表態和勇氣問題，而是把運動引向何方和怎樣看待千百萬群眾的生命安全問題。 又如 「六四」前幾天，有學生領袖聲言在期待流血，並且「血流成河」，以激發全國人民奮起反抗，但她自己卻不願意與大家一起流血。這一心態令人震驚，似乎曠古未聞，仔細辨識，其間赫然有毛澤東、江青陰魂的幻影。 慘痛的血的教訓應該使我們認識到，中國民主化的道路漫長而崎嶇，必須有韌性，有遠見，不可浮躁、急於求成。要清醒地認識現實和主客觀條件。在群眾運動中，口號和要求的提出，須事先充分考慮其實際可能性；明知不可能實現，不可執意堅持，否則，會使問題複雜化，節外生枝，產生難以逆料的不利後果。任何群眾性行動的號召，都必須對群眾的生命安全負責，絕不能以熱血青年的生命為兒戲、賭注。那不是民主政治家的作為，而是翻雲覆雨、謀取個人權勢的醜陋政客的無恥行徑。 問：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在處理事變時有沒有做得不妥或不到位的地方？ 許良英：趙紫陽原來對民主缺乏認識，一九八八年還主張新權威主義，一九八九年年初開始思想有大轉變，能夠理性地對待八九民主運動，反對戒嚴，十分難能可貴。但由於鄧小平始終掌握著軍權，並掌握政治決策的最後決定權，僅在兩年前就曾罷黜了總書記胡耀邦。在鄧小平面前，趙紫陽戰戰兢兢，活動空間有限，無法實現自己的主張。 問：這是否意味著「八九」民運被鎮壓是不可避免的？ 許良英：是的，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的講話就已下了這個決心。那次講話中他還說過：「要用二十萬人的生命來換取二十年穩定。」在公安部工作的于浩成就聽到過這個傳達。學生絕食期間，鄧小平親自去外地調集幾十萬軍隊包圍北京。雖然「八九」民運被鎮壓了，但無數死者的血卻驚醒了千百萬幸存者。正如一個俄羅斯老共產黨員（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所說的：鄧小平的「六四」大屠殺葬送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為，蘇聯東歐等共產國家的老百姓看到，共產黨政權鎮壓人民的手段比納粹更兇殘，必須盡速推翻。半年後就出現了東歐、蘇聯劇變。 問：您年輕時參與學生運動為了反腐敗、爭民主，幾十年後，學生們走上街頭，訴求同當年一模一樣，您怎麼看這個歷史現象？ 許良英：實際上我當時並不懂民主，以為共產黨掌權了，就民主了，以為共產黨是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可是事實並非如此，現在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還不如以前，官吏的貪污腐敗比國民黨時期還要嚴重得多。 問：未來還會發生類似事件嗎？ 許良英：歷史進程非常複雜，恐怕很難簡單重複，但世界民主潮流不可逆轉，一九八九年以後共產獨裁國家只剩下四個，遲早都得變，賴不了多久了。 問：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於北京香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