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曾蔭權聽其言觀其行◎鍾祖康

對曾蔭權聽其言觀其行
◎ 鍾祖康

● 曾特首八九年曾出席過支持中國民運的活動，但今天在證人面前一再高調否認。其實他已有多次「臉皮厚」的紀錄。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也指他這樣的天主教徒未必是好特首。

早前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回應記者提問時提到，現特首曾蔭權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當天（當時曾為行政署署長）也有出席支持中國大陸民運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義演活動，華叔並表揚曾蔭權說，「他那時還有些熱誠」。但遠在昆明的香港特首曾蔭權居然馬上至少三次嚴詞否認曾經參加過支聯會舉辦過的任何活動，也沒有參加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並解釋說，當日只是偕兒子到跑馬地馬會（即該次義演地點）餐廳晚膳後，離開時偶遇司徒華，彼此閒談兩句而已，決不是參與當時的義演活動。儘管其後當時一些義工也說確曾看到曾蔭權父子參加活動，並招待他們到貴賓席，但曾蔭權還是堅決否認出席過支聯會的任何活動。

曾特首有多宗操守不佳紀錄
曾蔭權的強烈反應自然引來許多人的質疑，當中可算以資深傳媒工作者方蘇的分析最中要害。方蘇說馬會餐廳與義演場地明顯有一段距離，「假如曾特首說的是真話，他當日是到馬會吃飯，但也有到義演場區去，而且是長距離特地走過去亮亮相。曾蔭權當時是殖民地高官，理應知道那次義演是甚麼活動，也理應知道當殖民地高官的守則和禁忌 ...... 可能的解釋是，這是他對北京民主運動表示支持，又或者希望被人認為或「誤認」自己支持民運。在當年全港以至全世界都支持民運的大氣候下，表示支持中國民運完全是『政治正確』的取態。」方蘇說，大抵是曾蔭權「下錯注」而已。

三年多前，為了撰寫《高官廢話公式寶鑑 - 探討香港社會超穩定的語言學基礎》，沒有人比我研讀過更多的香港高官廢話，曾蔭權給我留下頗壞的印象，特別是他在香港金融風暴中徹底保官棄民的做法，其後又亂點鴛鴦譜的胡亂預測以致延誤香港救治。而且過去他也確曾人贓並獲的被發現幹了幾件並不光彩的事。

譬如於一九九六年，他為了長子曾慶衍從英國學成回港之後，不必考專業試即可註冊行醫，竟以財政司信箋，致函香港醫務委員會，企圖以官威促令修改成例；又如於二○○一年他擔任財政司長時，繞過本港的汽車代理，遠渡倫敦以較低價買下八十多萬港元的平治豪華房車，再運返香港，省下車價連稅款近廿八萬元，並藉其過往宣佈的政策，額外省回三萬元的首次登記稅優惠；再如於二○○一年，勞資審裁處裁定曾任他財政司司長官邸的家廚于燕平索償被欠超時補薪得值，于燕平獲償還四萬港元欠薪！香港官場透明度低，失職行為極易隱藏，連被發現的也有這麼多，我不敢想像未被發現的還有多少。曾這些事換作一般官員，早就烏紗帽不保，告老歸田了，但曾卻可以高官照做，而且越爬越高。他曾罕有地解釋過自己的成功因素：「作為公務員 ...... 我們工作的其中一個基本條件，就是臉皮要厚。」的確，厚黑學宗師李宗吾先生不就曾說過，所有英雄豪傑成功之秘技，不外是「臉皮要厚」和「心要黑」嗎？

自命「政治家」，不懂弔民伐罪
有這樣履歷的「政治家」（曾蔭權早前申報職業為「政治家」）會怎樣看待民主運動呢？大家都是不作妄想的，只是萬萬沒有想到他會再三否認那樣的心拙口笨，連陶傑等也恥笑他說：他不是才剛剛高薪聘用了一些政治化裝師（ spin doctor ）麼？甚至我跟在教會做事的妻子談起此事，她馬上就說，不是很像馬可福音中彼得三次不認主的事嗎？我說，彼得也知道這樣做是錯的，只是若不這樣做就隨時可能跟耶穌陪葬，是可憐可憫的，但曾蔭權絕沒有面臨這樣的人身危險，最壞也只可能是少一點點榮華富貴，譬如由十個家傭減為五個家傭之類而已。也有人說，可能曾蔭權真的如他所說只是路過活動場地而沒有參加呢？若這是事實，難道這樣三番五次否認參與過這樣的民運活動是很光彩的事嗎？誰見過在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會公開一再否認參加過反納粹統治或反獨裁統治的活動？曾蔭權大聲說﹕「我不想糾纏於這些無證據、無厘頭、莫須有的指控，我再重申一次，我沒有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這不就是等於一個歐洲國家的領導人宣稱﹕「有人說曾看見我出席反納粹統治的活動，我不想糾纏於這些無證據、無厘頭、莫須有的指控，我再重申一次，我沒有參加《民主歌聲反納粹》活動。」弔民伐罪，伐桀放紂，不正正是政治家的天職麼？

香港名利之流不少是「飯碗基督徒」
令人更加不解的是，聽其言觀其行，誰會想到曾蔭權居然也是個天主教徒，而且看起來相當虔誠，他每天早晨都到教堂祈禱。那麼，就算不是政治家，但身為上帝的兒女，不也是應有弔民伐罪、明辨是非的道德責任麼？於是，早前曾蔭權角逐香港特首時，深受敬重的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就只好「大義滅親」，極其罕有的發出預警：「天主教徒未必一定是好特首」，這句話是說得極重的，卻全屬事實，無奈香港特首是由北京政府一手欽點。

當然，教大有枯枝，問題是這樣的枯枝似乎都集中於中國地方。魯迅就當頭棒喝︰「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呢？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即無操守），是甚麼也不信任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 ...... 」還說，「耶穌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卻都叫他們是『吃教』的。」已故的著名人類學家許烺光教授在其大作《美國人與中國人》中就曾詳述中國人每藉信教得到物質利益這個現象，並稱他們是飯碗基督徒（ rice-bowl Christian ）。

何以香港許多寡廉鮮恥的官員或社會名流竟然名義上都是基督徒呢？原來他們當年之所以入教，多是因為就讀於教會學校，香港的名校十之八九是教會學校，在這些學校讀書而又堅持不入教是極其不便的，也會因而失去不少好處，加上入教後較容易被人特別是英國人誤認為同類的「文明人」，所以這些教會學校往往變成飯碗基督徒的溫床。自然，可以為了飯碗而入教的人，也會有本事很輕鬆的出賣信仰以求保住飯碗的。不過，這些寡廉鮮恥的官員或社會名流對待其他宗教也同樣多出於功利，如甚麼玩佛、求長生、積功德以抵償貫盈罪孽等等。這種以弄虛作假大耍猴子戲來對待宗教的做法，也可見於中共以無神論者身份操控藏傳佛教金瓶掣籤、委任中國主教等等這樣的胡天胡帝。到最近中共更以《達文西密碼》一片褻瀆基督信仰為名予以禁映，表現得比絕大部份基督教國家都更維護基督信仰，無非也是想藉此誤導世人，以掩飾他們蹂躪宗教的事實，就像老奸巨猾偏要堅持天天上教堂或建佛造廟行善那樣。

天真的香港記者於是又跑去追問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有沒有參加過支持六四的民主活動。唐司長馬上斬釘截鐵的表明自己由八九年至今，從未參加過六四燭光集會！也沒有出席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又有記者問唐司長有否聽過《血染的風采》？唐司長聞言呆了一呆，面有難色的反問：「你問這首歌呀？」隨即箭步逃去。果然，唐司長也是教徒，是英國聖公會。

（鍾祖康：前香港新聞工作者，現居挪威）


	對曾蔭權聽其言觀其行 ◎ 鍾祖康 ● 曾特首八九年曾出席過支持中國民運的活動，但今天在證人面前一再高調否認。其實他已有多次「臉皮厚」的紀錄。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也指他這樣的天主教徒未必是好特首。早前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回應記者提問時提到，現特首曾蔭權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當天（當時曾為行政署署長）也有出席支持中國大陸民運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義演活動，華叔並表揚曾蔭權說，「他那時還有些熱誠」。但遠在昆明的香港特首曾蔭權居然馬上至少三次嚴詞否認曾經參加過支聯會舉辦過的任何活動，也沒有參加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並解釋說，當日只是偕兒子到跑馬地馬會（即該次義演地點）餐廳晚膳後，離開時偶遇司徒華，彼此閒談兩句而已，決不是參與當時的義演活動。儘管其後當時一些義工也說確曾看到曾蔭權父子參加活動，並招待他們到貴賓席，但曾蔭權還是堅決否認出席過支聯會的任何活動。曾特首有多宗操守不佳紀錄曾蔭權的強烈反應自然引來許多人的質疑，當中可算以資深傳媒工作者方蘇的分析最中要害。方蘇說馬會餐廳與義演場地明顯有一段距離，「假如曾特首說的是真話，他當日是到馬會吃飯，但也有到義演場區去，而且是長距離特地走過去亮亮相。曾蔭權當時是殖民地高官，理應知道那次義演是甚麼活動，也理應知道當殖民地高官的守則和禁忌 ...... 可能的解釋是，這是他對北京民主運動表示支持，又或者希望被人認為或「誤認」自己支持民運。在當年全港以至全世界都支持民運的大氣候下，表示支持中國民運完全是『政治正確』的取態。」方蘇說，大抵是曾蔭權「下錯注」而已。三年多前，為了撰寫《高官廢話公式寶鑑 - 探討香港社會超穩定的語言學基礎》，沒有人比我研讀過更多的香港高官廢話，曾蔭權給我留下頗壞的印象，特別是他在香港金融風暴中徹底保官棄民的做法，其後又亂點鴛鴦譜的胡亂預測以致延誤香港救治。而且過去他也確曾人贓並獲的被發現幹了幾件並不光彩的事。譬如於一九九六年，他為了長子曾慶衍從英國學成回港之後，不必考專業試即可註冊行醫，竟以財政司信箋，致函香港醫務委員會，企圖以官威促令修改成例；又如於二○○一年他擔任財政司長時，繞過本港的汽車代理，遠渡倫敦以較低價買下八十多萬港元的平治豪華房車，再運返香港，省下車價連稅款近廿八萬元，並藉其過往宣佈的政策，額外省回三萬元的首次登記稅優惠；再如於二○○一年，勞資審裁處裁定曾任他財政司司長官邸的家廚于燕平索償被欠超時補薪得值，于燕平獲償還四萬港元欠薪！香港官場透明度低，失職行為極易隱藏，連被發現的也有這麼多，我不敢想像未被發現的還有多少。曾這些事換作一般官員，早就烏紗帽不保，告老歸田了，但曾卻可以高官照做，而且越爬越高。他曾罕有地解釋過自己的成功因素：「作為公務員 ...... 我們工作的其中一個基本條件，就是臉皮要厚。」的確，厚黑學宗師李宗吾先生不就曾說過，所有英雄豪傑成功之秘技，不外是「臉皮要厚」和「心要黑」嗎？自命「政治家」，不懂弔民伐罪有這樣履歷的「政治家」（曾蔭權早前申報職業為「政治家」）會怎樣看待民主運動呢？大家都是不作妄想的，只是萬萬沒有想到他會再三否認那樣的心拙口笨，連陶傑等也恥笑他說：他不是才剛剛高薪聘用了一些政治化裝師（ spin doctor ）麼？甚至我跟在教會做事的妻子談起此事，她馬上就說，不是很像馬可福音中彼得三次不認主的事嗎？我說，彼得也知道這樣做是錯的，只是若不這樣做就隨時可能跟耶穌陪葬，是可憐可憫的，但曾蔭權絕沒有面臨這樣的人身危險，最壞也只可能是少一點點榮華富貴，譬如由十個家傭減為五個家傭之類而已。也有人說，可能曾蔭權真的如他所說只是路過活動場地而沒有參加呢？若這是事實，難道這樣三番五次否認參與過這樣的民運活動是很光彩的事嗎？誰見過在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會公開一再否認參加過反納粹統治或反獨裁統治的活動？曾蔭權大聲說﹕「我不想糾纏於這些無證據、無厘頭、莫須有的指控，我再重申一次，我沒有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這不就是等於一個歐洲國家的領導人宣稱﹕「有人說曾看見我出席反納粹統治的活動，我不想糾纏於這些無證據、無厘頭、莫須有的指控，我再重申一次，我沒有參加《民主歌聲反納粹》活動。」弔民伐罪，伐桀放紂，不正正是政治家的天職麼？香港名利之流不少是「飯碗基督徒」令人更加不解的是，聽其言觀其行，誰會想到曾蔭權居然也是個天主教徒，而且看起來相當虔誠，他每天早晨都到教堂祈禱。那麼，就算不是政治家，但身為上帝的兒女，不也是應有弔民伐罪、明辨是非的道德責任麼？於是，早前曾蔭權角逐香港特首時，深受敬重的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就只好「大義滅親」，極其罕有的發出預警：「天主教徒未必一定是好特首」，這句話是說得極重的，卻全屬事實，無奈香港特首是由北京政府一手欽點。當然，教大有枯枝，問題是這樣的枯枝似乎都集中於中國地方。魯迅就當頭棒喝︰「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呢？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即無操守），是甚麼也不信任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 ...... 」還說，「耶穌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卻都叫他們是『吃教』的。」已故的著名人類學家許烺光教授在其大作《美國人與中國人》中就曾詳述中國人每藉信教得到物質利益這個現象，並稱他們是飯碗基督徒（ rice-bowl Christian ）。何以香港許多寡廉鮮恥的官員或社會名流竟然名義上都是基督徒呢？原來他們當年之所以入教，多是因為就讀於教會學校，香港的名校十之八九是教會學校，在這些學校讀書而又堅持不入教是極其不便的，也會因而失去不少好處，加上入教後較容易被人特別是英國人誤認為同類的「文明人」，所以這些教會學校往往變成飯碗基督徒的溫床。自然，可以為了飯碗而入教的人，也會有本事很輕鬆的出賣信仰以求保住飯碗的。不過，這些寡廉鮮恥的官員或社會名流對待其他宗教也同樣多出於功利，如甚麼玩佛、求長生、積功德以抵償貫盈罪孽等等。這種以弄虛作假大耍猴子戲來對待宗教的做法，也可見於中共以無神論者身份操控藏傳佛教金瓶掣籤、委任中國主教等等這樣的胡天胡帝。到最近中共更以《達文西密碼》一片褻瀆基督信仰為名予以禁映，表現得比絕大部份基督教國家都更維護基督信仰，無非也是想藉此誤導世人，以掩飾他們蹂躪宗教的事實，就像老奸巨猾偏要堅持天天上教堂或建佛造廟行善那樣。天真的香港記者於是又跑去追問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有沒有參加過支持六四的民主活動。唐司長馬上斬釘截鐵的表明自己由八九年至今，從未參加過六四燭光集會！也沒有出席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又有記者問唐司長有否聽過《血染的風采》？唐司長聞言呆了一呆，面有難色的反問：「你問這首歌呀？」隨即箭步逃去。果然，唐司長也是教徒，是英國聖公會。（鍾祖康：前香港新聞工作者，現居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