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三本反動日記 ● 四川先知們說「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只判三年」。我為了坦白,連累親友,內心不得安寧。終於在父親的三本日記的逼供中勇敢撒謊,保護了父親不被槍斃 ...... 六六年文革爆發時,我和父親已經坐牢快五年了,都在四川省第二監獄,他在一隊,我在女犯三隊。 很快,文革的戰鬥就打響在監獄裡了。 對我最直接的衝擊是關於父親的三本日記。 王戶籍審問我日記的下落 王戶籍開門見山地問我父親解放後記的三本日記的去處。我奇怪他們怎麼會知道父親記了三本日記,既然清楚有這事,為什麼還要問我它們在哪裡。父親確實寫有三本日記。我粗略地翻過,主要記的是解放後他的所見所聞所歷,其中不乏共產黨聳人聽聞罪行的人名、地點、時間、詳情等細節,和他對報章雜誌上一些文章的看法與評論。但日記的很大部分是父親對「世界政府」的熱烈嚮往和他個人對世界政府的組成及運作的一些構想。 這三本日記父親於五八年初,託舅舅張亨中從重慶和平路我家帶去藏在上海,他當時正在申請出國去柬埔寨幫我叔叔經商,準備拿到護照後,經上海帶走。日記放在重慶家裡,大家害怕,轉移到別處,還是害怕,反正都成了驚弓之鳥。幾個月後,有人從上海來「外調」,我以為是日記的事敗露了,父親又要坐牢,嚇得大哭,結果是一場虛驚。這次,王戶籍專程來省二監盤問日記的下落,我是很認真對待的。從六一年逮捕審訊我到此次追查日記,我對共產黨所謂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有了新的認識。 我想,父親壓根不知道我的所謂反革命集團的事,他們尚且說我反動思想的形成是他教育的結果,他是我反革命集團的幕後指揮,重判他十五年。那麼,這三本日記,白紙黑字全是父親親筆,不少言詞直指共產黨痛處,這次他們絕不可能視而不見,像對待父親四九年前痛罵蔣介石腐敗無能的十幾本日記那樣,他們完全會為這三本日記而惱羞成怒把父親槍斃。 腦子轉了一個圈之後,我斬釘截鐵地回答王戶籍:「我不知道。」並且下定決心,就是加我五年十年刑期,就是打死我,我的答案也是不知道。下了這個決心,我生平第一次在獄吏面前勇敢撒謊。 出乎意料,王戶籍並沒有拍桌子打巴掌說我不老實耍狡猾。相反,他對我說:「你的父親也說不知道。」 我驚喜得難以置信,這個戶籍太好了,他無異幫我和父親串了供,父親也說不知道,雙方口供一致,我吃了定心湯圓。 紅衛兵抄出日記怕父親被槍斃 聽了她講的話後,我心裡怕得不得了,時刻為父親的生命擔憂。當時,我完全無法得到他的消息,哪怕是間接的消息。媽媽來接見,我幾次鼓起勇氣想問父親的情況,但看看站在我倆中間的隊長,就都忍住了,不敢提到父親。我和父親是連案,痛恨自己的罪惡,就應當彼此互相痛恨。到開全監「寬嚴大會」,我就更加如坐針氈,好像末日來臨。那時,開會前除了放《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外,還經常放胡松華的《草原》。那次,留聲機放的是《草原》,針頭頂在唱片前面那段過門上,質量不好,發出粗糙的沙沙沙響聲,這響聲在我聽來它就是腳鐐拖地的聲音,我斷定父親戴著腳鐐正走進會場。戴腳鐐意味著加刑槍斃,腳鐐聲從我心上拖過去,我全身戰慄,覺得自己就要暈倒。 我一改過去開會時低頭看地不朝男犯方向看的習慣,破天荒第一次抬起頭盯著男犯一個一個看仔細,直到看到戴腳鐐的男犯裡並沒有父親,我才鬆了一口氣。 從監獄長夏鈺欽報告紅衛兵的偉大功績中得知,文革期間,他們抄出來的反動物品,蔣介石的照片、國民黨的黨旗、黃金白銀變天賬 ...... 駭人聽聞多不勝數,社會上監獄裡被抄者成百萬上千萬隊伍浩浩蕩蕩,聽起來就有 「法不制眾」的感覺。 被捕後招供連累父親判刑十五年 回憶數年前剛逮捕我時,審訊員黃文德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完全不設防的我攻克了。在他的呵哄嚇詐下,我竹筒倒豆子把父親同學全出賣了。為了避免他繼續對我白天黑夜急行軍似的審訊,和沒完沒了的咒罵以及當著我面吃飯令我流口水等的精神折磨,我還按照黃的引導把一封別人來信寫的幾句話(他指出的十六個字),胡說成是我反革命集團的行動綱領,只是當時腦子不夠用,不然我會給自己的反革命集團取個好名字,以期黃文德表揚我坦白誠實。沒想到,就這麼亂說了幾句話,後果竟如此不堪,我自己十三年刑期活該,五十歲的父親給判了十五年,他對「反革命集團」一無所知,母親和四個弟弟也從此走上崎嶇之路,從此苦難不斷。三個出身右派地主富農的同學朱文萱、伊明善、吳敬善,只同我聊過幾次天,就成了「集團」成員,兩人被關,一人開除工作,大半輩子完蛋。 害人害己,我終生不得安寧。 這次,他們追查父親的三本日記,我表現得不老實,結果反而沒事。我第一次體會到,人在無法無天橫蠻無理的共產黨面前,不能講誠實坦白,對他們誠實坦白就是愚蠢,就是傷害你的親戚朋友,就是犯罪,要抗拒要撒謊,調動你的智慧和勇氣,拿出肩頭準備承擔,這樣做了,他們反而把你奈何不得。至少,不會連累別人。 四川先知們說的「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只判三年」是何等的英明。 出獄後才知道,在那個無法無天,不為任何事就可以把人往死裡打的年代裡,如果當時父親和我是在社會上而不是在監獄裡,父親完全可能為他的三本日記送命,而我這個孝子賢孫大概也陪葬了。監獄裡的死老虎們,相對於社會上的死老虎和新老虎真的安全不少。那時管教幹部對我們說犯人是生活在防空洞裡了,看來有點道理。 我還慶幸,在黃文德軟硬兼施面前,我沒傻到把父親的三本日記也「坦白從寬」出來,否則,按照那時的判刑,父親就不是什麼十五年的問題,而是「不殺不足已平民憤」了。否則,我現在就不僅僅是終生不得安寧的罪人,而是手上沾著父親鮮血的十惡不赦的殺人犯了。寫至此,想到當時我完全可能在不經意間把父親送上斷頭臺,我的心立即緊縮成一團。一位讀過我書的朋友說,「看到你把所有的人都出賣了,我心想,幸好,當時我不是你的同學!」另一位讀者來我上班的店裡說,「我非常氣憤你,你把你的父親整得好慘,你父親是最冤枉的 ...... 」 希望我可以重新活一次,但願我會表現得勇敢成熟一點。 但我最希望的是,這類事情永遠不曾在地球上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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