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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的文藝社團和我的入黨 ● 文藝社團是清華大學的「修正主義苗圃，胡錦濤是團長。校長蔣南翔說，清華培養的學生二十年後要在國家政治中起骨幹作用。
清華培養學生有幾個絕招，政治上推行政治輔導員制度，體育上有代表隊，文藝上有文藝社團。這幾個地方被稱為修正主義的苗圃，被選拔出來當集中隊員的，自然就是修正主義的苗子。我當年也是文藝社團的一員。 據說，文藝社團在清華由來已久。清華一九一一年建校，一九一四年學生中就成立了歌詠團，後來成立了國樂社、國劇社（俞平伯就是國劇社的）、美術社（聞一多曾任美術社的社長）等各種文藝社團。到我們那個年代，文藝社團已經有軍樂隊、民樂隊、話劇隊、合唱隊、舞蹈隊、舞台美術組以及文藝社等多個團體。支部書記是印甫盛，團長是胡錦濤。 「反動學生」詩人邊國政 課餘，我翻開稿子一讀，立即被深深吸引了。語言的優美、流暢；意境的廓大、健康，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難得的傑作。我知道我覓到寶貝了。立馬就去找負責《新清華》編輯的孫敦囱老師。 孫 老 師和 夫人小張，都是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征啟的助手。 孫敦囱老師的性格正如他的名字，為人敦厚、處事不溫不火，是清華園裡難得的好人。隔了一期，文章沒有發，我急忙問 孫 老師為甚麼。老孫猶豫地說：「是不是太長了？」在我看來，邊國政的詩字字珠璣，一個字都不應當刪。但為了發表，我還是向邊轉達了孫的意思。邊國政很痛快，立即動手壓縮了幾乎一半，反倒是我在旁邊心疼得直跳腳。又隔了一期，文章還沒有發。我跟老孫急了。 孫 老師這回不緊不慢地說：「能不能讓他用一個筆名發表？」我覺得好沒道理，但還是向邊傳達了孫的意思。為了緩和氣氛，我用商量的口氣對他說：「 ...... 比方說，叫『邊策』？」他好像很欣賞這個提議，就痛快地答應了。 邊國政是東北遼寧鐵嶺人，身材魁梧，肌肉發達，大腦更發達。有棱有角的方臉，架一副有棱有角的方眼鏡。有東北人的痛快和粗獷，又有詩人的敏感和細膩。光看外表，很難想像那些優美的詩句就是從這顆碩大的腦袋裡流淌出來的。後來我在比利時魯文大學廣場同朋友喝啤酒，看到旁邊有一座著名的雕像，一個上面打開了腦袋的青銅人，高舉起啤酒杯往自己的腦袋裡源源不斷地灌啤酒，題名曰：「智慧從啤酒杯裡流出來」。我當時就聯想到邊國政，「詩句從方腦袋裡流出來」。 〈清華園之夜〉在《新清華》上用「邊策」的筆名發表了，好評如潮。在我的竭力推薦下，邊國政也調到文藝社團成為集中隊員，和我同住一個宿舍，成為朝夕相處的朋友。後來在文革當中，我才瞭解到當時要邊國政用筆名發表文章的秘辛。 老邊的家鄉，遼寧省教育廳曾發過一個文件，批評清華在招生工作中只重業務，不注意政治質量，舉的例子就是邊國政。文件中直斥邊是「反動學生」。理由嘛，僅僅是因為一封信。我們初到清華，在大禮堂召開迎新會，校領導同新生見面講話。就是在這次迎新會上，蔣南翔校長說：清華培養的學生，要在二十年後的國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幹作用。我們這些頭腦簡單的莘莘學子，聽得熱血沸騰。邊國政對這一場景卻有另類的描述，他把他的另類觀察寫信給他的中學同學。被他認為是朋友的中學同學，卻把告發他作為自己晉升的台階。於是就有了遼寧省的文件。 其實，邊國政的信寫得相當精彩。他是這樣描述校領導走上主席台時的場景： 「 ...... 這時候，全場奏起了軍樂，校領導魚貫而入，一個個肥頭大耳，儼然中央首長一般。校領導就座之後，樂隊停止了奏樂。全場鴉雀無聲，安靜得哪怕是一根針掉在地上，都可以聽得見。這時候我真想放一個屁，聽聽有沒有山炮那麼響！」 如此文才、如此叛逆，壯哉邊國政！離開清華之後，邊國政果然成為有成就的詩人。十五年後，他寫了〈對一座大山的詢問〉，獲得當年優秀新詩創作獎。 莫札特和入黨介紹人談話 六六年一月，我在清華加入過共產黨，介紹人是羅征啟和印甫盛。當時羅征啟是清華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蔣南翔校長的主要筆桿，分管校刊《新清華》和文藝社團。印甫盛是自七的學生，政治輔導員，文藝社團的支部書記。他們都是所謂「清華牌幹部」，即清華從本校學生中自己培養出來的幹部。羅征啟一九五七年畢業自清華大學建築系，學生時代是文藝社團樂隊的首席小提琴手，也當過政治輔導員。 我的這兩位入黨介紹人和胡錦濤相比，雖說都是清華園裏的出類拔萃之輩，但論視野和知識面的開闊，胡不如羅征啟；論魄力和敢於承擔，胡不如印甫盛；但要論「聽話」的程度，他們倆就都不如胡錦濤了。同他們初次見面的印象，老羅是英氣逼人；老印是霸氣凌人；胡則是誠懇待人。 老印來自江蘇如皋的一個貧農家庭，有一個叔叔是烈士。他在高中時就入了黨，後來娶了劉寧一的女兒劉菊芬，可算是響噹噹的「根正苗紅」。老印極聰明，也極有能力。按說，他在共產黨體系裏應該有極好的前途。但他的仕途並不很順，究其原因，就是他並不是很「聽話」。我到文藝社團當集中隊員不久，就領教了他內心深處的桀驁不馴。那是一九六五年夏天的一個中午，我在文藝社團的老資料裏看到一則五八年的舊聞：去上海巡迴演出。我唉了一聲：「甚麼時候我們還再去上海啊？」他回了一句，可說是石破天驚：「不可能了。那個年代，都在發高燒。」 把五八年的大躍進年代說成是「發高燒」，我清楚這是甚麼性質的言論。對此我也有一些模糊的認同，但不敢說。而老印講得如此清楚明白，其膽識不由得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這輩子交的朋友不多，但交上了，就是終身之交、生死之交。和老羅，可說一生都亦師亦友；和老印，則一輩子是親如手足的兄弟。 我大概算不上那種「積極分子」，因為到要發展我為黨員的前一天，我都在狀況外。六六年初的那個寒假，我已買了火車票要回上海。臨回家前一天，李桂，文藝社團黨支部的組織委員，才來同我商量：「阿南，能不能晚幾天回去？」我不解，問：「為甚麼？」她說：「要討論你的入黨問題。」我有點不識相：「不行，我車票都買了。」她問甚麼時候，我說是明天下午四點左右的春運加班車。結果支部大會就在第二天上午召開，我帶著行李到會場，會後就直奔火車站。到會上，才知道我的介紹人是羅征啟和印甫盛。反正那時候一切都由黨安排，聽話就是了。那天，被討論的還有舞台美術組的曲從鈺，就是那個黑而胖的「曲曼麗」。 回校後，老印告訴我總支已批准了我的入黨，按規定介紹人要同新黨員談一次話，由老羅來談。約好了去老羅在荷花池的宿舍。行前，我心裏有點好奇，不知道他要跟我講甚麼樣的共產主義大道理；還有點忐忑，因為當時我和老羅並不是很熟。走進荷花池教工宿舍，首先是驚訝過道的亂。那時候的宿舍，連廚房都沒有，走廊裏堆滿了做飯的爐子和雜物。進了門，他招呼我坐下。我那坐姿，大概相當於李登輝初見蔣經國的水平。他看到我緊張得憋紅了的臉，笑了一下，給了我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提議：「萬潤南，想不想聽莫札特？」 我啞然。他放了一張唱片，當作樂隊的伴奏，然後拉起了小提琴。我對音樂完全是外行，但我會用心去感受。羅征啟的音樂素養和嫺熟的技巧絕對一流。那一天，他沒有告訴我甚麼是共產主義，但卻給我啟蒙了莫札特：在莊嚴的前奏之後，很快就進入優美的輕快；然後是優雅的空靈，一腔柔情的傾訴；從層層疊疊的齊奏，到活潑跳躍的迴旋；從深情悠揚的柔板，到激情緊湊的快板 ...... 我完全放鬆了，傾聽著從小提琴琴弦上流淌出來的莫札特，開始打量眼前這個不同凡響的黨官。羅征啟的側影像拜倫，帥得有點洋氣。後來讀到章詒和從上海資本 家大 小姐那裡批發來的審美標準，才懂得那是真漂亮。雙目清澈而明亮，老羅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貴族氣。我總覺得他像一個人，像老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的那個安德列王爵。 文革一開場，羅征啟自然是被打倒的黑幫，印甫盛則是黑幫爪牙，我就當了小爬蟲。我也有幸被人貼過一張大字報：「死保你的入黨介紹人羅征啟絕沒有好下場！」宣傳部的小張藉批鬥老羅的機會給他通風報信：「你毒害青年，到現在萬潤南都在死保你！」 寫過「屁聲像山炮那麼響」的邊國政，也很自然地成為造反派。我們還住在同一個宿舍，也能友好相處。有一天，他向我展示從老羅那裡抄家抄來的幾本印刷得及其精美的畫冊：西方各流派的名畫、世界著名建築的攝影。他一邊翻閱，一邊嘴裏嘖嘖稱讚：「你看羅征啟的醜惡靈魂！」我心裡很不平。過了幾天，趁他不在宿舍的時候，我把這幾本畫冊用紙包上，摸黑給羅征啟送去。老羅聽了我的說明，沉思了片刻，說了一段讓我一輩子刻骨銘心的話：「你把它們拿回去，就當我把這幾本畫冊送給他了。只要他還懂得欣賞這些東西，他就壞不到哪裡去。」 我把這幾本畫冊放到了原處。老邊的奶酪讓我動了一下，還沒有讓他發覺。他得了畫冊，我得了教誨，也算是各得其所吧。 蔣南翔復出與四通的由來 輕鬆不輕鬆，全看你的機遇和心態。你去追尋機遇，自然不會輕鬆；但機會來找你，大概就不會感到沉重。在我們那個年代，入黨申請書幾乎是人人都要寫的，特別是在文藝社團那種被稱為「修正主義苗圃」的地方。如果有例外，也許只有邊國政這樣的特殊人才。能不能入黨，寫申請是必要條件，組織上對你的看法才是充分條件。我寫了申請，但沒抱希望。我出身一般，學業過得去，但也並非出類拔萃，比我強的，大有人在。和我在文藝社同宿舍的鄭元芳，暱稱「鄭媛媛」的，就是一個。名字嬌滴滴的，人家可是出身工人的紅五類。 今天給你們講講鄭元芳，這可是個聰明絕頂的家伙。記得學校裡搞過一次工程畫比賽，我的水平是拿到了入場資格，他的水平是拿到了名次。這就叫差距。鄭元芳後來讀研、留美、在美國大學當教授，都走在同輩的前頭。記得我在八十年代的《參考消息》上，還讀到過他在美國的學術研究出了成果的報導。九十年代末，聽說他在俄亥俄大學當電子工程系的主任。我和他的一位同班同學叫閻淮的，一起從東部開車去拜訪他。闊別三十餘年，相見分外感慨。他還是那樣斯文，如果要說變化，只能說他當年是斯文的好學生，如今是斯 文的名 教授。他講了一些當系主任的秘辛和瑣碎，我很佩服他連洋人都能擺平。最新的傳聞是他也「海歸」了，現在是上海交大電子工程學院的院長。也許，今天他應該另有一番感慨了。畢竟，擺得平洋人，未必能擺得平自己的同胞啊。 我的輕鬆入黨，全靠兩位入黨介紹人的青睞。我很感激他們的知遇之恩，不說「士為知己者死」，起碼我也回報了他們終身作為朋友的忠誠。後來在兩個不同的場合，當面聽到過他們對我能力的評估。雖然我覺得他們的用語有點誇張，但能體會到他們對我由衷的稱讚。 一次是八十年代初，蔣南翔校長復出後到國家科委工作。羅征啟帶我去見他，推薦我去給他當秘書。論年齡優勢、人品可靠，我知道自己還行。說到能力時，老羅誠懇地說了句：「他的文章寫得比我好。」蔣校長聽了眼睛一亮，幾乎是當場就封官許願：「先在我這裡歷練一下，不會總讓你當秘書的 ...... 」我還用宜興話同老校長交談了幾句，鄉音更拉近了我們的距離。後來嘛 ...... 我老岳父李昌堅決反對。這事就作罷了。蔣和李算是清華同年，一起搞學運，一起到延安，一起上團中央，一起到大學當校長，一個到清華，一個到哈工大。當然這不是反對的理由。李昌是認為搞不了業務的人才會去搞政治，而我當時在科學院計算中心，業務上似乎也還有點前途。 八三年底，我在科學院參與的專案搞出了點名堂，評了個三等獎。我被選派到美國進修。因為是公費，英語要通過教育部的ＥＰＴ考試。工科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一般還過得去，聽、寫能力則一塌糊塗。第一次參加考試，很慚愧，才得了五十七分。後來到科學院研究生院成人英語中心惡補了一下，第二次考了一百零四分（滿分一百二十，其中寫作二十分）。 我說自己不經意就入了黨，你們就「匪夷所思」，如果我說一不小心創辦了四通，你們該「瞠目結舌」了吧？基本上還就那麼回事。八四年初，我一心在準備出國，辦企業並非我當時的人生規劃。印甫盛來電話約我去一次。我到了老印家，他給我介紹了幾位新面孔，領頭的叫劉海平，清華電腦系的學弟。當時老印在電腦一行裡已經是「大腕」級，那幾個年輕人準備自己出來辦公司，想請老印出山。 「辦公司？憑你們幾個？」老印一臉的瞧不起人，然後斬釘截鐵地搖了搖頭：「不行！」 「這種事情，我也不行。」老印緩和了語氣。 「今天我給你們介紹一個人，」他指了指我，「他比我行。」 老印如此高抬，我有點不知所措。想起我在科學院的一些同事也在為辦公司蠢蠢欲動，於是說：「我的幾位朋友也有此打算，大家可以合起來商量一下。我在出國前正好有點空餘時間，可以先跑跑腿。」 這就是創辦四通的緣起。如果沒有老印的慧眼識人，大概也就不會有四通。 孫老師棒喝 讓我少年老成 因為比同班男生小，所以常常受欺負。我從小笨嘴拙舌，也不會告狀，只能吃啞巴虧。後來在江湖上面對各種明槍暗箭，尚能處之泰然，就是因為從小就練了「童子功」。通過幫助同學溫課，我逐步改善了自己的處境。老師也常常護著我。但有一天，我遭到教導主 任孫 老師的一頓嚴厲訓斥。農村小學因為教室少、老師少、學生少，所以雖然也分六個年級，但只分三個班上課。一、二年級在一起，三、四年級在一起，五、六年級也在一起。上課時前半堂這邊預習，那邊講課；後半堂這邊講課，那邊做作業。這給了我兩邊聽課的機會。一天六年級 那邊 老師問了一個難一點的問題，居然沒人回答得出來。我在五年級這邊就雀躍起來，舉著手，半蹦著高，嘴裡還喊出聲來：「我來！我來！」生怕失去自我表現的機會。沒料到 孫 老師勃然大怒，用教鞭敲著講桌，呵斥我驕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自以為了不起。一頓傾盆大雨、當頭棒喝，我懵了、蔫了，大概這就是所謂震撼教育吧？從此就滅絕了性格中的「張揚」，變得「少年老成」了。前些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比較中美教育的帖子，對孩子的「自我表現」採取鼓勵還是壓抑，完全是兩套不同的思路。也許，我的經歷可以提供一個例證。唉，那一年，我還不到十歲。 當我轉到上海念書的時候，在老師和同學眼裏看到的這個鄉下孩子功課好、懂禮貌、不是非、還 ...... 少年老成，幾乎是零缺點。從此前程似錦，少先隊當到大隊長；剛到年齡就入團，從高一到高三，當了三屆校學生會主席。到清華又遇到兩位不同凡響的伯樂，他們對我的一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每當我用感恩的心情念及這些師長的時候，我就會想起 孫 老師的當頭棒喝。 也許，這就是佛教禪宗所說的「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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