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應如何保持優勢？

◎ 鍾祖康

● 前言：台灣於一六六二年跑來一個文明水平較低的鄭成功政權，逼走文明水平較高的荷蘭政權當然是台灣的惡運。但要不是鄭氏家族據台稱王，觸犯「天無二日」的中土天條，清朝也不會勞師動眾將台灣武力統一，要是台灣不是中國領土，那麼甲午戰爭後也就不會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並由此走上現代文明之路。歷史之發展，何其弔詭！

　　　　闊別台灣兩年後又去一趟，發現台灣人現在最憂心的不是中共武力犯台，而是中共對台灣經濟從蠶食到鯨吞。顯然，台灣必須認真增強經濟競爭力，盡力給台灣人裝備一些非中國大陸民眾所能輕易學到並取代的能力，提昇台灣人在國際環境的生存能力，否則台灣的文明水平很容易隨著被大陸經濟蠶食鯨吞，逐級而降。那將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不幸。

　　雖然台灣跟世界一些人間勝境還有距離，但我每一次去總覺得我在傳統華人社會久已形成的昏暗人生也忽然微亮起來。我於十多年前開始造訪台灣之前，一直無法相信華人社會是可以發展成這個樣子，我無法想像奴氣淡薄、文藝氣息四溢的華人社會如何可能實現，也無法想像一個華人社會可以趨於均富，而不是如中國大陸、香港等典型華人社會那樣的富者家財動輒成百上千億（港元），貧者以垃圾為食；當然，還包括普選最高領導人這樣的政治文明水平。

中國發展極限：巨型新加坡
　　台灣的文明水平拋離中國大陸有多遠？說一百年當然是太少，即使說一千年，也很難說太多，原因很簡單，以中國大陸目前依然死守晚清以來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莫談國事，小心煙火」的體用模式，用共幹的摩登詞彙來說，就是「經濟掛帥」、「穩定壓倒一切」、「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人權」之類，中國大陸發展到最好，也只可能成為一個巨型的新加坡，也就是一個沒有出版自由、新聞自由、信仰自由、司法獨立等等基本公民權益、卻讓你衣食無憂的地方。這種管理顯然是從人類的養豬經驗中衍生出來，惟西哲蘇格拉底早就忠告世人「寧為痛苦人，莫當開心豬」，將中國建設成一個健力士世界紀錄的大豬圈（而且也總不會像新加坡豬圈那麼乾淨），實在不是很值得高興的事情。從新加坡的例子可見，經濟發展不是必然會帶來政治改革的。

　　台灣必須潔身自愛、跟中國大陸劃清界線的最關鍵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因為兩個地方的文明已經相距太遠。中國本土官民經過兩千多年的胡天胡帝，已經成功把過去華夏被化外之民包圍的格局倒轉過來。今天中國本土文化之低之劣，莫說是東亞，舉目環宇，也難覓對手。台灣所承傳的中國文化不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七彩文化，而是大抵自鄭成功以還的官化儒學專政的死水文化，以此不利條件而有今天的政治自由和均富式的經濟繁榮，實屬奇葩。這朵奇葩怎樣長出來呢？一是台灣屬於中國的邊陲地帶，而且有海峽相隔，晚至十七世紀中葉後（一六六二年）才因鄭成功逃亡至此趕走荷蘭人，方全面漢化起來，而台灣一直到一六八四年才被滿清統一，第一次被收進中國版圖，決不是甚麼「自古以來」的，是以相對而言所中的漢文化毒較輕。其實，要不是鄭成功逃到台灣搞「兩個中國」，很難想像清廷會對台灣有那麼大興趣，情況跟近兩百年後國民黨趕走日本人逃到台灣搞「兩個中國」、進而將中國本土的漢人文化、制度和政治爭端帶進台灣幾乎如出一轍。從這角度看，台灣一直是任人宰割、無可奈何的羔羊，而來自中國本土的敗將殘兵則一直一廂情願的要台灣人不問緣由、毫無保留的跟他們一起背負東山再起、逐鹿中原的大漢皇帝夢，以及一家獨大的儒家道統。

梁啟超歌頌日本治台成績
　　台灣一方面正式沾染中國本土文化的時間較短，另外也非常重要的是，它至少經過兩個文明水平遠在中國之上的外來文明即荷蘭和日本的教化、善化，統而言之，就是文化排毒和啟蒙。荷蘭人不僅致力剷除台灣原住民的獵頭風俗並教以文字，傳以福音，整體而言是讓台灣人第一次領略現代文明的滋味。日本優質文明和中國劣質文明的文化大戰，在甲午戰爭後日佔的台灣土地上轟然展開。女子纏足、男子蓄髮、全民吸毒等漢人幾百年到上千年一直難以根絕的痼疾落在日人手上即應聲而潰，這些成績當時除了獲得國際社會的讚揚外，連最熱愛祖國的思想巨人梁啟超於一九一一年遊台灣後也很痛心地傾吐對日本治台成績的讚美﹕

　　「吾茲行之動機，實緣頻年居此，讀其新聞雜誌，盛稱其治台成績，未嘗不愀然有所動於中。謂同是日月，同時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非親見又烏乎辨之？......台灣隸我版二百年，歲入不過六十餘萬......日人得之僅十餘年，而頻年歲入三千八百餘萬，本年預算且四千二百餘萬矣。吾內地若能效之，則尚何貧之足為憂者？......台灣之行政措施，其美備之點極多......其中又豈無一二可師者。就中若改幣制、辦專賣、興水利、調查土地戶口、干涉衛生等，多有獨到之處，應用最新之技術，萬國所共稱嘆。吾又安能違心以詆之耶？吾國人又安可不虛心效之耶？」（見梁啟超〈遊台灣書牘〉雲南教育出版社《飲冰室文集點校》第四集）

　　梁啟超對日本治台成績的讚嘆並欲師法，跟其後另一位愛國者孫中山對英國治（香）港成績的推崇並立志將中國「香港化」的做法，驚人吻合，不在話下。從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澳門、以至昔日中國租界的發展均凌駕中國的歷史來看，中國本土管治之遠遜於殖民統治，顯非例外，而是常規。

　　是以，一些學者如中央研究院的周婉窈博士在其頗暢銷的《台灣歷史圖說》︵2001）裡依然說：「在中日馬關和談中，這個遠離甲午戰火的海外孤島，竟不幸被議定割讓給日本。這是台灣近代悲劇命運的起源。」就令人相當費解。台灣落入日本之手是千年不遇的擺脫劣質漢文化、展開文明升格的大好機會，也因此台灣在二次大戰後才有超過七成的學齡兒童就學率，以及其他各方面均雄視整個中國本土的發展水平。日人就如英人改造香港那樣，幫台灣人解決了中國人搞了幾千年也無能為力的難題，加之台灣的「祖國」又不是文明比日人文明更高的北歐、西歐或北美諸國而是中國，落入日本之手又何來「不幸」、「悲劇」呢？這豈不就是梁啟超說的「違心以詆之」之論？我不是不知道殖民統治的奴性本質，而是很難很難找到一種比中國統治模式更奴性、更惡劣的殖民統治而已。

中國不經殖民無以重生？
　　台灣能夠先後被兩大先進文明殖民統治，從而奠定了走向現代文明的不拔之基，這是整個中國本土所沒有的福份。從過去兩百年的歷史來看，已經開到荼蘼、千瘡百孔的中國文明除非經過強力的殖民統治，否則難以像火鳳凰的火浴重生。著名中國通兼《西遊記》、《我的前半生》英譯者W.J.F Jenner 教授在其力作 The Tyranny of History（《歷史的枷鎖》）深刻反思說，「中國數千年來的 ......專制官僚系統，已經滲透了所有在此環境成長的腦袋，要擺脫這樣的思想枷鎖，非常困難。我一直認為，新加坡、香港和台灣等地皆因為有外來的殖民統治，才得以打斷中國的官僚傳統，從而仿照外國模式行事，推動社會發展。惟中國已經擁有強大軍力，這樣打斷中國文化枷鎖的做法已不可能。」的確，這個年代誰還會還敢大搞殖民事業呢？殖民主子也不是呼之即來的，而且看來是一去不返了。現在中國本土民眾如要享用蠻夷戎狄的文明制度，就只能遠走高飛國外或者高薪聘用外國顧問好了。

　　台灣於一六六二年跑來一個文明水平較低的鄭成功政權，逼走文明水平較高的荷蘭政權當然是台灣的惡運。但要不是鄭氏家族據台稱王，觸犯「天無二日」的中土天條，清朝也不會勞師動眾將台灣武力統一，要是台灣不是中國領土，那麼甲午戰爭後也就不會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並由此走上現代文明之路。歷史之發展，何其弔詭！但歷史是否總是這般「塞翁失馬」式的重演下去呢？台灣下一次再墮入劣質文明體系如中國大陸的統治後，會否又是禍福相伏的歷史情節？從中國本土五十年來的統治來看，不問這貼狗皮膏藥叫「武力統一」還是「一國兩制」，恐怕很難有人會希罕甚麼「塞翁失馬」的了。
（鍾祖康：香港新聞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