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金庸 還原金庸
◎ 傅國湧
●金鐘按：大陸青年評論家傅國湧，最近出版新著《金庸傳》，以新的視角和豐富的資料，描述了名作家、報人查良鏞八十年的人生道路，引起金迷和知識界的高度興趣，被視為傳記作品的新突破。
問：已有很多人寫金庸，您為何而寫？
答：我之所以寫《金庸傳》，最初是因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約稿，該社有一套﹁中國現代傳記作家叢書﹂，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已出版了二十多種，如林志浩的《魯迅傳》、錢理群的《周作人傳》、淩宇的《沈從文傳》等都享有聲譽。幾年前他們有推出《金庸傳》的選題計劃，找我來寫。我最初感到為難，一方面，金庸是個影響巨大而又非常複雜的人物，在某種意義上，他已成為一個神話，而內地知識界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充滿爭議。另一方面，在這之前，市場上已有過多種《金庸傳》，何況為活人立傳常常是一件冒險的事。經再三考慮，同時也閱讀了兩岸三地幾乎所有已經出版的《金庸傳》，我決定接受這個挑戰。因為我發現以往的《金庸傳》往往局限於把金庸當作一個武俠小說作家來看待的，而且無一例外地都採取了仰視傳主的視角，對金庸生平的介紹也頗多訛誤，對金庸生活的這個時代的認識也很膚淺。考慮到金庸在這個時代的影響面之廣，我覺得應該寫一部可信的、詳實的《金庸傳》，不是為了宣傳金庸其人，他不需要什麼宣傳，而是真實地寫出這個人的成長過程，他所處的這個時代環境，他的命運與掙扎、奮鬥，他與這個時代的對應關係，他的思想變遷......。我寫《金庸傳》決非是為傳主樹碑立傳，而是透過這個人物折射出時代的光和影，探討知識份子的人格特徵、命運起伏，給讀者提供一些新的思考。我想這才是我寫《金庸傳》的初衷。
問：您的《金庸傳》與其他金傳比，有何獨到之處？
答：其實，我的這本《金庸傳》卑之無甚高論，不過是寫了一個神壇之下的金庸而已。與以往的《金庸傳》不同的是，我選擇了平視的視角，從人性入手，試圖把一個神還原為人（金鐘按：把金庸當作神，恐怕是一種大陸現象，香港和海外對金庸的崇拜，當他為大俠，偶像者有人，但尚未見到視他為神的情形。），也就是把他當作一個人來寫，而不是把他當作一個﹁文壇俠聖﹂、﹁俠之大者﹂。在我看來，他是武俠小說家、是報人、是企業家，但他首先是一個有七情六慾的普通人。人性中的歡樂與悲傷、高尚與卑微、天才與平庸、謙遜與傲慢......都能在他身上看到。
在寫作過程中，我恪守著秉筆直書的史家傳統，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決不迴避甚麼，也不隱瞞什麼，保持客觀、中立，不帶入自己的個人感情色彩，是我始終追求的目標。儘管我對金庸晚年的言行有我自己的看法，但我並不因此否定他的整個人生，對他壯年時期創立《明報》經歷的風風雨雨，他那些曾發射出奪目異彩的社評，我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知道，歷史是由細節構成的，一個人物的一生更是由許多故事連綴而成，我特別講述了《金庸的﹁字條﹂》《﹁摳門﹂的老闆》，試圖通過這些細節表現人物的性格。
問：你在後記中指出，由於某些原因，致使金庸一生中個別重要的事情未能如實寫出，指的是哪些事？
答：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北京愛國民主學生運動發生後，金庸和《明報》曾有過出色的表現，發行量最高達到二十多萬份，創下歷史記錄。戒嚴令頒佈後，那年五月二十日他公開辭去香港基本法草委的職務，表示抗議。他在《明報》執筆寫了不少社評。﹁六四﹂慘劇發生後，他發表感人至深的社評《﹁你們還年輕啊，來日方長﹂》，這些都是可歌可泣的，顯示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道義選擇。由於國內現實環境的限制，我在《金庸傳》中未把這些事寫出來，這將影響世人對他客觀、公正的評價。
問：您的《金庸傳》出版後書評與市場反應如何？
答：《金庸傳》出版以來，我已陸續看到一些書評，比如著名學者謝泳先生在《中國圖書商報》發表的《金庸研究的新視角》，稱﹁這本傳記應該說是近年傳記寫作的一個新收穫，特別是在關於金庸傳記的寫作中，作者還是開出了新路。﹂同時他也指出本書在找到分析金庸的新視角和新材料之後，沒有在金庸與同時代知識份子的命運比較方面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深度。此外，我在《中國文化報》《北京日報》《南方日報》《湘聲報》等等許多報紙上看到過有關書評，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李新宇先生的書評題為《還你一個完整的金庸》，浙江大學的黎學文先生的書評題為《走下神壇的金庸》。目前為止，我只看到《中國青年報》上有一篇評論，以冷嘲熱諷的口吻徹底否定了我這本書，捎帶著還詆毀了貴刊出版的我的另一本書《脊梁｜｜中國三代自由知識份子評傳》。不過很遺憾，作者沒有指出哪裡和我觀點不同，也沒有指出書中有甚麼硬傷之類。
從市場反映來看，這本傳記上市不久，第一次印刷的一萬冊已基本發行完了，正在第二次印刷之中。《北京晨報》及新浪網等媒體曾經或正在連載。
問：您從金庸的一生，得出了甚麼結論？
答：我研究金庸不是為了研究這個個人，在我研究金庸個人之前，一些師友都忠告我說，沒有必要把時間浪費在金庸身上。但我一直認為研究金庸主要不是研究他個人，而是試圖破解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成就現代人格何以如此艱難這個問題，金庸本來是有條件成就現代人格的，他生活在香港，沒有制度的局限性，可以無所顧忌地追求理想，追求主流文明，但他最終還是回歸了傳統。
問：那麼您認為甚麼才是現代人格？
答：﹁現代人格﹂就是追求人類主流文明，有獨立的人格，有獨立的擔當，不以世俗的是非為是非，不媚權、不媚俗，在專業領域有自己的成就，又有公共關懷，始終追求理想。在金庸差不多同時代人的中，以愛因斯坦為楷模的科學史家許良英先生︵1920年）、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1923｜2003）等，在他們生命的最後那些歲月，可以說都成就了現代人格。這是金庸所不及的。我在《金庸傳》的﹁結束語﹂中就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知識份子與權力、出世與入世三個永恒的話題作了初步探討。其實，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儘管金庸在世俗社會獲得了巨大的名聲、財富，鮮花和掌聲籠罩了他整個生命的黃昏，但由於他沒有達到現代人格的高度，毫無疑問給他的人生留下了遺憾，這是令人深思，甚至是每一個知識份子必須直面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