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劍倫與蔣彥永

◎ 牧 夫

● 一名深知薩斯極度傳染姓的老醫生，竟公然帶著薩斯來港求醫，並得到香港一流名醫與政府高官的支持，從而在香 港與世界掀起一場瘟疫泛濫，這就是劉劍倫的故事。
　　薩斯這場危及全球的大瘟疫，在它發源地地中國造就了不少新聞人物，有大有小，有正有負。其中最值得一書的恐怕是兩名醫生：廣州的劉劍倫，被人罵為「千古罪人」；北京的蔣彥永醫生則被稱為「民族英雄」。

劉劍倫：明知故犯的超級毒王
　　三月份香港非典肺炎大爆發時，劉劍倫教授的大名逐漸引人注意，有人在私下裡罵他「該死」，因為香港這場無妄之災是他帶來的。兩個月後，劉教授傳播這場災難到香港的真相，才完全清楚。因為港粵當局也有難言之隱。

　　劉劍倫，六十四歲，是廣州中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內科教授，幾年前已退休，但醫術高明，求診者不少，故仍在醫院掛單看病。去年十一月份非典傳染到廣州後，作為內科大夫，他臨床診治過二百多名病人，深知此症的惡性傳染性質。他本人也在二月十五日感染發病，發燒咳嗽。也許一種專業的內心恐懼，使他認為廣州治愈的可能性很低，要求助於香港先進的西醫治療。於是便有了世衛調查所稱之劉姓醫生來港出席姪女婚禮之說。其實，根本沒有婚禮之事，他是來求醫的，而且經過了官方安排，由於中山二院與香港廣華醫院的關係良好，中山一院院長詹文華電告廣華將有一名劉教授來治非典肺炎，廣華不僅接受，而且通報了特區衛生局長楊永強，均不以為意。

　　劉教授二月廿一日抵港，入住京華酒店九樓九一一房間（世事何其巧妙，九一一這個美國報警電話，成為恐怖襲擊的日子，現又在香港顯靈！）僅僅住了一天，翌日便進了廣華深切治療部，但在京華酒店的這一天他透過電梯按掣與咳嗽的飛沫，竟把非典傳給了九樓的十名房客，包括越南、新加坡、美國、加拿大旅客及一名二十六歲香港人陳先生。上述四國先後感染。而陳先生則成為香港傳奇的「超級帶菌者」，他三月七日證實肺炎住進威爾斯親王醫院，恰遇中大醫學院學生臨床考試，他成了考核八名學生聽肺能力的對象，當時正是陳先生帶劇毒的痰液霧化之時，二考官與八名學生一齊中招。而且在威院擴散到一百八十九人感染。同時陳先生又把病毒傳給他眾多親戚。妙的是這位毒王自己卻在三月尾治愈出院。

　　薩斯在九龍大規模擴散是由一位三十三歲姓林的腎病患者所引致，三月中，他洗完腎在陳先生住的病房過夜，一夜中招。當時醫院對薩斯還不夠警愓，見他發燒，視為小病未要他留醫。林先生出院後發燒又肚瀉，他去過淘大花園探弟弟兩次，上廁所拉肚子，薩斯便透過糞便管道使淘大花園居民在十天內感染達二百餘人，成為舉世聞名的社區交叉感染個案。三月底，林先生終於再入威院留醫至今。

　　回過來再說劉劍倫醫生，他抵港第二天入廣華深切治療病房後，受到優待治療，廣華外科主任葉維晉、港大微生物系主任袁國勇及港大胸肺科副教授曾華德三名香港一流專家會診，使用了類固醇等高級藥物，但劉之病情沒有好轉，終於住院十一天後，三月四日因呼吸困難窒息而死。醫院解剖屍體，發現其肺葉已嚴重發炎出血，且呈硬化狀，十分恐怖。劉死後又經十七天，才在廣華出殯，火化。劉劍倫「毒王」的身份明確後，全院高度戒備，出殯日，屍體不化妝，家屬也不得膽仰遺容，由三名仵工膽戰心驚地「雙重打包」裝入棺內。至今不明白的是，劉由太太陪同來港，劉太下落如何？何以未感染？劉死後又為何留屍十多天？而劉的病情之重，他已親自告訴了廣華醫護人員，全案經過袁國勇等專家也向楊永強作了匯報，為何當局還無動於衷，不追查接觸者？

　　這就是超級帶菌者劉劍倫的故事。他的一生救死扶傷，也許是一位可敬的醫生，但生命的最後，竟不顧社會安危，以毒王之軀成為唯一外出求醫的傳毒者，不僅香港深受其害，連帶世界各地達二千多人染毒，二百餘人死亡，劉教授明知故犯的罪過，當不可恕。客觀方面，除港府失責外，中國當局至今不承認劉是毒王，企圖推卸禍害香港的責任。

蔣彥永：突破保密體制功不可沒
　　北京一名老軍醫的一封信「改變了歷史」，這是華盛頓郵報對蔣彥永的讚美。專制制度可以長期鐵板一塊，但偶而會有些自由的火花迸發出來。七十二歲的蔣大夫是一名體制內的專家，他一九五二年入讀協和醫科大學，加入共產黨，兩年後進入解放軍總醫院即著名的三○一醫院，曾任外科主任。蔣大夫因堂兄是台灣政界名人蔣彥士，又出身上海銀行家家庭，文革中曾挨整，下放青海軍馬場勞動，一九七二年獲平反，回三○一醫院工作。現享受正軍級待遇，有專車使用。蔣醫生專長是治癌，曾為不少高幹做過手術，治療腫瘤。蔣大夫退休已超過十年，但與許多醫術精湛的大夫一樣，仍在醫院上班看診或擔任指導。

　　這樣的專業人才，在中共體制內可以百萬計吧，他們一般只是循規職守，追求專業的成就，很難設想有出格的行為。蔣醫生以古稀之年卻做出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出格事，那就是四月上旬向西方媒體投訴北京當局公開說謊，隱瞞薩斯疫情。

　　經過三月兩會中共當局有組織地隱瞞北京薩斯疫情後，四月初疫情已相當嚴重，但衛生部長張文康還在中央電視台說疫情已受到控制，北京只有十二例，死亡三例。蔣大夫聞言非常生氣，知道軍方三○九醫院就有病人六十例，六人死亡。於是他發電子郵件給中央電視台與鳳凰衛視，批評衛生部官員「說假話」、「張文康胡說八道」，但沒有回應。這是四月四日。四天後美國時代週刊記者訪問蔣大夫，他把對政府的批評告訴記者，四月八日出版的時代週刊報導「北京遭到薩斯襲擊」，引用了蔣彥永的署名信。

　　美國傳媒的權威性給了中共高層以很大壓力，世衛組織對北京疫情調查結果，也認為實況遠遠大於官方公佈的數字，北京隨即被定為疫區。胡溫新班子終於醒悟了局勢的危機性，胡南巡後返京，便決定動手術，撤掉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之職，公開疫情統計，部署一場抗疫全民戰爭。四月二十日首次宣佈北京的臨床與疑似病人共七百餘例，超過原衛生部數字二十倍。

　　世界與全中國震驚了。北京成為廣東香港之後最大的重災區，這不僅有損一國首都的安全，更損一個傲慢帝國的面子，但中南海不得不面對嚴峻的現實，力挽狂瀾，否則將不可收拾，不堪設想。造成這樣一個關係國家與世界命運的轉變，蔣彥永醫生的說真話，起了畫龍點晴的作用，他觸犯了中共家醜不可外揚的禁律，向國外揭自己瘡疤，而客觀上又促使當局得到一個改進的機會。這應是蔣大夫這次出格行動大為成功的原因。現在，激情已經平息，蔣彥永承認不經批准他不會接受採訪。事發後，領導也找他談過話，他說：「中心意思就是不要跟外國媒體說話」。他表示沒有其他壓力。

　　中國的歷史格外沉重。億萬人匍匐在千年專制傳統下討生活，任何突破，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都來之不易。宿命論者認為，沒有劉劍倫，也會有人將薩斯傳來香港，沒有蔣彥永，也會有人挺身而出，但現在，歷史把恥辱與光榮給了他們，我們就不能不為他們記上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