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文學院十二月十日將迎來他們選擇的中國桂冠作家莫言，在很多中國人眼中諾獎不再具有權威性。諾貝爾要求具有「理想傾向」的文學獎，已經異化成一個平庸的文學遊藝場。

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在諾貝爾學院發表演講，題為《講故事的人》。

很少有一次諾貝爾文學獎的頒布，引起獲獎作家所在國人們如此巨大的感情衝突。二○一二年十月十一日，瑞典文學院宣佈將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官方及媒體興高采烈，而很多民間人士則沉痛地說：「這是諾貝爾文學獎最恥辱的一天！」

為這次頒獎而感到寒心徹骨的人們，是中國的那些為爭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迫害的作家、記者和藝術家，是因維護人權而入獄、遭受酷刑的律師和義士，是在高大堅硬的牆與雞蛋之間，屬於雞蛋一邊的知識分子。他們生於中國並將死於中國，摯愛那塊土地並為之承受苦難，為之譜寫抗爭的史詩。

為甚麼這些中國人會如此悲哀、憤懣乃至絕望？這是因為遙遠的諾貝爾文學獎在他們心裡，原是一個具有崇高精神性的獎項，是捍衛自由和尊嚴的一個標杆，是以富於人性與美的文學，安慰並激勵被壓迫者的一座燈塔。

他們不明白：為甚麼瑞典文學院會把諾貝爾獎頒發給一個思想貧瘠、作品多蕪雜少精華的作家？莫言在政治立場上站在專制政權那邊，這次頒獎因此被認為是間接地肯定當今中國殘酷的專制制度。

作為長期旅居瑞典的中國流亡者，筆者不得不面對國內朋友提出來的疑問，我有責任寫下我對瑞典文學院的觀察和認識。儘管諾貝爾文學獎有其崇高的初衷，但它是由人來頒發的，而人是會遺忘和背叛的。在此文中，我試圖探討一個問題：由諾貝爾本人規定的必須具有「理想傾向」的文學獎，是怎樣喪失理想，異化成為一個平庸的文學遊藝場。

印發七種文字的演講全文。演講和接受獻花。

諾貝爾遺囑及其反極權的初衷

生性憂鬱的大發明家諾貝爾對世界的看法並不樂觀，但他絕不曾預料，在一百餘年後，他委托頒發文學獎的「斯德哥爾摩的學院」，竟然可以將他的遺囑棄之如敝屣。

一八九五年，諾貝爾在他最後的遺囑中，決定把獎金「頒發給一年以來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人們。⋯⋯一部分頒給在文學領域內將創造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

瑞典文學院曾高度重視諾貝爾遺囑中的「理想傾向」，並對這遺囑進行長期的解讀。由於該遺囑過於簡略，後來文學院內部分成堅持遺囑和忽略遺囑兩派。諾貝爾本人被視為一個世界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因此，不少院士把「理想傾向」解讀為人文主義精神和世界文學的眼光，以及「胸懷寬廣的博愛」。諾貝爾所贊賞的文學的「崇高的風格」，曾是瑞典文學院長期堅持的評選標準。

在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擔任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的Amders Osterling認為，諾貝爾所說的「理想傾向」，是一種積極的人文主義傾向。人文主義對抗的是野蠻主義。一九七二年瑞典文學院頒獎給德國作家伯爾，有院士指出：「這次頒獎是直接乞靈於諾貝爾本人的遺願。」在當時的兩個熱門作家之間，它選擇了第三帝國廢墟上的道德復興的首席代表，而放棄了這個國家藝術復興的首席代表。表明瑞典文學院看重的是反抗極權的「道德價值參考系」。

當今瑞典文學院是怎樣執行諾貝爾的遺囑，評選「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呢？按照現任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悅然的說法，瑞典文學院早就拋棄諾貝爾的這一標準了。

二○○一年一月，旅居美國的中國記者曹長青採訪了馬悅然先生，問及諾貝爾文學獎的理想主義色彩的問題。馬悅然先生回答說：「⋯⋯對這個理想傾向，現在瑞典文學院就不大在乎，不大管這個了。」二○○五年十月，馬悅然先生在台灣《中國時報》上回應旅居瑞典的中國學者傅正明，說：「傅正明沒有注意到的是，瑞典學院早在一九四○年代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實際上，如曾任常務秘書的院士阿連所說：「今天，學院內部有一種『回到遺囑』的傾向。」這就是說，文學院裡一直有院士在重申「理想傾向」，並不都是如馬悅然先生所說的「置之度外」了。
遺囑執行人有責任確保立遺囑者的意願一一得以實現。一百多年前，瑞典文學院接受了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任務，那麼他們有義務忠實地執行遺囑，實現諾貝爾的遺願。然而，根據馬悅然先生的上述言論，當今瑞典文學院已經無視諾貝爾關於「理想傾向」的遺囑，並任意改變評選標準。這是公開的背叛和違約。

同樣被瑞典文學院背叛的還有諾貝爾當年反專制的初衷。根據有關研究，在諾貝爾主張的「理想傾向」裡，包括一種反抗極權的精神。撰寫《諾貝爾傳記》的瑞典人Kenne Fant認為，諾貝爾是極權體制的預言家，諾貝爾曾說：「一種來自社會深層的新的恐怖政體正在興起，以求從黑暗中狂暴地爆發。人們早已從遙遠的方向，聽到了這種空洞的噪音。」

正是因為諾貝爾早就憂慮地看到極權制度將要產生，所以他在設立諾貝爾獎時規定：所有的獎項都要授予「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人們」。作為一個社會批判者，諾貝爾期望他的獎項能夠給予人們以反抗極權的勇氣。在千百萬人死於極權制度的時代，還有甚麼能比反抗極權更能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呢？ 然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韋斯特伯格在接受中共《環球時報》採訪時說：「我們的選擇從來沒有政治意圖。」「所有的選擇都是基於文學質量，沒有別的東西。」馬悅然也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無關政治、友情和運氣，唯一的標準就是文學質量。」就這樣，瑞典文學院否定了諾貝爾反極權的初衷，否定了「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這一標準。

今天瑞典文學院頒獎給莫言，說明他們追求的只是文學的形式和花樣。瑞典歷史上最偉大的作家斯特林堡於一九○三年對文學院的批評，正是當今瑞典文學院的真實寫照：「對於瑞典文學院來說，形式和花樣已經成為詩歌藝術本身；次要的東西已經成了主要的東西，形式統帥了內容，因此，我們的文學院鼓勵的是那些芝麻小事，那些吹毛求疵的、裝潢門面的毫無意義的東西，作為裁決的衙門，它代表著偏狹的、膽小的、往往是平庸的東西，最近則代表著沒有良心的東西。」

莫言去瑞典中學教學生寫中文。

對莫言文本的誤讀和文學遊樂場

不再堅持「人文主義的理想傾向」，諾貝爾文學獎就不再成其為諾貝爾文學獎。當今瑞典文學院獎掖莫言，是以對自身文化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否定了諾獎的本質。至於莫言作品的文學價值，難免見仁見智，但他的作品不符合諾貝爾的理想，這一點顯而易見。

一個喪失了高貴靈魂的獎項，除了那筆獎金還剩下甚麼呢？這種不幸情況的發生，與當今院士們的知識結構與審美鑒賞力有關。對中國文學缺乏足夠的認識、判斷能力，導致他們對莫言文本的誤讀。

莫言是一個缺乏人文主義思想的作家，他本人也宣稱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德國漢學家顧彬認為，莫言的小說是「老掉牙的方式，重複地寫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筆者在讀過莫言作品後，深感其語言粗俗不堪、冗長而難讀。莫言極度誇張地描寫男女糾葛、性別和暴力，把人的原始慾望連毛帶血地呈現給讀者。這種文學，竟被瑞典文學院美化為：「將夢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
《檀香刑》是被瑞典文學院列為莫言三大作品之一的獲獎之作。早在二○○二年，筆者就以《展示殘忍的華美大戲》為題，批評莫言在該小說中謳歌義和團的狹隘民族主義，以濃墨重彩渲染酷刑為樂，助長人性的殘忍。二○○七年，中國文學評論家李建軍稱《檀香刑》為一隻華麗的「甲蟲」，指出：「莫言對暴力的展示從來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內在意義。」

《生死疲勞》是被瑞典文學院視為典型的「夢幻現實主義作品」，據說是很有幽默感的。如果我們仔細研讀這部小說，就會發現其中的深層寓意：老百姓與其徒勞地反抗北京政權，不如乖乖地做人。小說中的因果輪迴律，被莫言用來抑止老百姓的反抗衝動，從而「和諧」了那個體制。在關於《生死疲勞》的採訪中，莫言本人強調了他和中共保持一致的態度：「和解、和諧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遺忘。」

《天堂蒜苔之歌》是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英格倫德推薦作為閱讀莫言的入門作品，他評價說：莫言「更像是一名身在體制內部的體制批判人士」。 在我看來，莫言只是批判體制內存在的某些缺陷，如基層的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但他絕不反對體制本身。小說《天堂蒜苔之歌》中有個青年軍官，他的農民父親因反抗貪官參與鬧事而被起訴，而他在為父親辯護時，仍然堅稱「共產黨偉大正確」，指腐敗只是個別情況。可見，莫言是體制的維護者。

中國有許多勇敢批評政權的作家因言獲罪，或被迫流亡，而馬悅然卻說：「我認為莫言敢於批評社會不公，別的人不敢。」這位懂中文的院士，竟這樣無視中國的現實，把精明算計、圓滑的莫言抬高成為一個抗爭的英雄。

中國美學所說的文學作品的「文眼」，指的是窺看主題思想的窗口。對莫言作品中真正的寓意，北歐的院士們隔著文化的層層厚紗，有很大的認識上的困難。但斯德哥爾摩的文學裁判官性好獵奇，在無力把握中文作品的思想傾向時，便按照自己片面而膚淺的理解，誤讀文本，主觀地、無原則地拔高了莫言。 瑞典文學院說，莫言的創作令他們聯想到美國作家福克納。但是，一九四九年福克納獲得文學獎時，瑞典文學院在頒獎詞中是如此概括的：「福克納的困境可以這樣表述：他哀傷並且在寫作中誇張了一種生活方式——出於他的正義感和人文關懷而絕對不能忍受的那種生活方式。」

「正義感和人文關懷」，是當時的瑞典文學院所強調的頒獎理由，而當今院士們卻數典忘祖，他們一味強調莫言「講故事的能力」（馬悅然語），把莫言筆下那些無厘頭的暴力、猥瑣、亂倫和荒誕，那些描寫大奶大屁股之類粗俗不堪的故事，統統稱之為「夢幻現實主義」。這樣，富有尊嚴的諾貝爾文學獎就被卡通化，成為一個富於娛樂性的文學遊樂場。

實驗性藝術摧毀文學院道德神經

擁有中國官方頭銜的莫言，其文學並沒有脫離過政治。他的作品裡蘊含的一些反人文精神的因素，例如國家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渲染暴力和消極的宿命論，無不帶有政治色彩。這就說明，在專制的中國，文學和政治難分難解。而瑞典文學院卻罔顧真實，一個勁地宣揚莫言獲獎「與政治無關」。

這與瑞典文學院長期以來的一個傾向有關，即貶低文學獎的「道德價值參照系」，抬高「試驗性藝術」。這種「實驗性藝術」，實際上是把文學狹義化、偏頗化，與諾貝爾精神格格不入。作為一種語言藝術，文學的基本特徵在於審美。但是，崇尚矯飾之美，一味試驗，卻可能偏足於唯美主義和為藝術而藝術。真正偉大的文學不能只以「實驗性藝術」取勝，它需要思想性，啟迪人們追求真理和理想。

即使以實驗性藝術的標準而言，莫言也是不夠格的，他的作品模仿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缺乏原創性。同時，莫言作品在藝術上，沒有一部可以稱得上是偉大的作品。這位受熱捧的暢銷小說作家擅長手藝活兒，用華麗而囉嗦的文字變戲法，把中國人所經歷的悲慘生活，農民的生存苦難、社會人性的墮落，匯聚成洋洋灑灑的大雜燴，釀成一桌荒誕離奇而又淫穢病態的酒席，供有閑暇的讀者消遣。

莫言的這種消費主義文學恰好符合了諾獎評委的胃口。韋斯特伯格對《環球時報》記者說：「《豐乳肥臀》更讓我著迷，跟我以前讀的所有小說都不同。」摒棄了諾貝爾的人文主義精神，院士們除了欣賞幽默，為豐乳肥臀的色情描寫著迷之外，還能提出其他更深刻一點的文學見解嗎？

這也許是因為，患了都市「文明病」的院士們，厭倦了西方民主社會的平淡生活及文明理性，追求怪異的異國情調，因此需要莫言這樣的作家來書寫鄉土、肉慾和血腥，以調劑他們無聊的胃口。熱衷「實驗性藝術」的前常務秘書賀拉斯（Horace Engdahl）因此被一位院士指責為：「摧毀了這個國家的道德神經。」

莫言獲獎彰顯中國和西方的現實

既然已無道德價值需要堅守，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便不再保持應有的尊嚴。他們有些人在莫言獲獎後，忙著去中國搶占出版市場。

馬悅然先生在瑞典記者揭露其「利益衝突」後，不得已放棄他翻譯莫言作品的權益。這位曾因抗議六四鎮壓而被中共禁止入境的院士，這次因莫言獲獎，得以在中國隆重推銷他的兩本翻譯著作。機會難得，諾獎評委會前主席埃斯普馬克也去中國推銷自己的長篇小說。

由此看來，這次頒獎，不僅顯示了瑞典文學院的獵奇胃口及膚淺的文學鑒賞力，還彰顯當今中國和西方的現實。由於中國經濟騰飛，一些西方文化菁英便不再堅守道義立場，不再譴責暴政和人權侵犯。被「紅色滲透」的他們一味消解政治，縱容強權，轉過身去盯住了中國巨大的名利場。

在背叛諾貝爾的道路上，瑞典文學院已經走得很遠了。他們置億萬中國人在專制統治下的苦難於不顧，獎勵當今世界最大的一個專制政權組織的成員。莫言不但是中共黨員，而且是官方的作協副主席，他在八九血腥屠殺後仍然站在專制一邊，並奉毛澤東壓制寫作自由的《延安講話》為圭臬，至今毫無悔意。二○○九年，為抗議中國異議作家出席法蘭克福書展研討會，莫言和其他官方作家一起退場。二○一○年，在接受美國時代周刊採訪時，莫言又極為圓滑地為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辯護。

因此，這個頒獎給了世界一個惡劣的信號，即瑞典文學院不在乎中國仍然有一個侵犯人權的制度，他們對遭受強權肆虐的中國人沒有一點同情心。院士們口口聲聲說文學獎不考慮政治，他們似乎不知道在專制國家裡「文學即政治」的現實。其結果很反諷，這次標榜「與政治無關」的頒獎，被中共利用作為政治工具，用來大肆宣傳「中國崛起」。

《魔鬼詩篇》作者盧西迪被伊朗宗教領袖追殺的事件發生後，瑞典文學院有三位院士指責文學院對盧西迪的支持不力，憤然離開了文學院。隨後退出文學院的著名作家安隆德激烈批評說：瑞典學院是「我們國家的恥辱」。這四位院士才是真正懷有諾貝爾理想的人。

瑞典文學院即將迎來他們選擇的中國桂冠作家時，在很多中國人眼中「諾獎從此貶值」，不再具有權威性。當然，失敗的不僅是諾貝爾的道德理想，因此遭受打擊、進一步被邊緣化的，還有所有堅持自由寫作、拒絕依附權力的作家。但是我相信，中國文學有著上千年的「道德文章」傳統，肩擔道義的中國作家，此後將不再把瑞典文學院當作值得遙望的聖潔之地，在這個冷漠而腐敗的世界裡，充滿道德勇氣的他們將以真正的血性和情懷，去承襲與諾貝爾精神相通的文學理想，讓文學成為人類靈魂的希望與寄托。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