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房價暴漲最不利的是精英階層。為壓低房價紓解民怨，當局稱五年為低收入者建三千六百萬套保障房。承諾是否會兌現？能否消除嚴重的住房危機？

　　二○一一年春節後，北非、西亞多國掀起變革，北京、上海等地官媒接連發表社論，譴責「境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各種手段挑起「街頭政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陳冀平說，一些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圖謀愈演愈烈，打著維權的旗號借機插手人民內部矛盾，蓄意製造各種事端。三月十日吳邦國在全國人大聲明：「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和不搞私有制。」十四日下午溫家寶在「兩會」後記者會上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時認為：「最大的危險在於腐敗，而要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於改革制度和體制」。（當天第三個向溫家寶提問的香港女記者，曾到家採訪過我兩次......）俞正聲在兩會上說，他每天上下午要看《網路輿情專報》兩份。
 

● 一男子在重慶房屋交易會，以行為藝術方式抗議房價太高老百姓買不起。（互聯網）

五年造三千六百萬套保障房

　　面對民怨與民怒，以及隨時可能爆發的民變，中共堅持多年的土地財政已走到盡頭，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已難以為繼。為紓民怨，中共高調承諾在「十二五」期間將建造三千六百萬套保障房解決高房價問題。但這能否成為中共最後挽回人心的王牌？

　　中共建政六十一年，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二年的四十三年屬計劃經濟時期，沒有解決人民的住房。九二年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九四年開始建造商品房，九八年停止福利分房，靠土地財政、「血拆」和「血徵」造就經濟繁榮。筆者於一九九九年初向銀行貸款百分之七十，在上海中心城區購一套一百二十六平方米住宅，時價每平方米四千九百元，現市價為三萬元，十年漲了六倍。據官方研究報告，全國城鎮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能夠購房，而百分之八十五的居民仍需保障房來救濟。

　　一直以來人們誤以為大陸全民不滿高房價，但真正承受不了高價房的卻是中共執政主要依靠的這百分之十五的菁英和權貴。若房價再降百分之五十都與百分之八十五中的大多數人無關，這還不包括二點四億的農民工，因為降下來他們還是買不起，但對這個權貴階層的最底下一層就關係重大了。例如：原本一套五十萬元的住宅，百分之三十的預付款只需十五萬元，一個貪官受賄十五萬元即可買房，但價格漲到三百萬元，貪腐所得九十萬元以下的官員就無能購房了。政府所供養的四千萬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特別是三十五歲以下年輕人、警察、軍隊團級以下官兵、處級以下幹部，都會受到影響，因而對體制產生不滿 。高房價即是產生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土壤......房價的高低決定著中共政權的穩定。 

清華欲以廉價房籠絡教師

　　二○一○年四月國務院出台「國八條」試圖以政治動員和舉國的行政手段將房價打壓下去。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中共建政六十年來，凡嚴控某一產品的價格，就造成這個產品的缺失，只有放開價格，產品才能供求平衡。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共控制糧價的結果造成了餓死四千萬人的局面。高層明知打壓房價會造成混亂，但在日益高漲的房價後即刻喪失政權與壓房價保政權之間，當然選擇後者。  

　　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通過一年的努力，北京「學清園」住宅區的一千套住宅購房手續辦完將分給教師。另外在八家地區的五千套的建房計畫，陸續解決教師的住房問題。清華教師將以市場價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購買這些住房。消息一出，便引起各界爭議 。清華教師為何能以低於市場價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價格獲得這些住房？竟然動用了政府的教育撥款。中國現有五千多所大專院校，全國學清華五年之內就需房三千萬套......

　　按「十二五」規劃，三千六百萬套保障房用於覆蓋城鎮居民中收入低，住房最困難的百分之二十居民。清華大學教師的收入若不屬於百分之十五高收入者，也只能列入百分之六十五的夾心層中。這個夾心層尚處在政策的盲區之中，清華大學為何有如此大的「綠色通道」？若不穩住北京等地高校教師，當局將如何應對隨時爆發的學潮？人們關注到二月二十日以來，網上發起各地聚會和散步的動態，若未關注到「保障房」與緊急調配高校教師的關係，就錯過了以微知著全面觀察中國的一次機會。中國大陸現有四十萬法官，二十萬檢察官，四百萬警察，八十萬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若僅憑工薪收入，有多少能光顧高價房？保障房能否堅持三十年？

　　二月二十八日，溫家寶與網民交流時提出，今後五年全國將建保障房三千六百萬套。若一套房住三人，也只能解決一點零八億人，五年後中國大陸有十四億人口，城市化率為百分之五十，其中百分之二十就是一點四億。按目前的「高投入、高速度」建造保障房，解決全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的保障房至少要三十年。這種只有投入沒有回報的大規模資金從哪裡來？尤如在熱鍋中的一批雞蛋，政府正在不斷往裡添加涼水、希望保持雞蛋的新鮮，而爐火無法停下來，雞蛋終將「爆炸」......

 今年保障房資金欠缺二萬億

　　二○一○年，中央政府下令各地完成五百八十萬套保障房，但最終只完成三百七十萬套。公開資料顯示，河南省安陽市直到二○一○年八月初，保障房是零開工，中央投資補助廉租房項目的焦作、濮陽、南陽、周口等市，截止八月均未開工，同年九月蘭州市保障房開工率不足百分之十。二○一一年一千萬套保障房，高層認為預算只需一點四萬億即可，那麼去年的五百八十萬套只需八千四百萬元，此數顯然是低估。去年的財政收入為八萬億另加土地出讓金二點九三萬億元。若一套保障房面積在七十平方米，每平方米的成本五千元計算，今年總投入需三點五萬億，一點四萬億的預算只能是留給習近平一個美麗的陷阱。

　　溫家寶說，建保障房和調控房價各地政府應負主責。今年中央政府安排一千億專項資金，二月二十一日始，住建部陸續與各地方政府簽訂《保障性住房目標責任書》，下達「死命令」，必須在今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全部開工，否則主要領導將遭到從約談到行政處分乃至降級、免職的嚴厲處罰。稍有常識的人知道，一幢住宅從開建到竣工至少在三年，需房者從申請、審核、搖號、看房、批准、辦手續入住至少要半年。兩年後各地政府已換屆，誰會受到處分？ 

　　二○一一年開建的保障房，包括三百五十萬套改造房、七十萬套拆遷居民回遷房、三百八十萬套公租房和廉租房、兩百萬套經濟適用房。改造房，包括城市棚戶區和礦區、林區、墾區的棚戶區改造。顯然改造房和回拆房屬國民原住舊房的翻新，礦區、林區、墾區屬非城鎮地區，都不屬居民保障房的增量。   

　　屬於「保障」房只有二百二十萬套公租房和一百六十萬套廉租房，另外二百萬套經濟適用房屬限價商品房，目前上海的經適房價格是每平方米五千到八千元，購房者只有百分之六十的產權，另百分之四十產權屬於政府，且都在上海遠郊，補齊差價仍是十年前同地段商品房價格的三倍。

     一位南京市的建築專家在政協會上說，南京的地下管道有七十多種，大部份還是民國時期所建，已經嚴重老化，要更新的投資與地上建築物的投資比至少為一比一......本人一直認為中國大陸城市建設的「成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水分，中共建政六十一年一向違背城市建設先地下後地上的規律。

薄熙來有野心重慶救中央

　　一向高調的上海宣佈今年建一千五百萬平方米的保障房，其中拆遷安置房八百萬平方米，經適房五百萬平方米、公租房二百萬平方米。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真正的保障房只有二百萬平方米，低於計劃的七分之一。

　　重慶市長黃奇帆在全國人大宣佈出資三百億元作為資本金，三年建造四千八百萬平米公租房，按每平米每月十元出租，每年四十八億租金，剛好還銀行貸款利息，但每年數百億的貸款和其他融資何時收回？還有二年退休的黃奇帆 沒有回答。最佳的回答者或許是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大搞毛澤東一套，不惜代價「給」平民提供住房，一年發給一百萬農民城市戶口，「贏得人心和選票」，在未來的中共核心中佔有一席之地，演出一幕重慶救中央的話劇。

　　一九九四年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政府事實上財政收入佔百分之七十而只需負擔百分之二十的支出，地方政府以百分之三十的收入負擔著百分之八十支出。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責任和收入財力明顯不相區配。這一「錯位」直接導致地方政府用低價買地，高價賣地的方式墊補財政漏洞。土地財政後不僅各地政府與公民的關係全面緊張，中央與地方關係也十分緊張，今後不用西方「分化」和「西化」，現行體制已造成了類似前蘇聯分裂的土壤，這並非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們所為......

新生代農民工是中共真正對手

　　三千六百萬套保障房不會覆蓋二點四二億農民工，特別是八○後、九○後的不願回到鄉村的一億新生代農民工 。按目前全國總工會的報告，這其中百分之六十七點二具備高中及以上教育，百分之四十二點三的人外出打工是為了「尋找發展機會」。平均每年換工一點四四次，百分之三十七點六的人主動辭職是因為「沒有發展前途」，要尋找新的前途。

　　這個群體每年以八百萬數量增加，今後五年中需婚房三千五百萬套，這批十六到三十歲，從小看著社會不平等中共腐敗長大並從七歲起玩電腦的群體，將是中共真正的對手。若當局在今後三十年能夠解決進城農民的戶口問題，每年至少要投入一點六萬億（醫療保障金二千五百億；養老保障金三千億；最低生活保障金四千億；教育保障金七千億）。印度早在十年前就實行向一點二億學生提供免費午餐，現俄羅斯、美國、臺灣都有這種政府的免費午餐，可見這與政府的財力無關，而跟政府是否由公民選出有關。如今天下到處有免費午餐，中國大陸何時有？

　　溫家寶說：「國之命，在人心。消除人民的冤氣，實現人民的願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監督政府」。利比亞人均ＧＤＰ是中國大陸的二點五倍，而且人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沒有土地財政、農民工、暫住證、城鄉隔離等問題。中國難免不受西亞、北非社會變革的影響。中共體制內並不缺少戈巴爾巴喬夫式的人物，習近平一代的領導人要學蔣經國也非難事。保障房這張王牌可以救中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