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報利用東北消息閉塞，打著香港報紙的招牌，在東北拉關係和大公報搶生意、放棄媒體責任，唯利是圖。無情榨取員工血汗。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內地讀者訂閱《文匯報》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通過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手續很煩雜，效率較低；一是通過《文匯報》較早地設在深圳或廣州的辦事處，但時空上較為麻煩，成本亦高，故此在中共嚴密操控新聞媒體的情況下，即使是香港《文匯報》這樣的由「黨八股」充塞版面的報紙，進入大陸也絕非易事。

● 東北遼寧首府瀋陽市。（互聯網）

　　然而讀者好奇，越是少見難以得到的媒體，越是興趣濃烈。如同對《大公報》一樣，內地省市特別是資訊閉塞的東北地區對《文匯報》的需求尤大 。看到這一商機，《文匯報》領導層一直在研究自辦發行的問題。過去是中圖一家獨攬市場，只能坐等生意且中間盤剝太多，報社幾乎看不到利益，但為了擴大影響力，尤其是與友報《大公報》競爭，只好忍氣吞聲，委曲求全。

在東北自辦文匯報發行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成立的東北辦，《文匯報》在廣告、新聞和發行方面，都開闢了一塊新的處女地，至此報社自辦發行的創意才真正地在東北變成得以落實的業務。總社負責發行的關閩強、張勇、劉史鳴等人都曾給予有力的支持，利用了他們與北方航空公司的關係和優勢。大連的北航每天有多班飛往深圳或廣州的班機。《文匯報》先派記者採訪他們的領導，再搞一些政績和業績的報導，然後他們的總經理一句話就可以每天通過快捷而準時的航班把《文匯報》送到東北辦。

　　一般做法是：總社的發行部先派汽車經過海關把報紙送到深圳黃田機場，因為記者們常年給機場領導唱頌歌，所以機場的各個機關和運輸環節都非常暢通，三個半小時即可到達大連市周水子國際機場，我們這邊派出送報員守候把報紙取回來，先送到辦事處分檢，然後給客戶送報上門。因此業務旺盛，開始是三份五份，後來多達上百份並繼續發展，每份全年的定價是人民幣二千五百元左右。這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我不清楚《文匯報》的成本多少，想來報社利用空運總社和各地便捷聯絡，節省了不少郵費，也是值得的 。但報社領導的指令卻自相矛盾：一方面不停地通過外聯部給我們施加壓力增加發行量的指標；一方面不斷地發牢騷說多發一份就多賠錢，只是為了擴大在東北的影響，不得已而為之。由於我是一個不善理財的人，雖然辦事處每年進出帳目上百萬，但有兼職會計和發行廣告的助手代勞，也為了避嫌，我從不碰現金，故究竟發行賺不賺錢至今也不甚清楚，但是有一點是十分明白的：《文匯報》為了經濟利益喪失了新聞媒體的大原則：對民航的工作只能表揚不能批評，對北方航空公司尤為關照，比如他們的新聞發佈會必派記者參加，記者也寫過吹捧北航領導改革先行的專訪，而所有的材料則根據北航提供的資料，真實與否可想而知，負面報導更是極少。

和北方航空搞關係又鬧翻

　　我的書生氣不利於給《文匯報》賺錢，即使像機場出貨櫃台的員工，我們的送報員也得罪不起，他們經常受到一些刁難 。我知道問題的癥結在哪，一是他們沒有收到禮物，可能心裡不痛快，所以我總是督促員工逢年過節，送一點類似台曆、掛曆的小禮物去，疏通關係；另一種情況是新聞報導造成的。因為大連經常有海上大霧，使航班受到影響，如果問題拖得太久就會有衝突等事件發生，成為新聞必須報導 。印象裡九十年代後期有一次，我們做了簡短的報導，惹火了北航的某領導，此後的一次，我聽取報的師傅告訴我，民航員工顯得傲慢無禮，故意拖延時間反覆查看手續和證件，還明確地說：要給你們點顏色瞧瞧！

　　不言自明：即使是一張香港影響力很大的中共報紙，我們也得罪不起機場，為了經濟利益必得低頭。問題是這樣的政府部門和企業單位太多，豈止民航一家呢？

　　由於報紙的發行量擴大了急需送報員，車輛交通問題，還必得與公安局，交警支隊搞好關係，聚餐交往，看民警的臉色辦事。

     不過最難看的臉色是市長，那時為了擴大讀者群，爭取市領導強有力的支持，報社特批免費每天給薄熙來、于學祥每人每天各一份贈報。我聽助手向我匯報，她在于書記的辦公室裡看到了被翻閱過的，顯得很凌亂的《文匯報》，于對她說，他幾乎天天瀏覽 。但薄熙來沒時間看，他對香港及海外媒體的新聞每天只看秘書整理的簡報或內參，此外他還看給他唱頌歌的文章，如果誰批評了他，就會記恨一輩子，所以別看當時他是二把手但派頭不小，對報社擺的架子最大，故此我讓送報員給他送了一個月就下令斷了。

兩個唯利是圖的假記者站

　　說起過去的故事還真有火藥味呢！一九九四年底，由於《文匯報》的發行業務有利可圖，大連有一個精明的商人姓趙，他和太太買了一輛天津大發牌微型汽車，建立了一個私營企業，帳號是個人的，但招牌卻是《文匯報》記者站。他根本不會寫作卻很有應酬交際能力，經常出席公關活動，大概在一年多時間裡，就對外承攬了上百份報紙，經濟收入非常可觀。

《文匯報》辦事處剛成立之時，我到位於遼師大附近的私企老闆任運良的辦公室去採訪他，不想就在任的公司樓下發現了這個假冒的《文匯報》記者站。他們只有兩三個人，但生意特別好，因為那時東北人很土，只知道香港有《大公報》，不知道有《文匯報》，更沒聽說過《東方日報》《明報》等等，一些先富起來的商人、老闆、政府官員都把讀香港報紙當成一種榮耀，誰訂了《文匯報》就表明有社會地位，（後來建立中國北方第一個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民營老闆任運良也高價訂了《文匯報》。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熱的商機，趙經理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想招安他，但他決計為自己謀生，他說等你幹起來，上邊隨時會拋棄你那才傷心呢！給誰幹都不如自己當老闆──現在回憶他有先見之明，但當時我以為他太自私胸無大志，便告訴他利害關係，他可以繼續通過中圖發行香港《文匯報》，但絕對不允許他用報社的名義。我還力促市委宣傳部下發文件聲明他不代表《文匯報》，但他依然四處活動，我們決定以自己的成績與其競爭，很快他就垮掉了，不過聽說他後來改行搞房地產，最終發了大財。這說明他的確是很有能力的。

　　另一家造假的《文匯報》辦站設在黑龍江省，最初是由攜款潛逃的關齊雲在一九九三年底私立的，關的一位姓張的親友負責，經常以記者的名義參加當地的招商會、洽談會、招待會等等。我從關齊雲留下的物品中發現了二十五本特約記者證，藍底金字，印製精美。這些東西就是張某具體操辦的，他們究竟發出去了多少本，騙了多少人和錢財不得而知，但《文匯報》內地員工管理混亂、良莠不齊，經常出現麻煩則是明擺著的事實。

　　一九九七年我到哈爾濱出席一次大型會議，在省委宣傳部設的新聞中心，還差一點與關的假記者碰面 。工作人員說你們《文匯報》記者剛領走了會議發放的禮品袋，袋子裡有會議日程表和與會者的聯繫方式，這些東西對我寫作非常重要，那個假記者還留下了簽名。我明白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關齊雲留下的假記者就像假李逵一樣困擾著我很久。

　　我忍無可忍，就根據關主任留下的地址給哈爾濱建工學院的那個傢伙寫了一封信，警告他如果再發現一次類似事件，我會向公安局報案，但我不想讓他坐牢，因為那樣有點對不起關齊雲。此後他銷聲匿跡了。

文匯報應檢討對員工冷酷無情

　《文匯報》對內地員工的薪水控制得非常嚴，這有點冷酷無情。我是東北辦艱苦創業的元老每月薪水不過二千八百元，至於送報員就更少得難於啟齒，一個月不過五六百元。但即便如此想在大連找到一份這樣比較輕鬆的工作也是很難的，因此我做了很大一份人情。

     我制定了一個當辦事處主任的原則：選用人員，在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盡可能回報過去幫助過我的人，所以三個送報員裡，有兩個是我的熟人，一個是中學老師李牧、一個是下鄉知青朋友郭芳盛之兄郭芳霖，另一個是公開招聘的人。他們年紀都較大，又要每天騎車送報，我告誡他們首先要注意安全，但我沒說報社不同意給他們買任何保險，送報穿街走巷，一旦致傷致殘，《文匯報》絕對翻臉不認人，我只有代人受過，因此日夜擔心不能安眠。強調安全為第一位時，也充分利用我的權力，變通地為他們謀取一些福利，比如給有的員工家裡按上電話，每月報銷固定數額的交通費，逢年過節走訪送禮等等。至今回想覺得問心無愧。

　　記得非常有趣的是，送報員郭芳霖上任的第二天，他的弟媳婦給我打電話，大發雷霆，原來郭與她向來關係不睦爭吵不休 。我與他們都是三十年的老朋友，她指責我應當把這份好差事給她家的親友，不應當給先生的哥哥。後來我被捕入獄，許多人幫助我的家人，因為郭的弟弟在檢察院工作，太太認為我有恩於他，就請他打聽我的下落，但不料郭的一家人特別冷漠......二○○六年我獲釋後，太太曾向我抱怨他們忘恩負義。我開導她說你受到別人的幫助一定要永遠牢記並盡可能回報之，但反之，就不必苛求別人知恩圖報。

　　回首以往，我認為《文匯報》的領導層沒有這種思想境界。別看報上講得天花亂墜，但行動上鐵公雞式的冷酷無情。不用講《文匯報》在關鍵時刻如何卑鄙地出賣自己的員工，（這方面根本無法與《海峽時報》相比，該報最起碼還能把刑滿釋放的程翔請回去工作），只說《文匯報》港館的記者與內地辦站員工的社會福利相比就有天壤之別，只是不為人知而已。我想每一個香港《文匯報》領導者都應當捫心自問：你們高高在上，拿著上級的任命書，舒舒服服地當上了老總，只要會拍馬屁唱頌歌就能富貴榮華，其實每發行一份報紙，每攬一單廣告，每發表一篇文章，你們剝削了多少內地員工的心血和汗水啊！

　　我相信我手下的每一個送報師傅和廣告業務員都能講一段動人的辛酸故事。這正是我一九九九年斷然中止自辦發行報紙的真實原因。可惜中共一黨執政的體系，不僅封住了記者的嘴巴，而且泯滅做人的良知，正如近年那些湧入大陸撈錢的外企老闆一樣，哪一個的富貴不是建立在對廉價勞工的剝削之上？　　

　　特別惡劣的是，以教育他人，以愛國愛港自譽的《文匯報》卻從來不反省自身：如何榨幹了內地員工的血淚換來了名利雙收！

二○一一年三月十四日於多倫多梅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