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討中共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時，陳獨秀不喜戰兵尚武的個人特性也值得注意。陳氏天生是一個思想家、鼓動家，卻不是一個謀略家、軍事家。

●1919 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位旗手：
40 歲的陳獨秀（右）28 歲的胡適（左）。

二○一四年十月九日是陳獨秀誕辰一百三十五周年之日。本人謹以此文紀念這位民主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並且呼籲所有曾經信奉共產主義的國人學習這位先知先覺的榜樣，建議上海為他樹碑開館，以供世人瞻仰追思。陳獨秀和上海結下過不解之緣，譬如他在這兒編輯出版《新青年》和《政治週報》，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領導工人起義， 他最後一任妻子是上海女工等等。

上海是陳獨秀遺風餘澤最多的地方。不知道上海有沒有為他立過紀念碑、開過紀念館（按：公園中有一座銅像）。我在復旦大學讀書時，當時的教材是將他當做反面人物來講述的，我想上海（至少是上海）這樣對待她的一位偉大的兒子是不公平的。

大革命的失敗不應歸咎陳獨秀

我傾向於認為，斯大林把他對中國大革命所犯的錯誤推到了陳獨秀身上。陳氏本來堅決反對共產黨因國共合作而使本身自主性受到削弱，為此曾和共產國際來華代表發生過尖銳矛盾。後來他不得不服從國際的既定方針，甚至發展到了唯共產國際馬首是瞻的地步，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如果他不服從，中共就會喪失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中共當時沒有自己的地盤可供抽稅，黨員人數又少，上繳黨費少，沒有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黨就不可能有什麼作為。傲氣十足的陳氏為了黨的生存和發展，只得委曲求全。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陳氏以及當時其他幾位中共領袖尚自不夠自信，覺得還是得聽經驗老道的共產國際代表的話。

國共分裂後，莫斯科指責陳獨秀以往推行了右傾投降主義，從而導致了大革命的挫敗。這實質上是一種卸責諉過的行為。試想，如果莫斯科於「三二○」事件後即行棄蔣，那麼還會有「四一二」政變嗎？沒有。沒有莫斯科對蔣介石的原諒，陳獨秀對蔣介石的原諒，能使蔣介石轉危為安嗎？莫斯科於「三二○」事件後仍運軍火給蔣氏，引起了張國燾的不滿，他問鮑羅廷：「蘇俄政府既可以將大量軍火供應不可靠的蔣介石，為何不直接供應一些給中共工農？」鮑羅廷不考慮。

張氏事後評論道：「（四一二政變後） 鮑羅廷竟將『不肯進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頭上。後來斯大林之批評陳獨秀先生的機會主義⋯⋯無論如何是過分了。」張氏的批評是正確的，我們不應因人廢言。毛澤東實際上是同情陳獨秀的，他曾主張歡迎刑滿出獄的陳獨秀到延安來。一向靠揣度斯大林心意行事的王明，卻急忙否定了這一提議。

●陳獨秀的書法很有好評。

斯大林提出二次革命論質疑

斯大林是一個謀略家，在朱可夫等人的輔助下，他也可被稱為一個軍事家。但他卻不是一個思想家：他剽竊過一位蘇聯語言學家的研究成果，一個思想家絕對不會這樣做。但斯氏卻愛充當精神領袖。托洛茨基提出了不斷革命論，他就針尖對麥芒地提出來二次革命論，然後即拿這支「矢」來射中國革命的「的」。若非如此，就等於在托氏面前自打嘴巴了。二次革命論認為，中國革命必須先經過資產階級革命階段，才能進入無產階級革命階段。在前一階段，無產階級必須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也就是說，在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不能做「老板」，而只能做鮑羅廷所言的「苦力」。其實，如果斯氏甘於做謀略家，不奢望做思想家，那他就不難確定：如將支援國民黨的金錢和軍火轉而支援共產黨，共產黨其實一樣可以成功地組織起一個政權和一支軍隊來，然後問鼎中原。

試舉一例：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李宗仁只是桂系軍隊中的一個門單戶薄的連排長。後來他依靠聚合逃散士兵的辦法起家，至二十年代中期，便成功地在廣西組織起了一個政權和一支足以與黃埔軍媲美的廣西軍。「廣西俍兵」在兩期北伐中所起的作用比黃埔軍和西北軍還大。未獲蘇援的李宗仁辦得到的，厚獲蘇援的共產黨更應辦得到。

另外，拿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和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相比，中國的生產水準和階級結構並無多少變 化，為什麼前一時期就只能採取資產階級革命，而不能採取無產階級革命，而後一時期就只能採取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採取資產階級革命？斯氏對此並不能自圓其說。可見，是斯氏賣弄理論弄巧成拙，害苦了大革命時期的中共。當然，托氏的不斷革命論也不見得正確。

中國的革命者原先失望地看到「先生總是打學生」，從陳獨秀以後，他們又驚訝地看到「先生總是罵學生」。不過在後一種情形裡，他們畢竟還是看到了「先生仍願幫學生」。至中共第二、第三代領導集體解放思想、匡正彌縫之後，他們才看到了「先生平等待學生」。

中國大革命無疑不是一個純粹的國內政治事件；由於蘇聯的深度捲入，它還是一個國際政治事件。在分析國際、國內政治相伴相生的現象時，學者通常從國際體系、國家、意識形態、個人特性四個層面入手。在探討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時，陳獨秀不喜戰兵尚武的個人特性也值得注意。陳氏天生是一個思想家、鼓動家，卻不是一個謀略家、軍事家。基於此點，即使沒有共產國際的錯誤路線，即使他可自動擺脫教條主義的作繭自縛，若要求陳氏在大革命蓬勃發展期間和遭受挫敗之後，充滿熱情和智慧地爭奪中共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也屬枉然。這是願意公正評價陳獨秀的人們所應看到的第二點。

陳獨秀書生本色不喜兵戒尚武

我們現在來看看陳獨秀不喜兵戒尚武的歷史表現。陳氏雖曾撰文討論長江防務，邊緣性地參加暗殺活動，參與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同意部署共產黨員進入北伐各軍和黃埔軍校，（成為托派後）又曾圖謀與力主抗戰的何基灃師長合作，但總的來說，他對武力功用的認識淺薄，對武力使用的捲入不深。

一九○五年，陳獨秀在安徽參與組織旨在策動新軍起義的「岳王會」，但實際上他沒怎麼涉足策動活動。以後，岳王會集體加入同盟會，他又不願俯就。一九○六年至一九一一年，同盟會不斷發動武裝起義，他卻長期待在日本。北伐期間，黃埔軍校畢業生中的共產黨員，人數已成百上千，而湘、贛、鄂三省的工農也繳獲了許多槍支，中共自組軍隊的機會來臨。但陳氏卻無動於衷，連嘗試向共產國際提議趁機組軍的努力都沒有做。陳氏領導了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中的後兩次，第三次起義獲得成功。但他卻對起義行動和勝利缺乏激情——沒有像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事件以後所做的那樣，提起如椽大筆歡呼起義勝利和總結起義經驗。

陳氏與軍界人士甚至是其中的共產黨人如葉挺、葉劍英， 以及來華蘇聯軍事顧問等也極少交往。在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陳氏又認為應當先組織工農政府，後組織工農紅軍；兼且認為遊擊戰爭會於無意之中，幫助日寇佔領大中城市、交通要道，雖然這些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如果他當時還沒讀到恩格斯關於暴力的論述，他至少應該知道美國的三權之父們是先組織反英軍隊、後掀起獨立戰爭，才建成美利堅合眾國及其聯邦政府的，他卻不會比照。

一位專門研究陳獨秀的學者說的對：「陳獨秀最擅長和最樂意的鬥爭形式是口誅筆伐，不善於在軍界活動，很難想像他能率領新軍衝鋒陷陣。」

我們在這裡可以做一個挺有意思的比較：毛澤東、曾國藩同為湘人，陳獨秀、李鴻章同為皖人；毛、陳同為中共創始人和領袖，曾、李同為民軍組建者和統帥；四人都是讀書人出身。毛澤東深受曾國藩事蹟啟發，毅然投筆從戎，陳獨秀不為李鴻章先例所動，保持書生本色。

與陳氏形成對照的是：李大釗十分注重和西北軍胡景翼、馮玉祥等人來往；蘇聯軍事顧問為西北軍擬訂的作戰計畫，就是由李大釗轉交的。話又要說回到共產國際身上： 如果莫斯科的決策者若是一次革命論者而不是二次革命論者的話，他們就會選擇李氏，而不會選擇陳氏來充當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即中共的首任總書記——還是共產國際的錯：委派一個聽力不佳的人來指揮樂團演奏會有什麼結果，委派者心裡本應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