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世風日寬，約炮app日盛，美國緣何卻陷入了性蕭條？

當下本該是性的黃金時代。

美國人中認為單身人士的非婚性行為無可厚非的比例空前的高；新增艾滋病例又空前的低。大部分女性終於可以免費獲得避孕措施；緊急避孕藥無需處方就能拿到。

如果你喜歡約炮，Grindr和Tinder讓你在一個小時內就能獲得性生活。“只有想不到的梗，沒有拍不出的小黃片”之前只是網上的笑話，現在已經成為現實。走進本地的電影院，就能看到性虐素材的作品。不去電影院呢？黃金時段電視裡也有性內容，其直白多於溫情。文愛（sexting）從統計學意義上更是家常便飯。

“多元之愛”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詞彙。“性變態”之類恥辱性的詞彙讓位給更溫和的“床上小癖好”。肛交從禁忌變成了“第五壘”；《少年時尚》（對，就是青少年版的《時尚》雜誌）甚至有一篇肛交指南。除了近親、獸交，以及所有非自願性行為，我們的文化從來沒有對性關係的多樣性如此寬容。

儘管如此，美國青少年的性生活卻越來越少。

讓許多父母、老師和關心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宗教界人士鬆了一口氣的是，年輕人開始性生活越來越晚。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青少年風險行為調查發現，從1991年到2017年，有過插入式性交的高中生總體比例從54%掉到了40%。換句話說，不過才一代人之隔，高中生性經歷就從大多數人都有過變成了大多數人都沒有過（比例降低並不是因為他們用口交代替——這個比例沒有什麼變化） 。

與此同時，美國的青少年懷孕率掉到了當代峰值的三分之一。這個趨勢在九十年代開始冒頭的時候理所應當地廣受歡迎。但現在一些觀察家開始懷疑它追根究底是不是100%的好事。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青少年性行為的推遲可能是更廣泛意義上對身體親密關係持退避態度的第一個跡象，並且這種退避會一直延續到成年期。

 
在過去的幾年裡，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珍·特溫格（Jean M. Twenge）發表了一系列研究報告，探討美國人性生活的消減及原因。她在一系列期刊文章和她的最新著作《iGen》中指出，按目前的狀況發展下去，如今年輕人的性伴侶會比前兩代人少。現在20歲出頭的人與X世代人（譯者註：通常指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出生的人）同年齡時相比，完全沒有性生活的比例高了1.5倍。15％的受訪者表示自成年以來一直沒有性行為。

當今從50後到80後的這些人與同一年齡時的前幾代人相比，性生活也可能更少。從90年代後期到2014年，根據綜合社會調查的數據，特溫格發現成年人從平均一年62次性生活降至54次。就個人而言這個減少也許無足輕重，但從全國范圍內\這可是很大一筆沒有被打出去的砲。特溫格也查了2016年最新的綜合社會調查數據，並告訴我在她報告發表後的兩年內，性生活頻率還在進一步下降。

一些社會科學家對特溫格有些分析提出了質疑；也有人說她的數據來源雖然很有公信力，卻並不是做性研究的理想途徑。然而對於2018年代年輕人平均性生活比過去幾十年的同齡人少這件事，我採訪過的所有專家中沒有一位真正提出過質疑。也沒有人懷疑這種現實與公眾的直覺有很大落差；大多數人仍舊認為其他人總是有很多性生活，然而事實遠非如此。

在與研究愛和性的人類學家海倫·費希爾（Helen Fisher）電話交談時，我幾乎能透過聽筒感覺到她的頻頻點頭。她參與指導了Match.com的年度美國單身人口調查，參與者超過5000人。“數據表明人們的性生活越來越少了。”她打趣說，“我屬於嬰兒潮一代，看來我們這一代比他們現在多上了好多次！”她接著解釋說，這項探究人們生活私密細節的調查已經進行了八年。“每年整個Match.com公司對美國人性生活的貧瘠——這包括千禧一代——都非常驚訝。” 

與許多其他專家一樣，費舍爾將性行為的減少歸因於年輕人結對比例的下降。在過去的25年裡，結婚的人越來越少，晚結婚的人也越來越多。起初，許多觀察者認為，未婚同居比例的上升可以解釋結婚比例的下降，然而前者遠遠不夠抵消後者：大約60％的35歲以下成年人沒有配偶或者伴侶。這個年齡段最常見的生活方式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占到這個年齡段人口的三分之一。與伴侶住在一起的人通常性生活更多一些，相比之下和父母在一起很明顯不利於性生活。但這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年輕人有伴侶的越來越少。

在與性研究人員、心理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心理諮詢師、性教育者以及年輕人的無數次對話中，我聽到了試圖解釋我稱之為“性蕭條”（sex recession ）這一現象的各種理論。約炮文化的興起，巨大的經濟壓力，飆升的焦慮人群比例，脆弱的心理健康，抗抑鬱藥物的廣泛使用，流媒體電視，環境中塑化劑洩漏出的雌激素，睾丸激素水平的下降，網上的小黃片，按摩棒的流行，交友軟件，選擇無力，無所不在無所不管的父母，立業當先的態度，智能手機，新聞周期，信息超載，缺覺，肥胖……不勝枚舉。你隨便舉出一個當代困境，估計已經有人認為這就是當代性慾下降的原因。

我採訪過的一些專家為性蕭條提供了比較樂觀的解釋。例如，近幾十年來兒童性虐待的比率有所下降，而受到虐待往往會導致性早熟和濫交性行為。並且得益於性別觀念的改變和對性取向（包括無性戀）的認識不斷深入，現在人們也許更不會迫於壓力參與不想要的性行為。也許更多的人在某一段時間內會以學業或者事業為重，而非愛和性，或者他們只是在選擇人生伴侶時更加認真——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對他們就是好事。

上述這些情況可能有一部分是真的，也可能都是真的。2007年一份著名的研究裡，人們給出了237種不同的發生性關係的理由。有的比較神秘主義——“我想親近上帝”；有的只是比較爛的理由——“沒話說只剩下滾床單了”。不上床的理由不會比這個數字少。不過在我的訪談和研究中還是有一些因素反復出現；其中每一個都對我們的幸福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1. 一人性

性生活減少的不只是美國。雖然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密切追踪公民的性生活，但那些研究過的（有閒錢的）國家都發現了類似的下降趨勢。世界上最可靠的性研究之一——“英國性態度和生活方式全國調查”在2001年稱16至44歲的人平均每月有超過六次的性行為。到2012年，這一頻率下降到不到五次。在大致相同的時期內，非單身的澳大利亞人從一周平均有1.8次性生活掉到1.4次。芬蘭的“芬性”（“Finsex”）研究發現年輕人性交頻率下降，而同時自慰率在上升。

在荷蘭，人們首次性交的年齡中位數從2012年的17.1歲上升到2017年的18.6歲，其他類型的身體接觸也被推遲，甚至包括接吻。這個消息在荷蘭不像在美國那樣廣受歡迎，反而引起了擔憂。荷蘭人以他們全世界最高的青少年幸福指數為榮。一位教育工作者警告說，如果人們跳過人生髮展的關鍵階段——不僅包括調情和接吻，還包括處理心碎和失望——他們準備好接受成人生活中的種種挑戰了嗎？

與此同時，二十年沒有進行過全國性性研究的瑞典也在民調裡發現了性生活下降的趨勢。作為歐洲出生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瑞典顯然不想看到它的高生育率受到威脅。時任瑞典衛生部長在一篇解釋這項研究調查的動因的觀點文章中寫道： “良好性生活所需的社會條件的惡化——例如壓力或其它不健康的因素——是一個政治問題。” 

我們再說說生育困難的日本。日本正處於人口結構危機之中，並成為了社會少性問題的經典案例研究。2005年，年齡在18至34歲之間的日本單身人士中有三分之一是處子；到2015年，這個群體中有43％的人是處子；表示不打算結婚的人群比例也有所上升。（當然婚姻也不是性頻率的保證：一項相關調查發現，47％的已婚人士在至少一個月內沒有發生過性行為。）

近十年來，西方媒體普遍認為日本的性衰頹與新一代“草食系男子”現象的崛起有關。這些“草食系男子”對追求異性或傳統成功持矛盾態度。日本無性的新分類中還包括“繭居族”（ 引き篭もり），“單身寄生蟲”（パラサイトシングル——超過二十歲但仍與父母一起生活的人）和禦宅族（おたく，尤其指迷戀動漫的人）等諸如此類的詞彙；這些似乎都成為了導致禁慾症候群（セックスしない症候群）的成因。

一開始，西方社會對這些現象的描述大都帶著一種“快看日本多變態”的潛台詞。慢慢大家才意識到這種現像不是什麼奇聞異事，而是警示預言。最初是慘淡的就業前景導致了許多男人追求獨身，但大環境隨後已經開始適應、甚至鼓勵這些追求。長期居住在東京的美籍日裔作家羅蘭·凱爾茨（Roland Kelts）如此描述：“一代人慢慢發現與現實世界中的女性談戀愛會有種種不如意、甚至是意料之外的要求，遠遠不如線上虛擬性慾更有吸引力。” 

我們分析一下這種虛擬性愛的誘惑。日本是世界最大的色情生產與消費國之一，創造了“群射”（請別逼我解釋）等一系列新的色情片類別；在設計高端性玩偶上日本也遙遙領先。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日本新發明的生殖器刺激方式已經和老派性生活——非單人性生活——越來越不沾邊。《經濟學人》最近的一篇題為《越來越不色情的日本性行業》的文章裡描述了“オナクラ”店，男性花錢去那裡自慰，而女性員工坐在旁邊看；文章解釋說，因為許多年輕人認為性交很“めんどくさい”——很煩人—— “導致提升自慰體驗的服務正在蓬勃發展。” 

在社會學家埃里克·克林伯格（Eric Klinenberg）和年初爆出約炮醜聞的喜劇演員阿茲·安薩里（Aziz Ansari）合著的2015年新書《當代浪漫》（Modern Romance）裡，講到安薩里去日本探尋性的未來何去何從。他得出的結論是，之前他讀到的關於草食系男子的大部分文章都沒有抓住問題實質。他意識到草食系男子其實是“對性快感有興趣”的，但不“通過傳統途徑”。他提到日本最近很受歡迎的小玩意是一種“倒上潤滑劑就可以自慰的一次性矽膠蛋” 。在東京安薩里一天晚上在一家便利店買了一隻這個矽膠蛋，回到酒店來了一發（如果造成精神污染對不住了）。他覺得又涼又彆扭，但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用它，“用這個就可以避免走出去與人實際接觸。”

從1992年到2014年，在一周內自慰過的美國男性比例翻了一番，達到54％；女性比例增加了兩倍多，達到26％。當然這其中部分原因是色情片越來越好找。在2014年，43％的男性表示他們在過去一周內看過片。按摩棒的使用也有上升趨勢——在10年前調查表明只有剛過一半的成年女性使用過按摩棒，而現在所有跡像都表明它越來越受歡迎。各種款式、型號和功能，花樣越來越多；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請打開亞馬遜購物網站，深度學習一下“強力小馬達牌雙軌花式波輪”，及其它10,000種選擇。

西方文明里對自慰的禁忌至少可以上溯到聖經舊約裡的俄南；正因如此，近期的轉變尤其令人震驚。正如羅伯特·T·邁克爾（Robert T. Michael）等在《性在美國》中所述，做早餐穀物的家樂氏公司創始人J·H·凱洛格（JH Kellogg）曾在19世紀後期呼籲美國父母們要不擇手段保證孩子們不會沉溺於性快感，比如不打麻醉給孩子切包皮，或者往陰蒂上滴腐蝕劑。在像他這樣的衛道士的努力下，自慰到了二十世紀還是一個禁忌。到了20世紀90年代，當邁克爾的書出版時，儘管自慰已經很普遍，但提到的時候人們仍然會出現“緊張、震驚或者厭惡的情緒”。

如今自慰更為常見，而對其影響的擔憂，以及與之相關的對無處不在的線上色情的擔憂又被比較奇怪的一群人炒作起來；其中包括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負責人，現在正享受著自己作為反色情片活動家的事業第二春。津巴多在他的著作《被中斷的人類》（Man, Interrupted）中警告說，“拖延擼” ——拖延症導致的自慰行為——可能會影響年輕男性的學業、社交和性關係。俄勒岡州的加里·威爾遜（Gary Wilson）經營著一家名為Your Brain on Porn的網站，他也提出了類似的主張。在最近一個很火的TEDx演講中，威爾遜談到了動物的性行為和人類的腦部掃描，聲稱對著網絡色情自慰會上癮，導致大腦結構變化，使得勃起功能障礙更加常見。

這些觀點得到了位於鹽湖城一家名為“打擊新毒品” （Fight the New Drug）的非營利組織的共鳴與宣揚。（新“毒品”指的是色情內容。）他們已經在全國各地的學校和其他組織做了數百次宣講，今年春天還和堪薩斯城皇家棒球隊有合作。由一位退休Google外包工程師創建的不擼網（NoFap）源自於Reddit上一個很火的社區，為社區成員“飛行員”（“fapstronauts”）提供了一個戒擼程序。在主流之外，極右組織“驕傲男孩”（Proud Boys）有一道強制戒擼令，禁止每月自慰超過一次。該組織的創始人​​加文·麥金尼斯（Gavin McInnes）也是媒體公司Vice的聯合創始人之一，他說色情和自慰讓千禧一代“連想都不想追求情愛關係”。

事實並沒有這麼簡單；所謂青年男性的勃起障礙蔓延現像似乎也只是一種道聽途說。我交談過的研究人員都沒有見過黃片致癮的有力證據。正如近期發表的一篇關於色情文化研究現狀述評的作者們在《性行為檔案》（The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裡談到的，“所謂'色情作品的有害使用'這種概念在學術和流行文獻中仍然存在爭議”，而“心理健康界對於互聯網色情是否上癮這件事很分裂。” 

這不代表消費色情內容和對現實生活中性的渴望之間沒有相關性。紐約一位寫過幾本關於性的暢銷書的性治療師伊恩·克納（Ian Kerner）告訴我，雖然他不會把小黃片看成危害健康的東西（他會向一些患者推薦某些類型的色情片），但他治療的病人中也有不少成年男性效仿小黃片“天天像17歲一樣自慰”並因此對性生活帶來負面影響： “這樣干會讓他們的慾望疲軟。”克納認為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女性告訴他，她們對性的需求比她們的伴侶更強烈的原因。

在做這個報導的過程中，我採訪了幾十位20到30出頭的年輕人，以期更好地了解性蕭條。雖然我無法認定這些採訪對象具有代表性，但我盡可能地找背景經歷大不相同的人。我聊過的人裡有的從未有過戀愛或性關係，有的人正處於熱戀中，有的人性生活很豐富，也有人兩者兼顧。性蕭條可能是真的，但大多數人還是多少有性生活，就像經濟衰退時期大多數人也有工作一樣。

拿經濟蕭條作比喻可能不完美。大多數人都需要工作；但不是大多數人都必須有戀愛關係或者性生活。我聊到過的很多人都是自願選擇過單身或者無性的生活。即使這樣，我也驚訝於有這麼多20出頭的年輕人對整個社會的情感生活和性生活氛圍非常不滿；人們一遍又一遍地問我當年是不是也這麼難。但是，雖然受訪者的具體故事多種多樣，有一些主題卻在反復出現。

可以想到的是，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是色情片。但是可能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許多人很大程度上將色情片和性生活視為完全互不搭界的兩件事。不過兩者之間的隔閡不是絕對的，比如許多直女告訴我，有些男人在色情片裡學到了很多不好的性習慣（詳情見後）。但大體上這兩件事——獨自看黃片和搭伙性生活——存在於不同次元里。“我看片品味和找伴侶的品味完全不同，”一位30出頭的男士告訴我，說他每週看一次色情片，然而並不認為這對他的性生活有太大影響。“看片時我知道那是虛構的，”一名22歲的女士說，並補充說她沒有“內化”這些片子裡的內容。

後來在看到色情網站之王Pornhub 2017年最受歡迎的關鍵詞列表時，我想到了上面這些受訪者的話。女同性戀色情片連續第三年成為男性用戶和女性用戶都最愛的類別。然而，新的亞軍是“へんたい”——動漫色情片。當然，色情片本來就和真實性愛脫節，但是動漫色情片已經大大超越了現實世界；非真實是其吸引力的來源。在《紐約雜誌》一篇關於色情片偏好的封面故事中，作者莫琳·奧康納（Maureen O'Connor）描述了各種使身體部位變形的方式（“眼睛比腳大，乳房比頭大，陰莖比腰粗”）和對超自然色情化的表現（某種“性感的人形”加上“糖果色的皮毛和動物角、耳朵和尾巴”）。換句話說，熱搜榜第一跟一半人類沒啥關係，第二跟全體人類都沒關係。

我聊過的許多年輕人都認為色情片只是一種解壓或者打發時間的線上活動。它對他們的性生活的影響和社交媒體或看劇差不多。一名24歲男子在郵件裡寫道：

互聯網讓滿足基本的社交和性需求變得非常容易，以至於進入“肉食世界”並追逐這些東西的動力變得小多了。這並不是說互聯網可以提供比性或戀愛更多的滿足感...... [但它可以]為你提供恰到好處的滿足感來安撫這些慾望......我覺得應該多問問自己：“如果我這些都沒有，我會不會出門更多？我會不會更多的發生性行為？”對於我的很多同齡人，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甚至有情侶的人也告訴我，他們的線上生活似乎影響到了他們的性生活。一位姑娘說： “如果我們不是一回家就開電視刷手機，我們可能會有更多的性生活。”這似乎違背常理；我們對性的渴望難道不是最原始的本能慾望嗎？為什麼會有人放棄現實生活中啪啪啪，卻花時間在在網上搞其它有的沒的呢？

對未成年人來說，網上這些有的沒的更有吸引力。《人口經濟學期刊》（Th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去年發表了一項有趣的研究，發現在縣一級寬帶互聯網的引入可以解釋1999年至2007年未成年人生育率下降的7~13％ 。或許少年們不是我們有時想的那樣，是只被荷爾蒙驅使的瘋子。或許人們的性慾比我們想像的要脆弱，更容易熄火。

2. 約炮文化和直升機父母

我1992年上高中時，青少年懷孕和生育率達到幾十年來的頂峰，青少年初次性行為的年齡中位數逼近當代社會最低的16.9歲。和我一樣出生在1978年的女性們，都身佩一枚曖昧的勳章：我們開始做愛的年紀比我們之後的任何群體都要小。

但進入九十年代中期，青少年懷孕率開始下降。這個發展趨勢受到歡迎, 雖然專家們對其原因眾說紛紜。避孕倡導者們自然把功勞歸於避孕。的確，青少年們在採取避孕措施上做得越來越好了，但僅這一點還不足以解釋這種變化。唯禁慾教育從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案中獲得了巨額資助，其支持者和提倡禁慾的基督教團體也試圖分得一份功勞。然而，即便是在沒有採用唯禁慾教育課程的地方，青少年懷孕率也在下降。研究也表明，貞潔誓言和唯禁慾教育實際上並沒有促進禁慾。

而這個趨勢依然在繼續：每一波青少年發生性行為的年齡都要比上一波稍晚，懷孕率也在緩慢下降。但由於從90年代後期開始的對約炮文化過於熱衷的關注，這個趨勢被忽略了。比如《紐約時報》就在1997年宣布，大學校園中的隨意性行為“似乎逼近歷史新高”。他們並沒有提供多少數據來支持這一觀點，不過他們的確向讀者介紹了“約炮”這個詞，它的定義包括“從20分鐘的狂吻，到一起和衣過夜，直至性交等等的任何事情”。

此後人們一直都高估了高中生和大學生隨意性行為的數字（調查表明甚至學生自己都會高估）。但在過去的幾年中，多項關於約炮文化的研究和著作開始糾正這種錯誤印象。西方學院的社會學教授麗薩·韋德（Lisa Wade）所著的《美式約炮：校園新型性文化》（American Hookup: The New Culture of Sex on Campus）是其中最有深度的一本。這本書的素材是2010年到2015年間兩所文理學院學生的詳細日記以及韋德和24所其它高校學生的對話。

韋德把她關注的學生分成了三組。她把大約三分之一歸為“禁慾者”——他們完全不參與約炮文化。三分之一多一點的人是“涉獵者”——他們偶爾會約炮，但是對此搖擺不定。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是“熱衷者”，他們樂於約炮。其餘的人處於長期情感關係中。

這種描述和2014年的一項研究結論相符，即千禧一代的大學生並沒有比上一代X世代有更多性生活或性伴侶。研究還追踪了大學社交生活在線調查（Online College Social Life Survey）的數據，這項在2005到2011年間對2萬多名大學生進行的調研發現，學生在大學四年中約炮次數的中位數為5，其中三分之一隻涉及接吻和撫摸。大部分接受調查的學生表示，他們希望有更多機會找到長期的男友或女友。

我最近和韋德交談時，她告訴我，她發現十幾二十歲的青少年性生活減少完全不足為奇——她說年輕人的性行為一直是更有可能發生在戀愛關係中。“回想歷史上婚前性行為變得更常見的時候，還有當時導致這種事情的環境，”她指的是二戰後男性短缺的焦慮導致少女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和五十年代較之戰前更追求認真的浪漫關係。“當時的年輕女性發明了'落袋為安'，”韋德補充說，當時父母對這種轉變並不十分滿意，戰前人們在求偶階段更偏向於非正式、非專一的約會。“如果你和一個人約會一晚上可能會有些摟脖子接吻和愛撫的動作，但如果你們在一起了幾個月會發生什麼？事實證明，1957年是美國歷史上青少年生育率最高的一年。 ”

相比之下，近幾十年來，青少年戀愛關係似乎不再那麼普遍了。1995年的一項名為“Add Health”的大型縱向研究發現，66%的17歲男性和74%的17歲女性在過去的18個月中經歷過“一段特殊浪漫關係”。2014年，當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詢問17歲的年輕人他們是否“和其他人有過約會、約炮或者和其它任何浪漫關係”時，這個限定範圍似乎比上一個調查更廣泛，但只有46%的人的回答是“有過”。

所以是什麼阻擋了青少年戀愛呢？在過去的25年中，青少年一代變化巨大，讓人都不知道該從哪裡找原因。正如珍·特溫格去年在《大西洋月刊》中所寫，青少年說自己有過戀愛的比例和其它與進入成年相關的活動（比如飲酒、打工掙錢、沒有父母陪同外出、拿到駕照）的比例都同時出現了下滑。

這些轉變和另一個重大變化不謀而合：父母越來越擔心孩子的教育和經濟前景。尤其是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富裕人群中，這種焦慮致使對年輕人的預期發生巨大變化。一位畢業沒幾年的男子在回憶自己高中生活時這麼說：“當早上六點半有棒球隊訓練，八點十五開始上課，下午四點十五有戲劇社，六點廚房湯就燒好了，哦對了，你還要寫完你的劇本，這樣哪還有功夫做愛？。”他補充道：父母和其他權威人物“給了我們巨大的壓力，要求我們關注自身，犧牲其它關係。”不少二十多歲的人都對我說，這種壓力會一直延續到大學畢業。

馬爾科姆·哈里斯（Malcolm Harris）在他的著作《如今的孩子們：人力資本與千禧一代的造就》（Kids These Days: Human Capital and the Making of Millennials）中也提到了類似觀點。在談到美國青少年性趣衰退時，他寫道：

無人監管的空閒時間減少可能起了很大作用。從最基本的意義上講，最佳的性愛就是與朋友自由放鬆的玩耍，這種體驗……根據時間記錄……正在美國青少年中不斷減少。超越接吻的階段需要一些閒工夫，但如今的孩子有太多事情要做。

“ 婚姻入門”（Marriage 101）是西北大學極受歡迎的一門本科課程，這門課於2001年由夫妻心理治療的創始人威廉·M·平索夫（William M. Pinsof）和精神病學教授亞瑟·尼爾森（Arthur Nielsen）設立。平索夫和尼爾森設想，如果你能在人們擇偶和壞習慣形成之前教授他們關於愛、性和婚姻的知識，會有怎樣的效果？這門課設立的目的是在不幸的婚姻開始前未雨綢繆。6年前，心理學教授亞歷山德拉·所羅門（Alexandra Solomon）接手了這門課程，於是這門課針對一代人戀愛與性生活遲滯而增加了第二個內容。例如，她給學生佈置的作業包括邀請別人出去約會，這種事情很多人從來沒做過。

這並沒有影響這門課的受歡迎程度；在選課階段，課程幾分鐘內就會報滿。（另外一門有相似吸引力的課程“人類性學”因為教授在課上演示性愛工具fucksaw而停上了，這說不定也是一個因素。）每週的答疑時間，學生們都會排著長隊和同時還擔任學校家庭研究所臨床心理治療師的所羅門交談，不僅是與課程相關的內容，還有各種關於他們戀愛中的悲歡，以及和健康愉悅的性愛相關的大量問題。

通過大量的交談，所羅門對約炮文化——或者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缺乏戀愛關係的文化”——有了各種心得。其中的一個結論是，她認為這種文化既是社交能力發育遲緩的原因，又是其結果。或者就如一個學生對她說的那樣：“我們約炮是因為我們缺乏社交技能。我們沒有社交技能是因為我們約炮。”另一方面，她的學生髮現自己總是要在隨意性行為和沒有性行為之間做出選擇，因為剩下的第三種選擇——戀愛關係中的性行為——對他們很多人來說不僅不現實，也可能反而顯得不負責任。“婚姻入門”課的大部分學生在大學階段至少有過一段戀愛關係；所羅門指出，這門課天然會吸引有意於戀愛關係的學生。即便如此，她認為很多學生已經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和學術以及職業上的成功相比，愛情是次要的，或者最好等到其它東西都有了保障後再談愛情。她寫道：“我的本科學生們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他們盡可能在大學中避免戀愛，認為戀愛會擾亂他們的計劃。”

今年三月一個週五的下午，我旁聽了所羅門主持的一場討論，參與者是家庭研究所諮詢項目的研究生（絕大多數都是女性），主題是2018年前後愛與性面臨的挑戰。伴著玫瑰紅酒和巧克力蛋糕，學生們分享了他們對各種話題的看法，從喜劇演員阿茲·安薩里那場惡名遠揚的約會（最近在Babe網站上發表的文章中有詳述，阿茲·安薩里被控在一次約會中行為不當），到當代戀愛關係中各種模棱兩可的用語。一名年輕女性惱怒地問道：“人們愛說：'我們在約會，我們是專一的，但我們不是男朋友和女朋友。'這什麼鬼意思？”另一個同學拼命點頭。“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在一段男女關係中，但是……”她說不下去了。所羅門這時候插入話題，拿檢驗戀愛關係的試金石問他們：“如果我感冒了，你會給我送雞湯嗎？”圍坐在會議桌的人們紛紛搖頭；沒多少人收到過（抑或去送）雞湯了。

討論繼續深入，人們探討了為什麼送雞湯的戀情不再常見。一位女性說：“據說你應該在學有所成之後才能談戀愛。”另一名女性說，她擁有高等學歷的白領父母不鼓勵她在上高中時戀愛，原因是可能會讓她分心。即便是到了現在上了研究生，她都很難改變這種態度。“我現在需要完成學業，然後找到一份工作，我要做這做那，然後再考慮戀愛。但等到30歲了，你還在問自己：什麼是愛？戀愛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一位女性真誠地說：“看到一段兩人都很滿足且全情投入的關係，我感覺瞬間豁然開朗。”另一位學生對她採訪的那對情侶的前智能手機時代求愛經歷表示難以置信，她說：“我不一定能產生共鳴。他們相遇，互相交換了郵箱，通了電郵，然後第一次約會，就一見鍾情了。他們從沒經歷過'確定關係'的時刻，因為兩人都是同步的。我當時就是在想，我靠，戀愛就應該是這樣的嗎？”討論進行到大約三分之二時，終於被一位助教打斷了。她試探著問道：“我們可以換話題了吧？我想過渡到討論性愛，這才是本週主題。”

3. Tinder蜃景

32歲的研究生西蒙形容自己又矮又禿（他說：“還好我搞笑，要不然就完蛋了。”），他在大學裡並不缺乏性生活。（本文中，凡是和我談到私生活經歷的人我都用了化名。）我們最近聊天時他告訴我：“我很外向，喜歡和人交談，但我內心是個書呆子。我很開心大學裡也有跟我一樣書呆子的女生。相處很愉快。”他在畢業前不久開始了一段持續了七年的戀情。2014年他和女友分手時，他感覺自己像是走出了時光機。

這段戀情開始前，Tinder還沒出現；iPhone也沒有。西蒙並沒有很渴望立刻進入下一段嚴肅的戀愛關係，但他想和人上床。他說：“我的第一反應是去酒吧。”但他每次去了酒吧都無功而返。他無法擺脫這樣一種怪異的感覺：去與人調情，在很短時間內從正常舉止變成幾乎猥瑣的行為。他的朋友幫他註冊了Tinder賬戶；然後他又註冊了Bumble、Match、OkCupid、Coffee Meets Bagel等各種約會app。

和其它app相比，他在Tinder上運氣好一些，但也談不上什麼效率。他發現自己要右滑（意味著自己對某人有興趣）30次，才有一名女性對他右滑，從而觸發一次配對。但配對不過才是開始；然後就要開始發信息了。他說：“我要發十條短信才能收到一條。”換句話說：10名對西蒙右滑和他配對的女性中有9名都沒有和繼續和他互發信息。這意味著他右滑的每300名女性中只有1人和他有了交談。

至少在不使用約會app的人群中普遍存在這麼一種看法：它們以前所未有的效率促進了隨意性行為。但實際上，除非你相貌出眾，網上約會最可能的不過是浪費大量時間。根據2014年Tinder最近一次公佈此類數據，一般用戶平均每天登陸11次。男性每次花7.2分鐘，女性每次花8.5分鐘，用戶每天平均花一個半小時​​。但他們都收穫寥寥。如今該公司稱每天app上有16億次滑動，但只有2600萬次配對。如果西蒙的經歷是常態的話，絕大多數的配對都不會發展成雙向的互發短信，更不用說約會乃至性愛了。

我和西蒙聊天時，他和自己的新女友已交往了7個月，他通過另一個網上約會服務認識了她。他喜歡她，對自己能暫時離開Tinder也很開心。他解釋說：“對大部分男性來說，這像是對曠野嚎叫，對大部分女生來說，這像是在海一樣的屌圖中尋找一顆鑽石。”

那人們為什麼還要繼續用約會app呢？為什麼不抵制它們？西蒙說，在真實生活中結識人似乎越來越不現實了。他的父母大學畢業幾年後在一個合唱團相識，但他覺得這種事不可能發生在他身上。他補充道：“我打排球，我兩年前對排球隊裡一個人有好感，我們一起打球已經有一段時間了。”西蒙想約她出去，但最後覺得這麼做會“非常尷尬”，甚至“粗俗”。

我起初在想西蒙是不是太文雅了，或者有點死腦筋。但我交談的人越多，就越相信他不過是在描述一種新興的文化潮流。北弗吉尼亞的一位教師說：“再也沒人在公開場合和人搭訕。”洛杉磯一位單身了三年的28歲女性說：“約會的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越來越少約人出去，甚至都不怎麼開始搭訕了。”

這種變化似乎在隨著全國范圍內對性侵和性騷擾的清算以及隨之而來對關係界限的調整而加速。根據2017年11月經濟學人/輿觀（YouGov）的民調，18歲至29歲的美國人中有17%認為一個男人邀請女人出去喝酒“總是”或者“通常”構成了性騷擾。（在年齡較大的人群中，這種想法的人要少得多。）

勞麗·明茨（Laurie Mintz）在佛羅里達大學教授熱門本科課程“性心理學”，她告訴我#MeToo 運動讓很多學生對於與“自願（性行為）”（consent）相關的議題有了更深的認識。她聽到很多年輕男性開始有成效地審視他們過去的行為，並努力學習了解朋友和伴侶的經歷。但也有人描述了一些不太健康的反應，比如因為擔心浪漫的示愛會不受歡迎而刻意避免。不少男性和女性在和我的交談中都談到了一種新出現的遲疑和猶豫。一位自稱是激情派女權主義者的女性說，她對和異性約會給男性帶來的壓力感同身受。她告訴我：“在當前的文化運動背景下，我覺得我有責任把他們看成冒著風險與陌生人說話的正常人，很多人都感到孤獨、迷茫，他們不知道該做什麼，不知道如何約會。”

我為本文采訪的數人都提到過，我2001年在電梯裡認識了我的丈夫。（我們在同一家機構的不同樓層工作；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們在電梯、休息室、去地鐵的路上等場合進行了更多的交談。）不少女性聽到了都長嘆一聲，說她們也希望通過這種方式遇見一個人，這讓我覺得很有意思。但也有很多人說如果一個陌生男人在電梯里和她們說話，她們會覺得特別怪。一位女性設想自己會這麼說：“猥瑣男！離我遠點。”她的朋友點點頭，解釋道：“一旦陷入沉默，我們就開始看手機。”另一位女性對我描述了她想像書店裡一位男性試圖接近她的場景。（她拿著一本她最愛的書。他問：“那是什麼書？”）但她後來似乎從幻想中回過神來，把話題轉換到了《慾望都市》重播，說這部劇已經徹底過時了。“米蘭達在酒吧里認識了史蒂夫。”她說道，儘管這和她的生活如此相關，但她語氣似乎是在表示這個情景更像是出自簡·奧斯汀的小說。

為何各種約會app在實現其表面功能——勾搭人——上都如此低效，卻依然廣受歡迎？一個原因是，很多人實際上把使用app本身當成一種消遣，對見面沒抱多大的期望。就如33歲的艾麗斯對我抱怨的那樣：“他們把互動變成了遊戲。Tinder上絕大多數男性都是對所有人都右滑。他們對所有女性都說贊，贊，贊。 ”

來自其它app用戶的故事也證實了使用這些app是一種消遣而不是為了配對。一位男性告訴我：“被別人右滑了能夠有效提升自尊，哪怕我​​根本不打算和人家見面。”一位28歲的女性說，儘管她已經戒斷性交，但她依然玩了三年的約會app，她說不想約會主要是因為抑鬱和性慾低：“我沒什麼想和人約會的慾望。”

一位自稱是自願選擇戒斷的app用戶說：“玩了一段時間後這就跟擅長玩消除泡泡的遊戲一樣。我能拿高分很高興，但是我到底有啥成就了？”另一位女性寫道，她“太懶”不想見人，還補充道：“我一般都是在周二無聊看電視的時候下載約會app……我沒怎麼當回事。”另一位女性說她用過一款app，但這是在“喝了兩杯白葡萄酒後——然後刷了兩個小時什麼都沒刷出來就立刻給刪了。”

不少對網上約會的批評都是關於過多的選項導致“選擇過載”和由此而來的失望，包括丹·斯萊特（Dan Slater）2013年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選編自他的著作《一百萬初次約會》（A Million First Dates）的文章。他認為網上約會的人可能會不斷地體驗交往新對象；這會給忠誠和婚姻帶來負面影響。但是社會學家邁克爾·羅森菲爾德（Michael Rosenfeld）在斯坦福大學進行的一項名為“夫妻如何相遇和相處”的縱向研究對該理論提出了質疑。他的研究發現，在網上相識的情侶往往比其他情侶更快結婚，說他們搖擺不定缺乏數據支持。

或許選擇過載和斯萊特想像中並不一樣。或許問題不在於那些一再約會不同對象的人們——如果羅森菲爾德的研究正確，這種人甚至會結婚——而是在於那些知難而退、懶得離開沙發的人們。這種想法出現在我與很多人的談話中，據他們描述，性愛和約會生活已經進入了冰點。還有人使用了“選擇悖論”的說法；還有人提到了“選擇無力”（這個詞因為《黑鏡》而廣為流傳）；還有人提到了fobo（“fear of a better option”，意即害怕錯過更好的選擇）。

然而網上約會依然繼續在吸引用戶，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認為app會比其它方式壓力更小。麗薩·韋德猜想經歷過高中或者大學約炮文化的人會歡迎網上約會，因為它有助於排除配對過程中的某些含混因素（我們都互相選了對方了；至少我對你有點興趣）。我和丈夫第一次在工作之外的場合見面時，我們都不確定這算不算約會。當你通過app找到某人時，就不會這麼模糊。

正如費城一位27歲的女性所說：“我的不安全感使得酒吧中的調情讓我壓力很大。我不喜歡'他是不是對我有意思？'那種時刻。我使用約會app是因為我想明確這是約會，我們對彼此有性趣。如果最終不合適也沒事，但絕對不會出現'他到底是約我出去玩還是約會？'的感覺。”其他人說他們喜歡在app上和潛在對象首次交流可以通過消息，而不是面對面或者電話交談，後兩者更有可能讓人尷尬。

大學畢業三年的安娜告訴我，在學校裡她很難“讀懂”別人。約會app是一種有效的輔助。她解釋道：“沒那麼含糊，這人對我多少有點興趣。”但問題是，安娜app用得越多，她就越難想像沒有app的情況。她說：“我從沒學會如何在現實中結識人。”她然後又告訴我，她最近幾次碰到一個大學裡的點頭之交。她覺得他很有魅力，想對他表達好感，卻又不知道沒了校園派對應該怎麼做。然後她想起來她在Tinder上看到過他的簡介。她自言自語：“下次登陸的時候，我就右滑，這樣就至少會避免被當面拒絕的尷尬。”

除了幫助人們避免傳統調情可能帶來的尷尬（或許還有緊張激動），約會app對於那些處於經濟學家所說的“不活躍市場”（參與人數相對較少的市場）的人會很有效。比如性少數群體使用網上約會服務的人數比例比異性戀者更高。（邁克爾·羅森菲爾德在調查中刻意過量採樣了男女同性戀者來補償對他們約會體驗研究的缺乏，他在研究中發現“沒有伴侶的男女同性戀似乎在約會活動中遠比異性戀者更為活躍” ，他認為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們使用app成功率更高。這種差異可能說明了性蕭條是一種異性戀現象。）

在所有的約會市場上，約會app似乎都更能幫到顏值高的人。26歲、從沒有過性生活的艾瑪偶爾會在網上約會app上碰碰運氣。她悶悶不樂地對我說：“app讓那些性感的人約會更容易，儘管他們本來約會已經夠容易的了。”OkCupid（一個相對不注重外貌的約會服務，他們鼓勵用戶寫下更詳盡的個人簡歷）的聯合創始人克里斯蒂安·魯德爾（Christian Rudder）在2009年報告說，外表分最高的男性用戶從女性用戶那裡收到的信息是得分最低的11倍；分數中等的男性收到的信息則為得分最低的4倍。這種差距在女性中更為明顯：三分之二的信息都發給了外貌最具吸引力的三分之一女性。密歇根大學和聖塔菲學院研究人員更新的一項調查發現，網上約會的男女追求自己潛在伴侶的要求比自身高了25%——這策略大概成不了事。

這說明了什麼？很多網上約會者花費了大量時間追求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人。通常給他們的信息都得不到回复，更不用說是約碰頭了。這樣的體驗說好了是讓人迷惑（這些人為什麼都對我右滑了卻又不理我？）。糟的話也有可能帶來破壞甚至痛苦。艾瑪坦承自己是個胖子。然而她並不為自己的外表感到羞恥，而且還特地在自己約會檔案上附幾張全身照。然而男人們還是不斷地右滑她的頭像只不過為了嘲弄她——我和她聊天時，一名男子剛剛給她發了一張在跑步機上跑步的超重女性的動圖，以此來結束兩人的對話。

一個更大的問題是，追求愛情如今變成了一種被限制在千篇一律、預先安排好的線上活動，這種環境使得任何人（甚至包括那些不用約會app的人）想要通過見面來發展關係都怕顯得不合適。這真是個悲哀的僵局。

4. 糟糕的性愛（糟糕到痛）

今年五月一個春意盎然的上午，我和黛比·赫本尼克（Debby Herbenick）帶著她的孩子穿過印第安納州布盧明頓的一座公園，她和我分享了她作為印第安納大學性學研究的領軍人物給學生的建議。她平靜地說：“如果你第一次跟別人上床，不要掐他們的脖子，不要射在他們臉上，不要嘗試跟他們肛交。這些通常都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我找到赫本尼克的一個原因是我對她為《華盛頓郵報》撰寫的一篇文章感興趣，這篇文章提出性蕭條的烏雲中也留有一絲光亮。赫本尼克在文章裡問道，除此之外，我們難道不也見證了強迫和其它不當性行為出現衰減。就在幾十年前，婚內強姦在很多州還都是合法的。她一邊推著女兒的嬰兒車，一邊詳細闡述了這樣一種觀點：性蕭條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對壞的性行為（一種人們“不想再要的性行為”）的健康反應。“人們比以前更敢於說出'我不要，謝謝'了。”

布盧明頓是非正式的美國性學研究之都，上世紀四十年代印第安納大學的生物學家艾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開創性的性學調查奠定了它的地位。得益於印第安納大學科學家們的高生產力以及其它機構對於性學研究的缺乏，它的地位至今依然沒有動搖。2009年，赫本尼克和同事發起了一項長期的《全國性健康和性行為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Sexual Health and Behavior，簡稱NSSHB），這僅是第二次關於美國人性生活細節的全國范圍代表性調查——同時是第一次長期記錄嘗試。（上一次全國性調查由芝加哥大學發起，只在1992年開展了一次。其它包括《金賽報告》（Kinsey Reports）在內的性行為調查使用的都是所謂方便樣本，無法代表總體人口。珍·特溫格所依據的長期的綜合社會調查在全國范圍有代表性，但只有少數幾個問題和性行為有關。）

我問赫本尼克，NSSHB的發現是否對1990年以來可能發生的變化提供了線索。她提到了性玩具的流行和異性肛交的激增。芝加哥大學1992年進行的那次調查就發現，20多歲的女性中有20%嘗試過肛交；2012年NSSHB發現這一比率翻了番。她還告訴我，新的數據顯示，和前幾代人相比，如今的年輕人更有可能嘗試黃片中普遍出現的性行為，比如她向學生警告不要在初次性愛中和對方嘗試的那些動作。她認為這些可能會嚇壞一些人，加深性蕭條。

她低頭看了眼女兒又補充道：“如果你是一位年輕女性，在做愛的時候對方想掐你的脖子，我懷疑你回頭還想不想再跟他來了。”

赫本尼克最令人警醒的研究之一是關於痛苦性行為的普遍性。2012年，30%的女性說她們上次陰道性交時感覺很痛；在肛交中，72%的人感到痛苦。無論比例是否比之前有所增加（我們沒有比較的基礎），這些數字都高得令人不安。此外，大多數女性都沒有把自己的痛苦告訴她們的伴侶。印第安納大學醫學院青少年醫學主任、NSSHB的聯合負責人J·丹尼斯·福滕伯里（J. Dennis Fortenberry）認為，很多女孩和成年女性都已經將這種觀點內化：這種不適感是作為女性所不可避免的。

新布倫瑞克大學大學的心理學教授露西婭·奧沙利文（Lucia O'Sullivan）曾發表過記錄青少年和年輕成年中性功能障礙高發的研究，她對此給出了一個尤其生動的例證。她這項研究的靈感來自幾年前在和大學的學生健康中心的醫生共進午餐時的談話，這位醫生對奧沙利文說，她和同事們在看病的學生中發現大量的外陰撕裂，這讓他們很是擔憂。這些女性並沒有說自己被強姦。但她們陰部的狀況表明，她們經歷的性交實際上就是不想要的。奧沙利文說：“她們經歷了不想要的、完全無感的性交。”這位醫生告訴她，標準醫護處理就是給她們開潤滑劑把她們送走了事。

痛苦性行為並非新鮮事，但我們有理由認為黃片可能會導致一些特別不愉快的初期性體驗。研究表明，在缺乏高質量性教育的情況下，十幾歲的男孩們都會通過黃片來理解性愛——肛交和其它讓女性痛苦的性行為在主流黃片中隨處可見。（這並不是說肛交一定是痛苦的，但是大多數女性體驗的那種的確很痛苦。）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的西塞莉·馬斯頓（Cicely Marston）經過一系列深入的採訪發現，十幾歲的男孩在嘗試肛交時——可能是受他們看過的黃片的影響——會發現突然的、未經潤滑的插入比看上去的困難很多，被插入者也更為痛苦。她的一些採訪對像似乎是被性伴侶所迫；其他人似乎採取了一種“非自願的、替代陰道的肛門性交”的妥協方式，這是另一位研究人員向我描述的臨床用語。

在我採訪年輕女性時，聽到了太多重複的“他做了些我不喜歡的事，我後來才知道這是黃片裡的經典橋段”的說法，其中掐脖子被廣泛提及。黃片之外，的確有一些人喜歡所謂的窒息式性行為——他們通過限制大腦內的氧氣實現更強烈的性高潮——但這麼做很危險，在未經對方要求就不該做的事情當中“名列前茅”。舊金山一位31歲的女性特絲講到她過去和比她小一點的男性的幾次性經歷。她說：“我發現他們喜歡不事先說就掐脖子。”向我描述約會app如何避免當面尷尬的那位女性安娜告訴我，她被人掐了好多次脖子，她一開始還以為這很尋常。她說：“很多人都沒意識到需要先問對方。”

如同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性和愛情經濟學的教授瑪麗娜·艾德謝德（Marina Adshade）告訴我的那樣：“男性的性體驗時好時壞。但是當女性經歷糟糕的性愛時，通常都會非常非常糟糕。如果女性逃避性愛的話，她們是不是在逃避非常糟糕的性體驗？”

性愛就算天時地利俱佳也需要花時間來學習，但上面提到的絕對不是最佳環境。模仿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動作會導致所謂的“旁觀感”——也就是擔心你在做愛時的外觀和聲音；性研究人員威廉·H·馬斯特斯（William H. Masters）和弗吉尼婭·E·約翰遜（Virginia E. Johnson）很早之前就認為這種行為不利於性愛的正常進行。一些年輕女性告訴我，她們受到壓力去模仿色情演員——即只要通過插入就能實現性高潮，而這點實際上大部分女性都做不到。波士頓的一位24歲的女性說：“我過了好久才適應了這個事實：我不必像黃片裡的女生一樣在做愛時大聲叫床。”鳳凰城一位31歲的女性對我解釋說，根據她的經驗，黃片使得男性“以為他們可以通過亂撞讓任何女性達到高潮”。

一次性的約炮也無助於性愛的習得。研究表明，對大多數人來說，隨意性行為帶來的身體愉悅往往不如和固定伴侶間的性行為。紐約大學的社會學家葆拉·英格蘭（Paula England）對約炮文化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她認為這種現像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針對伴侶的性技巧”——也就是知道伴侶的喜好。尤其是對女性來說，這種差別非常大。一項研究發現在和新的伴侶約炮時，只有31%的男性和11%的女性能實現高潮。（與之相比，當人們被問及他們在戀愛伴侶最近一次性行為時，84%的男性和67%的女性說他們有了性高潮。）其它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當然，很多人也很享受沒有高潮的性交——三分之一的約炮都不進行那些可能會帶來高潮的行為——但是兩種情境的差別依然驚人。如果年輕人把認真的戀愛推遲到成人多年之後，他們當中越來越多的人可能就完全不會了解高質量的性愛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當我撰寫這篇文章時，不少人都告訴我他們決定暫停性愛和約會生活。這和露西婭·奧沙利文的研究結果一致。奧沙利文發現，即便是年輕人開始了性生活後，他們還是經常會有很長時間的中斷。一些人告訴我，性侵或抑鬱導致了他們的愛情與性休眠期；還有的人說到戒斷性交這事就像是說在一份不滿意的工作中休個帶薪長假。

二月一天下午的三四點時，我和艾麗斯在華盛頓特區佩特沃斯社區的設計工作空間Lemon Collective見了面，她曾向我評價說Tinder被“遊戲化”了。這個空間會用於開辦DIY和設計課程，以及幫助千禧一代女性健康幸福的課程；情人節時人們在這裡舉辦了一場名為“婚前置業”的房地產研討會，現場相當擁擠。（活動描述寫道：“我們既不需要伴侶會理財，也不需要他們能發財。當然，現場會提供酒和奶酪。”）

在我們聊天時（當然是邊喝酒邊聊的），艾麗斯表達了對最近性生活質量的失望。她疲憊地說：“昨天那次性愛太糟了，我的天，真的特別糟，他基本上就是插了進去然後……”她生氣地用拳頭猛捶另一隻手掌。這是她第一次和這名在Tinder上認識的男子做愛，她自言自語問自己能不能訓練他。不過她表示懷疑；他已經三十多歲了——年紀這麼大不該這麼不懂事了，至少她這麼認為。

艾麗斯注意到，她的女性朋友大多單身，她們都越來越多地感受到友誼的價值。她說：“我33歲了，之前一直忙著約會，但實際上呢，女人更好，真的就是更好。”她趕緊補充說不是說男人不好；她實際上很反感聊天話題裡日益增多的“厭男”情緒。即便如此，她和不少女性朋友（大多都自認是異性戀）建立了柏拉圖式的關係，開始參與彼此的生活，而這種參與在她們有令人滿意的情感或者性關係情況下多半不會發生。比如，她們開始交換推薦女同性戀黃片，也逐漸熟悉了彼此的喜好。一些女性還建了短信群組，互相交換對方的裸照。她說：“反應都很正面。”她描述說，她們會用大量讚美回复別人的裸照（“我靠，小姐姐，你的胸！”）她還沒準備好完全甩掉男性。但是她說：“我想要優質性愛。”她補充說，或者至少是“相當優質的性愛。”

5. 抑制因素

品牌諮詢公司Redscout創始人喬納·迪森德（Jonah Disend）在彭博社去年一篇報導裡說：“千禧一代不喜歡裸體。健身房裡所有30歲以下的人在穿內褲時都裹著浴巾，與從前相比風氣大為不同。” 迪森德認為主臥室的設計也因為同樣的原因不斷變化：“人人都想要自己專用的更衣室和浴室，即使夫妻情侶之間也如此。”那篇文章總結道，不論千禧一代看起來在虛擬空間多麼的“不在乎”（這或許是說調情短信給人的印象），但“他們實際生活中是很本分而拘謹的”。全國各地的健身房都在重新裝修更衣室來應對年輕一代客戶的需求。一位健身房設計師在《紐約時報》一篇報導裡說，“老一輩人，上了六十歲的，對共用淋浴室一點問題都沒有”，但千禧一代就要求隱私了。

一些觀察家認為這種新近出現的對裸體的不適可能是源於1990年代中期大多數高中都不再要求學生在體育課後淋浴。這有一定的道理——一個人裸體的時間越少，就對裸體越感覺不舒服。除此之外人們對自己裸體的樣子的不安也是一個新現象。越來越多的研究報告顯示，不論男女，其社交媒體的使用頻率都和對自身身體的不滿意有相關性。一個荷蘭的大型研究發現男性看色情內容的頻率與對自己陰莖大小的擔憂相關聯。我從不少男人那裡聽到相似的抱怨（“毛太多，體型不健，陰莖太小”，一連串悶悶不樂的抱怨）。黛比·赫本尼克的研究也表明人們對自己性器的評價可以預測其性功能；大約有 20%到25%的人可能是因為受到色情內容或整形手術宣傳材料的影響對自己的性器不滿。她在電子郵件裡告訴我，陰唇整形現在非常賺錢，“在有些城市你能在大型廣告牌（是的，廣告牌）上看到這樣的廣告。”

可以想見，對自己的身形滿意對性生活會有好處。有人讀了了57項關於女性自我身形評價與性行為的研究，發現對自我身形評價積極與更好的性生活有正相關。反過來，對自己的皮囊不滿意也會為性生活帶來麻煩。如果你沒法接受你的伴侶看你剛洗完澡的樣子，你們怎麼玩口交呢？

或許事實上一些人確實沒法口交。2017年度Match.com網站“美國單身人口”調查（由海倫·費希爾和金賽研究所的賈斯汀 ·加西亞（Justin Garcia）共同組織）發現，與之前世代相比，千禧一代的單身人群享受口交的比例降低了66%。這對女性快感來說可不是什麼好消息：在有伴侶性行為中，舔陰是最能確保女性獲得性高潮的方法之一。

紐約性治療師伊恩·克納告訴我他的很多男性客戶在想為伴侶口交時遭到了拒絕： “我知道大家一般以為是男性不願意做這個，但據我觀察事實恰恰相反。我在很多女人私下聊時她們說，'我真的不能相信有男人願意到下面，去做那個。那是我身體最醜的部分。'”在我向20多歲的年輕人詢問他們對口交的看法時，相當一部分的受訪女性表達了類似的意思。一個女人寫道，“接受口交讓我很緊張。比插入感覺更私密。”另一位寫道，“口交讓我感覺渾身不自在，沒法放鬆去享受。”

在過去20年間，性研究者對慾望和性喚起的研究視角擴展了很多，從最初僅僅關注於刺激源，到現在將抑制視為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研究內容。（在這裡，抑制——inhibition——這個術語是指任何干擾或妨礙性喚起的因素，範圍廣泛，包括自我形象評價低下，也包括注意力分散。）出師於金賽研究所的研究者埃米莉·納高斯基（Emily Nagoski）寫過一本書《想怎麼爽就怎麼爽》（Come as You Are），書中把大腦的興奮系統比作汽車的油門，而把大腦的抑制系統比作剎車。前者讓你來勁，後者讓你萎靡。研究顯示，對很多人來說剎車比油門更敏感。

壓制性慾比挑起性慾更重要，聽起來好像是常識，但事實上這個觀念與對性關係問題研究裡最流行的觀點相左。當人們討論缺乏性慾時，往往會更加關注於性慾火苗的燃料或是引燃方式——色情藝術、偉哥、以及新布倫瑞克學生健康中心發放的 KY Jelly。這些東西對很多人在很多情況下是有幫助，但如果你的剎車踩到底的話，什麼都沒用。

在訪談中我發現那些禁慾很久的人普遍都受到抑制因素的影響。大多數禁慾者並不是自願（比如因為宗教信仰）選擇禁慾的，禁慾只是由於創傷、焦慮或抑鬱所導致的不得已的結果。很多不再做愛的女性都提到了性侵對她們的負面影響，這令人沮喪卻不吃驚。另外兩個導致禁慾的因素也並不是聞所未聞：近幾十年來美國人焦慮和抑鬱的比例一直在上升，據部分報導青少年與30歲以下人群中抑鬱與焦慮的比例增長更是迅速。對大多數人而言，焦慮對慾望有抑製作用。然而治療抑鬱的藥物也會減少慾望，帶來一個難以解決的兩難困境。

“我與我的心理治療師主要想解決的就是這個焦慮問題”，一位28歲的女性（我稱她為阿普麗爾）在來信中寫道。她說出於強烈的焦慮感，她從來沒有和任何人上過床也沒有真正談過戀愛。“我接吻過幾次，最多進展到（年輕人所謂的）二壘，但這些經歷帶來的感受都不是很好。” 在電話裡，她告訴我她在青春期時很害羞，體重超重，並且“非常非常害怕男孩子。” 阿普麗爾並不是對性無感（她特意對她的Magic Bullet按摩棒致謝）。她就是非常畏懼親密關係。她偶爾會和她工作中或交友app中遇到的男人約會，但一旦有身體接觸，她就會陷入恐慌。她憂愁地說，“有一次為了躲開一個人的親吻，我從他的車裡跳出去了。” 在電話快結束時，她提到英國作家海倫·奧耶耶美（Helen Oyeyemi）寫的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專寫浪漫小說的作家，但沒人知道她其實是個處女。“她的生命中沒有任何人，並且無法從這種境遇中走出。這也算是個童話故事吧——她一個人住在一個很大很老的房子的閣樓裡，不停地寫這些浪漫故事，但她什麼都沒經歷過。我總是想到她。”

類似這樣的談話讓我深刻意識到這種不快樂和禁慾的惡性循環會讓一個人的人生癱瘓。數據顯示性愛會讓人更快樂（至少在一定程度內如此；對那些有固定情侶的人來說，高於每週一次的頻率並不會讓人更快樂）。然而不快樂會抑制情慾，使渴求愉悅的人又失去了一個機會。不快樂比例升高會使性蕭條更加嚴重嗎？幾乎毫無疑問如此。但性和親密關係總體水平的下降會不會轉而導致更多的不快樂？

而且研究表明缺乏性生活的成年人如果還是想有性生活的話，待機過久真會是一個問題。那些18歲了還沒有性經驗的人中，80%會在25歲時會有性生活。但那些到了二十五歲左右還沒有性經驗的人就可能難以再有性生活了。《性醫學》期刊（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2009年發表的一份論文推測“如果一個人在25歲時還沒有過性生活，他或她一直到45歲仍是處子之身的機率會較可觀”。斯坦福大學的邁克爾·羅森菲爾德也通過研究確認成年人中完全單身的狀態十分難以改變，比我們大多數人想像的都要穩固得多。在其研究報告所觀察的一年裡，二十多歲的異性戀單身女性只有 50%有過約會，而年紀更大的女性中的比例要更低。

性抑制的其它一些來源因素與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直接相關。比如，睡眠不足會強烈地抑制慾望，而比如睡前看手機這樣現在常見的行為恰恰會危害睡眠質量。（對女性來說，多睡一小時意味著第二天做愛機率平均會提高14%）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婦產科教授洛麗·布魯托（Lori Brotto）在其新書《從正念到更好的性生活》（Better Sex Through Mindfulness）就這方面的實驗研究評論道，我們現在沉溺於無時不在的各種分心之中，不論男女這都會影響性慾。

為什麼諸如一晚沒睡好這種輕微干擾會挫敗性這種為人最基本的慾望呢？我不止一次聽到一個解釋：我們的性慾本來就是可以被輕易熄滅的。人類需要性，但個體的人並不需要。

我們這個時代有各種矛盾的事物，其中之一就是我們的人身安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然而現代生活，尤其是最近的現代生活，卻讓我們的身體做出了很多危險環境下會自動產生的反應，比如焦慮，不停地審視四周，睡不安穩。在這些情形下，生存願望戰勝了其它慾望。就像埃米莉·納高斯基多次指出的，沒人因為性缺乏而死：“我們可以死於飢餓，死於脫水，甚至死於睡眠缺乏。但從沒有人因為沒能跟人上床而死。”

今年春季玩具反斗城（Toys R Us，兒童玩具連鎖商）公告它關門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生育率下降，一些觀察家尖酸地說，千禧一代又毀了一樣好東西。

社會變遷常常會引發起一種代際悲觀。一些人在與我檢視了同樣數據後寫了不少擔憂未來的文章，而這些文章也引來一些批評，指責他們製造恐慌。但這些擔憂的確是有根據的。我們可以就一家玩具連鎖店到底為什麼倒閉而爭論不休，但無可否認的事實是美國的出生率十年來一直在下降。

最初，人們把生育率下降怪罪到經濟大衰退，而後又說可能是千禧一代的女性推遲生育而非放棄生育。但是很可能有一個更本質的變化正在發生。2017年，美國出生率連續第二年創下歷史新低。30多歲女性中的生育率也在下降，而很多人原以為這30到40歲正是千禧一代開始組建家庭的時候。於是儘管處於最佳生育年齡的女性人數增加了，2017年出生的嬰兒卻比2007年少了50萬。從2007年到2017年這段時間內，美國女性平均生育數從2.1下降到1.76，而2.1正是所謂的“替代率”，也就是在沒有移民移入的情況下維持人口總量的生育率。從長遠來看，如果這個趨勢不逆轉的話，會導致嚴重的人口結構與財政問題。

另一個更緊迫的問題是孤獨和人際疏離帶來的政治問題，比如那些所謂的“被單身者”（incels），也就是自稱“被動禁慾”的男性們發動的線上仇恨和線下暴力。他們那些無理而可憎的怨恨其實是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提醒我們自我封閉的年輕人是多麼容易被各種極端思想蠱惑。類似的狀況也包括席捲歐洲的民粹主義不滿情緒，而那些成年卻未立身的年輕人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推動力：意大利25至34歲的人口中有一半還和父母住在一起。

我開始著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以為就宏觀問題的分析會是文章的重頭戲。我很肯定地以為我將會聽到很多諸如缺乏經濟保障的因素帶來的對未來的不安。從更加樂觀的角度來講，我還以為自己會就比如社會環境日益寬鬆的好處以及通過異於傳統夫妻模式而達到幸福生活的路徑等其它問題作出更細緻深入的探討。然而隨著調查的深入，對更基本問題的關注取代了這些預設的重點。

人類特有的性行為是將我們與其它物種區分開的一個重要特點。與大多數猿類，當然也與大多數動物不一樣的是，人類的很多性行為所發生的時間和方式不僅很難而且是不可能受孕的（比如，在懷孕期，絕經期，其它不孕階段；與同性伴侶；用完全不可能生出小孩的身體部分）。研究人類性演進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賈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寫道，作為一個物種，我們“幾乎不停頓的性行為是非常古怪的。人類祖先和類人猿分道揚鑣的三個決定性要素，除了體態和腦容量，就是性行為。”的確，沒有人因為性缺乏而死，但在數百萬年間性交也與時俱進了：我們性交是因為很有趣，能聯絡彼此的感情，並且讓我們愉悅。

當然完滿的性生活並不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條件，但很多研究都肯定其對幸福生活的幫助作用。性生活不僅與幸福相關，它還會帶來一系列的健康益處。毫不意外，性和健康的關係是雙向的：你越健康，你的性生活也越好，反之亦然。不幸的是，這個命題的反面也成立。沒有性或情侶可能既是忿懣的原因，也是其結果。而且，鑑於美國社交組織機構日微，有一個人生伴侶對健康就更重要了。

和經濟蕭條相似，性蕭條的演進過程也可能是不均衡不公平的。那些在各個方面，比如外貌、金錢、心理承受力、社交網絡等等已經一帆風順的人們，也會在尋找愛情、好的性生活以及生兒育女（如果他們如此選擇）上有優勢。但對那些本來就是泥菩薩過江的人來說，親密關係也是更加可望而不可求了。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不少二十多歲的受訪者與我分享了他們的希望、擔憂和抑制點，我有時會對他們的痛苦感同身受，但我也同樣時常會因人際交往中令人痛心的變化而吃驚。我並不比他們年長多少，但我卻經常感覺自己來自完全不同的時代。

性問題現在看起來更加無解。這個問題的來源不止一個，畢竟世界變化太大太快。將來或許我們會重新思考一些事情：糟糕的性教育，過去是個玩笑，而在色情內容氾濫的當下則是教育的恥辱。我們許多人與手機和社交媒體的關係失調，危害了和其他人的關係。對少年幾乎全方位的“保護”，包括浪漫關係，讓他們對成人生活的痛苦和喜悅都缺乏準備。

十月份我快完稿的時候，我又和阿普麗爾交談了一次。阿普麗爾就是那個從不為人知的處女愛情小說家的故事裡尋找慰藉的女生。她告訴我，自從上次和我交談之後，她在Tinder上遇到一個她非常喜歡的男人。他倆夏天約會了幾次，也搞了不少事情。儘管她還是對與另一個人發生情感和肉體的親密關係很恐懼，她吃驚地發現，她其實很喜歡這些：“我從來沒想到我和別人在一起時會這麼舒服。比我原來預料的好太多了。”

隨著關係的進展，阿普麗爾覺得，為了達到真正的親密，她應該告訴他自己從來沒有做愛過。然而她的坦白沒帶來好的結果。“我告訴他我是處女。然後他就和我分手了。在坦白之前我覺得最差也不過分手。然後就真的分手了。最差的結局真的發生了。”說到這裡她停頓了一下，之後她的聲音變得更沉穩​​也更堅定了，“不過我人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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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凱特·朱利安（Kate Julian）是《大西洋月刊》資深編輯

翻譯|華思睿，楊刁刁，張拓木

校對|李雅坤，Xujun Eberl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