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讓子彈飛》的風格是卡通片式的天馬行空，荒誕而又癲狂。姜文宣稱影片藏不住他的思想。這部影片顯示了一曲暴力革命的頌歌，帶有激進左派的思想傾向。

　　一些經歷了倒楣時代的歐洲作家，往往耗費一生的精力，試圖弄明白：歐洲為甚麼要這樣糟蹋自己，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儘管中國缺乏創作自由，中國人較少求真精神，但面對嚴酷的歷史和現實，不甘平庸的作家和藝術家也不願意永遠失語。

　　藝術是思想探索的一種形式。百年來的中國革命是值得反思的大題目。在筆者所看到的關於革命的作品中，印象深刻的有作家李銳於二○○二年出版的小說《銀城故事》，以及姜文於年前上映的賀歲影片《讓子彈飛》。

　　儘管二者有著完全不同的敘事風格，但都不約而同地借用辛亥革命前後那個時代，以虛構的小城－－「銀城」和「鵝城」，作為故事發生地。他們持偏右或偏左的政治立場，採用隱喻的方式，對中國革命做出不同的歷史詮釋。其描繪的圖景很有點怪異，但就在怪異之中，我們看到一個半封建國度革命的縮影。

「銀城」：告別革命的文學詮釋

　　《銀城故事》講述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暴動失敗的故事。一開始李銳用深情的筆觸，描繪位於長江中上游的古老銀城，它繁榮而有序，山水風光秀麗，人民休養生息。空氣裡彌散著乾牛糞燒飯的煙火氣，再加上一點蠶豆燒糊的煙香，就連銀溪也「漲滿性感河水」。簡直是一幅世外桃源的圖景。

　　然而在一九一○年的秋天，突如其來的革命打破了小城的和諧。銀城發生了刺殺滿清知府的爆炸案，血肉橫飛的屍體招致鎮壓和殺戮，把銀城的官兵、革命黨、農夫、屠夫乃至山川河流，全都捲進一場慘烈的災難裡。

　　李銳在該書的《代後記》中說，他的這篇小說是對歷史困境的逼問。「無理性的歷史對於生命殘酷的淹沒」，用合理的歷史目的合理地殺人，作家對此表示深惡痛絕，並指責革命者把人民「領進了深淵」。在李銳看來，辛亥革命之前的生產力生產關係是在既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是具有合理性的，由於中國知識份子無法抗拒革命的誘惑，企圖用暴力革命來改變這一切，因而釀成巨大的悲劇。

　　利用小說批判歷史，李銳用心良苦，但其觀點並不新鮮。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些對共產黨革命敢怒不敢言的中國知識份子，就竭力否定包括法國大革命和辛亥革命在內的一切革命，他們的理論來自西方右翼的史學家，自然是一家之說。還有人提出「告別革命」的口號，大大影響了當代中國學人的精神及其思維。

　　立論公允的學者漢娜．阿倫特在《論革命》一書中指出：「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既非必然，也不是能夠被煽動起來的，而是在向民治民享社會轉型中發生了政治權威的全面流失和崩塌。」一味指責革命的右翼學者，其不公平之處是：閉口不提舊制度統治的殘酷壓迫。而李銳把清朝統治下的舊銀城描繪得近乎完美，把一切罪惡歸咎於辛亥革命。其實辛亥革命相對而言還算是比較溫和的革命。《銀城故事》以文學圖解政治，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鵝城」謳歌暴力革命正當性

　　與《銀城故事》相反，姜文的新片《讓子彈飛》描繪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展現了一場暴力革命的狂歡勝景。故事的開頭也挺有抒情意味：幾匹白色的駿馬拉著蒸汽火車，穿行在綠色山林之間，優美的音樂響起。然後是令人驚異的一幕：帶著麻將牌面具的土匪搶劫了火車，匪首張麻子假扮縣長，與騙子師爺一起，前去被惡霸黃四郎控制的鵝城上任。而後鵝城見證了一場官匪鬥豪強與人民起義的大戲。

　　電影觀眾紛紛猜測這部影片的政治隱喻，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馬拉火車這種組合代表，被視為先進生產力被封建體制控制。小六子之死被認為是在影射「六四」。片頭葛優飾演的師爺拉著女人大吃火鍋、又說又唱，是暗指當今既得利益集團的腐化而無恥。

　　儘管這部影片的風格是卡通片式的天馬行空，荒誕而又癲狂，但姜文本人宣稱：「我的思想還在那裡，藏都藏不住。」在筆者看來，這部影片是一曲暴力革命的頌歌，帶有激進左派的思想傾向。

　　激進左派通常是社會變革的實施者和混亂的製造者，為了革命他們不惜犧牲社會秩序、生命和財產。電影《讓子彈飛》改編自小說《盜官記》，而原作者馬識途早年參加共產黨，在做地下工作的同時從事文學創作。儘管姜文把小說改編為電影時，做過不少增添與改動，但左翼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一脈相承。

　　「槍在手，跟我走。殺四郎，搶碉樓。」 張麻子號召民眾奮起抗暴的呼聲，是影片中最激動人心的主旋律，聽起來似曾相識。例如隋末農民起義歌謠：「長槊侵天半，輪刀耀日光。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蕩。」又如中共執政之前發動農民運動的口號：「打土豪，分田地」。

　　當黃四郎的鐵門被民眾的子彈打得千瘡百孔，姜文把革命英雄主義演繹到了巔峰。就像一個出色的廚師，他烹調出一盆層層疊疊的革命大菜：讓人民擁有彈藥武器，相信勝利就在前面，由超人式的英雄帶領人民，去結束剝削殘害他們的惡霸統治。這樣的革命搞得很血腥、很暴力，但其正當性似乎難以置疑。

左右共賞反映當今社會生態

　　奇怪的是就在中國知識份子普遍接受「告別革命」之說時，這部高唱革命凱歌的電影，居然沒有引起右翼人士太大的反感。巨大的票房收入證明，這部影片被不同社會階層所接受。無論左右，人們從虛構的「鵝城」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實處境。

　　電影裡黃四郎代表的權貴集團，主宰並控制了鵝城的一切資源無惡不作：批官帽、販煙土、拐賣婦女、欺壓百姓，豢養黑社會，製造冤案。影片對白說：鵝城的貪官「已經把稅預徵到九十年後了，都到二○一○年了」。

　　這與當今中國的社會生態何其相似，難怪中國觀眾會激動不已，他們都明白甚麼叫做「借題發揮」。影片裡官衙門口的百年冤鼓被樹枝掩蓋；現實中成千上萬的訪民無處申冤。權貴視民為草芥，人們盼望有救世主前來除暴安良。因此姜文飾演的張麻子冒充縣太爺，聲言他到鵝城來只辦三件事，那就是：「公平，公平，還是他媽的公平！」

　　在這樣一部卡通片裡，左派看到了暴力美學的光輝，右派看到了尖銳的社會制度問題。相形之下，貶低辛亥革命的《銀城故事》就顯得蒼白無力。作家李銳不明白的是，正因為統治者不容許改良，「戊戌變法」才失敗，中國人才被迫走上革命之途。當今中國是可以改良還是必須革命，我看沒有絕對的答案。

　　已故的知名學者楊小凱原來曾有過類似「告別革命」的觀點，但後來他改變了看法。楊小凱說：「現在我要修正這個觀點，因為革命理論也有其合理性。我認為有些東西在學術上還沒有定論，你不能輕易地說，反革命的理論就是對或者革命的理論就是對的。革命對統治者總是一種威脅，沒有這種威脅，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承諾就不可信；有威脅其行為就不會太離譜。」

　　兩部隱喻中國革命的作品，《銀城故事》以文學圖解否定革命，而《讓子彈飛》卻製造一場暴力革命成功的夢幻。不過在銀幕上分享了鵝城火熱的盛宴之後，人們還得回到冰冷而沉重的現實中去。

二○一一年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