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道主義的一場抗爭
張顯揚

● 編者按;一九八四年以胡喬木、王若水各為代表的一場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理論爭論,涉及對馬克思原教旨主義的解釋,反映中共內部意識形態保守和改革的分歧。王若水極力維護馬克思主義的人性化,贏得知識界廣泛認同。

 

 

● 王若水(右二) 1989 年 4 月訪美國時與戈揚(左)劉賓雁(左二)及吳國光攝於舊金山。

若水先生離開我們(二○○二年一月九日)快五周年了。一想到若水先生,我眼前就浮現出二十多年前那場驚心動魄的真理與權力的抗爭。那是胡喬木先生一手製造的一樁公案。今天,我們回顧再現當年的情景,從中吸取一些教訓,也算是對若水先生的一種紀念。

  若水先生作為哲學家,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這倒主要不是因為他參與了建國以後幾乎所有的哲學論爭,也不是因為他那篇著名的〈桌子的哲學〉,而是因為他在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並因此而與時任中共意識形態總管的胡喬木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這是他一生哲學生涯中最重要、最輝煌的篇章。王若水之所以成為王若水,成為不畏強權、堅持真理的楷模,就在於他在那場衝突中表現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鎮定自若的智者風範。

  在對十年文革和此前十七年歷史的痛切思考中,若水先生深刻地領悟到人道主義的價值,決心把長時期來被那些號稱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及其渺小的追隨者所拋棄、所踐踏的人道主義思想,從馬克思、恩格斯塵封的著作中發掘出來,給它以應有的地位,並把它作為一種價值標準,應用於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他嘔心瀝血,連續寫出〈談談異化問題〉、〈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等文章。為此,被胡喬木視為離經叛道,而大加撻伐,直至撤職罷官,從中國共產黨內除名。

  整個鬥爭,可謂相當慘烈。

單槍匹馬和胡喬木勇敢對抗

  那場鬥爭遠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較量:一邊是手握上方寶劍、對理論界擁有生殺予奪大權的胡喬木,一邊是單槍匹馬、無權無勢的若水先生。除了真理,一切可以用來鬥爭的手段,都在胡喬木一邊。胡喬木一九八四年一月那篇錯誤百出的文章〈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一發表,全國上下,立即掀起了一股吹捧的狂潮。可以想像,當時若水先生要承受多大壓力。可是,他不但沒有屈服,反而抖擻精神,寫出〈關於革命人道主義〉和〈我對人道主義的看法〉兩篇文章,其勇敢反擊,只有五十年代馬寅初的「人口論」對毛澤東的「人手論」的抗爭可與媲美。

  胡喬木看到若水的送審稿後,惱羞成怒,揭去「歡迎討論」的虛偽面紗,下令不准發表若水的文章。後來,胡喬木得知若水的文章在香港《鏡報》發表以後,又認為是「嚴重政治事件」,不惜動用國安部門追查,甚至要把若水與所謂「地下組織」聯繫起來,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胡喬木這樣濫用權勢,迫害學者,搞文字獄,在文革後的中國,實在很難想像。

  我向來認為,胡喬木的所作所為,不僅僅是他個人的事情,而是我們這個制度所固有的本性使然。作為意識形態總管,胡喬木的使命就是不顧一切地從意識形態上捍衛這個制度,不使它有任何閃失。至於實際上能起甚麼作用,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他可以顛倒黑白,出爾反爾,當面作秀,背後下手。儘管他的行徑一再遭到國人尤其是思想理論界的唾棄,卻在上峰面前顯示了忠誠,加上所謂理論權威的大名,每每得到最高方面的支持,他便儼然成了中央的代言人。尤其在毛澤東死後,隨著政治地位的竄升,他的衛道士角色感越來越強烈,越來越自命不凡,在下屬面前更加頤指氣使。他無時無刻不在搜索意識形態方面的敵對份子,隨時準備抽出他那自詡「鋒利」的「寶劍」。

  胡喬木在給若水先生羅織罪名的時候,衝口說出了一句極有份量的話,叫做「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誘發對社會主義的不信任。」道出了發動這場鬥爭的秘密。原來,在胡喬木看來,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是不能相容的,異化只能與資本主義相聯繫,說社會主義社會也有異化,就是「誘發對社會主義的不信任」。既然問題如此嚴重,他當然不能絲毫寬容。

馬克思的主義是一個價值體系

  若水在揭露胡喬木的蠻橫時,不經意間也說出了一句極有份量的話:胡喬木「雖然沒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權力」。同樣道破了胡喬木把理論論爭變成政治迫害的秘密:沒有真理,要戰勝對手,只能利用權力以勢壓人。

  真正的分歧在於,胡喬木們所理解和奉行的馬克思主義,的確不包含人道主義。在他們那裡,辯證唯物主義等於鬥爭哲學,歷史唯物主義等於階級鬥爭,除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概念,既沒有「人」這樣的族類概念,也沒有「個人」這樣的個體概念。而人道主義在理論上的立足點,恰恰就在這兩個概念上面。胡喬木不准說人,只能說社會,只有在社會中人才是具體的。殊不知離開了人,社會也是抽象的,社會就是人的活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胡喬木把社會和人對立起來,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到處聽到人們說「以人為本」,並成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不知道他又該怎樣自處!

  把人道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剔除出去,當然不是始於胡喬木,也不是始於毛澤東。第二國際的時候,正在形成中的列寧主義就開始了。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結構界定為「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根本沒有人道主義這個價值論的地位。實際上,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個「價值體系」,然後才是一個「科學體系」。馬克思畢生追求的目標,就是通過無產階級的解放,達到全人類的解放,以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具體內容,就是「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發展的同時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或者,如《共產黨宣言》所說,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裡,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圍繞著這個崇高的人道目標建立起來的,至於這個理論體系究竟是否合乎實際,是否可行,那是另一個問題。

  從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內在邏輯來看,完全可以把它界定為這樣「三個組成部分」,即崇高的人道目標,徹底的批判精神和作為社會改造方案的社會主義。如果拿基督教的聖父、聖靈、聖子的「三位一體」來取譬,那就可以說,崇高的人道目標處於「聖父」的位置,徹底的批判精神處於「聖靈」的位置,社會主義處於「聖子」的位置。崇高的人道目標具有永W的價值;徹底的批判精神是理性推動人類進步的杠杆;社會主義是從批判「舊世界」中發現的「新世界」。由此可見,馬克思本人的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從俄國送來的馬克思主義即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是胡喬木們奉為圭臬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回事。馬克思本人的馬克思主義是包含人道主義的。若水先生所說的,正是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早年說得更加直白,「共產主義是以揚棄私有財產作為自己的仲介的人道主義」。可惜,許多人,其中包括胡喬木,記住了「揚棄私有財產」,忘記了「人道主義」。

現實社會的異化促成理論反省

  換言之,胡喬木所奉行的馬克思主義,的確不包含人道主義,因而王若水該死,胡喬木萬歲。但是,人們不免要問,究竟誰是正宗呢,誰是真正的「王麻子」?事情很清楚,正是因為若水先生搬出了被他們封殺有年的正宗的馬克思主義,對他們這種冒牌的沒有人道主義的面目猙獰的馬克思主義構成了威脅,才被他們施以欲加之罪。

  若水的看法揭穿了謎底:現實社會主義確有異化,個人崇拜、專制獨裁、官僚主義、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等等,都是異化的表現。在胡喬木看來,承認這些事實是一回事,把它們說成異化則是另一回事。承認這些事實,可以用社會主義在發展中難免有缺點來解釋。而承認這些是異化,則意味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沒有區別,這豈不是要誘發對社會主義的否定嗎?若水從事實出發,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異化,目的是引起人們的注意,在實踐中自覺地予以克服。胡喬木卻認為,只有迴避異化這個概念,才能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建立起信任,否則就會發生信仰危機。因此,他一聽說異化,就神經緊張。

  人道主義和異化,歷來是兩個相互聯繫的問題。費爾巴哈批判宗教異化的反人道主義的本質,得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質」的人道主義結論,從而在文化主義的範疇內達到了無神論的高度。馬克思從費爾巴哈出發,又超越費爾巴哈,他要消滅的是勞動的異化,而勞動的異化是與私有制聯繫在一起的。要消滅勞動異化,就要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事實上,人道主義也好,消滅異化也好,說的都是一回事,就是要改造違反人性的社會環境和思想理論觀念,以便改善人的生存狀態,提高人的生命質量,使人活得尊嚴,活得幸福和快樂。

  因此,凡是否定人道主義、無視異化的人,其中包括胡喬木這類角色,一無例外地,都反對把人當人。在胡喬木看來,人不過是一些特定的階級成份:工人、農民、地主、資本家,等等。離開了階級成份,他不知道人還是別的甚麼。既然不把人當人,不承認人首先應該是大寫的「人」,當然也就談不上人道主義和人權了。在這裡,「人」、「人道主義」、「人權」,也是三而一、一而三的。這就不難理解,為甚麼在那暗無天日的年代,既沒有人道主義,也沒有人權,更不承認人就是人。可見,胡喬木不准說「人」,不只是他所奉行的那套反人類的意識形態在作祟,更是此前幾十年反人類的社會狀況的反映。

結論﹕必須進行制度的政治改革

  若水先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改革開放方興未艾的時候,把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一併提出來,目的就是要從理論上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這是一個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具有更高也更深的層次,是為改革開放提供價值論指導的。人們歷來只是從經濟政治結構上去理解社會主義,似乎社會主義就是公有制、計畫經濟、按勞分配,等等。實踐表明,只從結構上著眼的社會主義沒有生命力。鄧小平看出了現實社會主義的弊病,強調要從功能上去界定社會主義,去改革原有的結構。但是,這遠遠不夠,還必須把人道主義的價值目標補充到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中去||這正是若水先生的巨大功績。只有把價值、功能和結構三重規定一體化,才會有值得嚮往的社會主義。

  若水說,胡喬木有相當固定的保守傾向,這是非常正確的。在所有關係改革命運的重大理論問題上,他都站在保守勢力一邊。不能否認,他幫中央起草和修改過一些有利於改革開放的文件,但那都是在既定決策下完成的。凡屬他以中央代言人自居,獨立地對意識形態問題進行判斷的時候,他的反改革的保守傾向都暴露無遺。王若水同胡喬木的分歧,說到底,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同,而且是對改革的立場和態度不同。這就是胡喬木製造的這樁公案的實質所在。

  這樁公案的教訓值得記取。首先,思想理論界發生的討論和爭論,必須本著學術自由的原則進行,不能由上面來欽定是非,橫加干涉,甚至政治迫害。其次,在一個號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裡,討論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是理所當然的,不應該設置障礙。沒有人可以壟斷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幾十年的歷史表明,凡屬以理論權威自居、想壟斷解釋權的人,都是十足的保守份子。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必須看到,過去思想理論界發生的一切冤假錯案,儘管都是某些掌握了權力的個人所為,但本質上是個制度問題。幾十年來,意識形態總管換了一任又一任,這樣那樣的文字獄從未間斷過,就是證明。要想杜絕或減少這類事件,只有認真地進行政治改革。中國的事情,只有徹底根除人治的禍害,而實行真正的民主法治,即實行憲政民主,才有希望。否則,說得再好,都不過是假話、大話、空話、廢話而已。

  當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這些基本的人權和公民權逐步得以實現時,我們就有可能帶著會心的微笑,告慰若水先生的在天之靈了。但是,我不知道,這要等多久。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張顯揚﹕中國社科院馬列所前研究員,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開除黨籍。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