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治改革找出路
張祖樺

 

● 宗鳳鳴先生與趙紫陽在軟禁中的上百次談話,使我們看到趙在台上台下為中國尋求一條可行的政治改革走向民主之路的苦心孤詣。


● 2005 年 1 月 17 日趙紫陽逝世後,李銳前往趙家致祭,與趙子女合影。左起:姚監復、王雁南、趙四軍、宗鳳鳴、趙二軍、李銳、王志華。

近日,有朋自香江來,捎回宗鳳鳴先生的新著《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文中引用簡稱「宗書」),使我得以一睹為快。趙紫陽在中國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中的貢獻已為世人所熟悉,而他關於政治改革的思考與探索卻鮮為人知。宗鳳鳴先生通過記述他在一九九一年到二○○四年間與趙紫陽在軟禁中的上百次談話,提供了大量彌足珍貴的一手資料,使得我們可以據此進一步地探討趙紫陽的政治改革遺產,從而為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累積堅實的政治資源。

中共高層要求民主法治第一人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中共黨內的保守派以陰謀與政變的方式搞下台。胡的戰友趙紫陽被推到代理總書記的位置,擔負著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同時直接領導政治體制改革的重任。此前,趙紫陽親自組建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並委託鮑彤成立研討小組辦公室(簡稱「政改辦」),著手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和步驟。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結束之後,新選出的中共中央常委會的委員們舉行記者會。新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走到記者中間,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名記者採訪。一位記者問趙紫陽:「您現在考慮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趙紫陽脫口而出,「改革,政治改革」。由此可以看出,政治改革在紫陽心目中的地位。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已被政變除權的趙紫陽面對保守勢力的圍攻,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此前媒體上披露了幾種版本,宗書首次披露趙本人提供的權威版本)中仍然義無反顧地說:「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互相影響。現在看來,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外,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在民主問題上也必須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在實踐中,我越來越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了,應當大體上同步進行。如果太滯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繼續進行下去,而且會產生各種社會、政治矛盾。」(宗書十七頁)

  瞭解中國政治內情的人都知道,中共高層對於政治改革一直存在很大分歧與爭議,保守派主張堅持黨的絕對統治,藉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抵制政治改革,批判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基本價值的主流文明。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則主張對黨的領導方式以及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發揚民主,健全法制,開放輿論,加強監督,對政治權力進行制約。

  趙紫陽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必須跟上。在實際工作中,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成為世界潮流, ...... 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強,許多社會問題完全用原來的辦法很難解決了。 ...... 因此我想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辦法去解決新的問題,例如,要加強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發揮人大的作用,加強與完善共產黨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完善並改進選舉制度,加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用具體法律來保證和規範言論自由,允許經過合法申請和批准的遊行,等等。」(宗書十八頁)

  趙紫陽在與宗鳳鳴的談話還說道:「改革開放就是高舉民主的旗幟,要實行民主政治。中國必須變成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才能向前發展,才能順應世界潮流。」(宗書三八七頁)

  宗鳳鳴先生在全書的結束語中評論道:趙紫陽是中共高層提出中國要走上民主與法治的第一人。

  趙紫陽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他通過認真學習反思之後,能將民主、法治與憲政結合起來,從而完成了政治理念的超越。他提出:「議會民主是今後必走的道路。在這個問題上顧准是先知先覺者。但實行政治民主需要有個過程。」「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是有一定道理的。」(宗書二三一頁)

  趙紫陽還在談話中說道:「在英國不搞人民民主而是搞憲政民主,以限制政府的權力,保護人民的權力。顧准也是不主張搞人民民主,認為大民主一定會產生無政府主義,而主張議會民主。搞人民民主也容易被野心家奪取個人權力利用。」(宗書三四五頁)

  趙紫陽關於民主、法治和憲政的主張跳出了要不要進行政治改革的論爭,高屋建瓴地為中國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與目標。

意圖透過反腐敗走向民主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D•帕特南在《使民主運轉起來》一書中指出:「制度創新與路徑依賴,是近來學界頻繁使用的兩個術語。前者指的是對制度進行革新,以提高其績效。後者說的是,制度的改變有其既定的軌跡,歷史的惰性對制度的變遷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這兩者之間尋求一種良性的互動和迴圈,恐怕是每一個改革者所為之殫精竭慮的。」

  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特別崇尚權威,民主的元素則非常稀薄。怎樣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使民主運轉起來,是趙紫陽先生晚年著重思考與探索的問題之一。

  起初,趙紫陽的基本想法是,把反腐敗與廉政建設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並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等密切結合起來。這樣做容易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援。

  據鮑彤回憶,「十三大以後,中共中央多次討論反腐敗問題,反腐敗成為趙紫陽關心的焦點。趙紫陽希望通過反腐敗,在中國建立起民主與法治。」「趙紫陽很有這樣一個理想,就是在反腐敗的過程當中把整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建立起來。在學潮高潮的時候,趙紫陽講過,他主張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句話不是隨便說的。趙紫陽本來的意圖是,既然全國人民都如此關注反腐敗問題,那我們實現民主就有了動力,我們就可以把人民代表大會、各民主黨派、學聯、學生會、工會、報紙新聞界,大家都集中在反腐敗和民主和法治問題上,大家都來搞民主,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在實踐當中,逐步把一些制度建立起來。」(VOA中文部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報導)也就是說,趙紫陽籌劃以反腐敗來凝聚全國人民的力量,但是把著力點放在制度建設上。

  紫陽當時計劃在黨政分開、朝野對話、社會自治、輿論監督等方面廣泛推行漸進式民主改革,企圖藉此改良一黨專制政體。儘管只是一些設想,沒有來得及付諸實踐。但這一經歷無疑有助於他在漫漫長夜中對「專制」與「民主」的換位思考。思考的重要結論是:(1)必須廢除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制建設難以實現 」。「搞市場經濟,還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這兩套很難長期在一起,矛盾會很多。」(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2)必須採用普世性民主價值,走適應民主潮流之路。他說:「西方的議會民主道路看來還是比較成熟的。因為可以實行篩選,可以消除情緒化。國家領導人和議員,如不代表人民說話,人民就不選你。」這兩個結論說明,趙紫陽已擺脫共產主義專制觀念而服膺於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主義價值。這是從專制到民主的決定性思想轉變。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趙紫陽在軟禁中對如何在中國實現自由與民主作了大量進一步的思考。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他在與宗鳳鳴的談話中說道:「在一黨制領導下,應開放輿論,開放報禁,實行言論自由,進行公開監督。香港是殖民地統治,政治上是集中的,權力是不能分享的,但人民是自由的,報紙是開放的,可以公開批評任何領導人,也可以遊行示威,對政府及領導人予以制約監督。」

  他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的談話中進一步指出「政治改革,就是要實行民主政治,開放黨禁、報禁,實行言論、結社自由,進行公開監督。」

  趙紫陽十分重視司法改革與司法獨立。他說「世界各國的經驗證明,司法獨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遏制官員腐敗、防止權錢交易的有效辦法。從我們自己幾十年的經驗來看,各級黨委(包括中央)完全沒有必要插手司法工作和司法程式。插手了,只會使黨內有牽連的不法分子有機可乘,對司法案件橫加干擾,造成依法立案與定罪的障礙。」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趙紫陽還主張借鑒美國的聯邦制度,讓各省享有充分的自治。他在談話中說:「最好讓各省自治,就是讓各省根據自己的人力、物力、財力各自去發展,那就會形成窮省有窮辦法,富省有富辦法,各省根據自己的能力條件去發展。 ...... 美國之所以發展得快,也是靠聯邦自治,各聯邦成員都實行自治,根據自己的能力並發揮自己的潛力去發展。就是東方四小龍的興起也如此。如果台灣、香港,在中國大一統的體制管制下,可能也不會騰飛起來。」

  趙紫陽還清醒地指出:「中國的改革,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固然不行;但是若不同文化結合起來也不行,須要有個文化啟蒙運動來清理中國這個基地。本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個啟蒙運動,要解決『國民性』問題,但被民族危機淹沒了。中國這塊基地不清理,正如魯迅所說,無論什麼東西放到這個大染缸裡面,都會變顏色。」這和自由主義學者劉軍寧先生前不久提出的「中國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總之,民主是可欲可求的,但不會自己從天上降下來,而要靠中國公民在實踐中去探索、去追求、去爭取,需要從政治改革、制度創新、思想解放、文化啟蒙、人權擴展、破除言禁與黨禁等方面多管齊下、環環遞進。趙紫陽的政改思想無疑是中國民主化的寶貴資源。

對政治多元化與多黨制的深入思考

  探索中國政治改革無法迴避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一元化還是多元化,一黨制還是多黨制?

  憲政學者蕭公權先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指出:「一個民主國家必須要有健全的,經常存在的反對黨。」「必須發揮在野黨監督功用,方能達到真正憲政的目的。」

  胡適先生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對自由主義的政治涵義做了一個比較完整的 x 述:「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漸進的改革。」

  中國在民國時期實行的是多黨政制,當時有許多政黨活躍在政治舞臺上,代表不同社會集團進行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並且發揮著制衡政治權力的功能。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之後不久,就通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將其他政黨打入冷宮,從而建立起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對國家與社會實行全能主義統治。不要說反對黨,就連反對派、反對意見、反對思想都不容許存在。結果是萬馬齊喑、萬民噤聲,到「文革」登峰造極,社會經濟瀕臨崩潰。

  「文革」後期,人們開始反思,是什麼原因導致當代中國走上歧途、歷經磨難、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終於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求解歷程。有識之士逐步認識到政治一元化和「一黨專政」對於人民的福祉和國家的進步是十分有害的。因為它封鎖了人們追求自由與幸福的意願,扼殺了人們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自主性與創造性,並且使政治權力不受任何制約、遂至泛濫成災、肆意為惡,使公民權利遭受踐踏、喪失殆盡。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共黨內的民主派和民間民主力量才立意要推進政治改革,興利除弊,建立民主、法治與憲政。但是,一黨專政乃是橫亙在政改道路上的最大的絆腳石。趙紫陽從接任總書記、接棒政治改革之始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莫斯科新聞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記述了戈氏一九八九年五月到中國訪問期間與趙紫陽的會談。

  書中寫道,會談中「我們認識到,沒有政治改革不行,應當更廣泛地吸引人民的參與;如果沒有人民的廣泛參與,上層的改革動力就會衰退。我的對談者生動地回應了這一論斷。」

趙紫陽說,他們(按指中國)的經驗也表明了這一點。他認為,避免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進行速度之間的巨大差距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政治改革的方針在一九八七年召開的中共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業已確定。趙總書記強調,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重要的是「黨政分開」。他同時還談到多黨制的問題。

  趙紫陽提問:「一黨制能夠保證民主的發展嗎?在一黨制下,究竟能不能實行對各種消極現象的有效監督,能不能對黨和政府機關存在的貪污受賄現象進行有效的鬥爭?」

從趙的以上表述中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領導層正準備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奮起直追,似乎在一黨制下,人民群眾也能夠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不過,趙紫陽最後又說:假如這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將不可避免地面對「多黨制」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他強調了兩個「必要性」:第一,是確立公民憲法權利的必要性;第二,是確立民主與合法性之間最恰當關係的必要性,即合法性應當以民主為基礎,而民主則應當立足於合法性之上。(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生活與改革》下卷第三十九章第四節)

  在宗鳳鳴記述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中,趙紫陽對此問題顯然已有更為明確的答案。趙紫陽在一九九三年五月六日的談話中說道:共產黨「為了統一意志,必須搞輿論一律,不能允許新聞和言論自由;為了穩定,進行統治,當然不能允許有不同政見者存在,實行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更不能允許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制,這就自然走上了獨裁專政的道路,而且是要使人人變成為『馴服工具』的思想專政道路。」

  二○○四年趙紫陽在與友人談話中明確指出「一黨專政下搞商品經濟,肯定會產生腐敗」,「共產黨控制所有資源的基本事實不變,腐敗就控制不了。」 (王揚生《叩訪富強胡同六號》)

  一黨專政必然是「黨天下」、黨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黨主立憲,黨管幹部,黨管行政,黨管司法,黨管財經,黨管媒體,黨管文藝,黨管圖書出版,黨管互聯網,黨管手機短信,黨享有無限權力,黨無所不能,黨可以為所欲為、生殺予奪,卻不受任何制約,這正是今日中國政治體制諸種弊病的總根源。

  趙紫陽說得好:「所謂政治改革,就是要放棄黨壟斷一切的權力。不削弱不放棄黨的部分權力,社會組織就發展不起來,不能形成力量對政府實行監督。」

  破解一黨專政,實現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乃是政治改革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政治改革最關鍵、最重要、難度最大的內容。因此,趙紫陽的相關思索與見解,對於後繼者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政治改革無禁區,關於政治改革的研討更不是誰能夠獨家壟斷的。宗鳳鳴先生新書的出版,是中國政治思想史與政治改革史上的一件可喜可賀的重大事件。宗鳳鳴先生新書的熱銷,反映出國人對於政治變革的關心與期待。

  「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趙紫陽的政治改革思想是他留給後人的最可珍貴的遺產,因為它能給予我們很多智慧和教益,幫助我們探索中國政治轉型之路,「破解中國政治變革的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