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五十年專題〉
滿清皇室後裔當右派

啟 功

● 北京大書法家、國學大師啟功(一九一二--二○○五),滿清皇室後裔,屬正藍旗。曾任北師大中文系教授、文史研究館館長。此文是他口述當右派的經過。


● 國學大師啟功05年逝世,享年94歲。

一九五七年北師大由陳校長親自主持評議新增教授人選。我在輔仁和師大幹了這麼多年,又是陳校長親自提拔上來的,現在又由陳校長親自主持會議,大家看著陳校長的面子也會投我一票。那天散會後我在路上遇到了音樂系的鋼琴教授老志誠先生,他主動和我打招呼:「祝你,百分之百地通過,贊成你任教授。」我當然很高興,但好景不長,教授的位置還沒坐熱,就趕上反右鬥爭,我被劃為右派,教授也被黜免,落一個降級使用,繼續當我的副教授,工資也降了級。說起我這個右派,還有一些特殊之處。我是一九五八年被補劃為右派的,而且劃定單位也不是我關係所在的北京師范大學,而是中國畫院。而且別的右派大都有「言論」現行,即嚮應黨大鳴大放的號召,給黨提意見,說了些甚麼。我是全沒有。事情的經歷和其中的原委是這樣的:


成為打擊葉公綽的犧牲品
我對繪畫的愛好始終痴心不改,在解放前後,我的繪畫水平達到了有生以來的最高水平,在國畫界已經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在事業比較順利的時候,心情自然愉快,我和當時的許多畫界的朋友關係都很好。


後來繪畫界準備成立全國性的專業組織--中國畫院,要組織這樣一個有權威有影響的組織,必須由一個大家都認可的人物來出面,很多人想到了著名學者,畫書家葉公綽先生。此事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支持。當時葉公綽先生住在香港,周總理親自給他寫信,邀請他回來主持此事。葉先生被周總理的信任所感動,慨然應允。回來後,自然成為畫院院長的最熱門人選。葉先生是陳校長的老朋友,我自然也和他很熟識,而且有些私交。如當我母親去世時,我到南城的一家店去為母親買裝裹(入殮所穿之衣),路過榮寶齋,見到葉先生,他看我很傷心,問我怎麼回事,我和他說起了我的不幸身世以及我們孤兒寡母的艱辛,他安慰我說:「我也是孤兒。」邊說邊流下熱淚,令我至今都很感動。又如他向叩人介紹我時曾誇獎說:「貴胄天湟之後常出一些聰明絕代人才。」


所以承蒙他的信任,有些事就交給我辦,比如到上海去考察上海畫院的有關情況和經驗,以便更好地籌辦中國畫院,為此我真到上海一帶作了詳細的調查研究,取得了很多經驗。這樣,在別人眼裡我自然成了葉先生的紅人。這種情況卻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


當時在美術界還有一位先生,他是黨內的,掌有一定的實權,他當然不希望葉先生回來主持畫院,深知葉先生在美術界享有崇高的聲望,他一回來,大家一定都會站在他那一邊,自己的權勢必然會受到很大的傷害;而要想保位自己的地位,就必須借這場反右運動把葉先生打倒。而在這位先生眼中,我屬於葉先生的死黨,所以要打倒葉先生必須一並打倒我,而通過打倒葉先生周圍的人也才能羅織罪名最終打倒他。於是我成了必然的犧牲品。


又莫名其妙的成為摘帽右派

但把一個人打成右派,總要找點理由和借口,但凡了解一點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會在所謂給黨提意見的會上提甚麼意見的,不用說給黨提意見了,就是給朋友,我也不會提甚麼意見。但怎麼找借口呢?正應了經過千錘百鍊考驗的那條古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經過多方搜集挖掘,終於找到了這樣一條罪狀:我曾稱讚過畫家徐燕蓀的畫有個性風格,並引用了「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的詩句來形容稱讚他代表的這一派畫風在新時代中會有新希望。


於是他們就根據這句話無限上綱,說我不滿當時的大好形勢,意欲脫離黨的領導,大搞個人主義。當時的批判會是在朝陽門內文化部禮堂舉行的,那次會後我被正式打成右派。葉公綽先生,還有我稱讚過的徐燕蓀先生當然也都按既定方針打成右派,可謂一網打盡。至於他們二人打成右派的具體經過和理由我不太清楚,不好妄加說明,但我自己確是那位先生親自過問親自操辦的。當然這場運動勝利之後,他在美術界的地位更炙手可熱,呼風喚雨了。


我也記不清是哪年,大約過了一兩年,我的右派帽子又摘掉了。我之所以記不清,是因為沒有一個很明確鄭重的手續正式宣佈這件事,而且當時是在畫院戴的,在師大摘,師大也說不清是怎麼回事,總之,我稀裡糊塗地被戴上右派帽子,又稀裡糊塗地被摘掉帽子。當時政策規定,對有些摘帽的人不叫現行右派份子了,而叫「摘帽右派」--其實,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右派。我雖然沒有這個正式名稱,但群眾哪分得清誰屬於正式的「摘帽右派」,誰不屬於「摘帽右派」?


當時對「摘帽右派」有這樣一句非常經典的話,叫「帽子拿在群眾手中--不老實隨時可以給你再戴上。」我十分清楚這一點,日久天長就成了口頭語,比如冬天出門找帽子戴,如發現是別人替我拿著,我會馬上脫口而出「帽子拿在群眾手中」,如自己取來帽子,馬上會脫口而出:「帽子拿在自己手中。」不管拿在誰的手中,反正隨時有重新被扣上的危險,能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戰戰兢兢嗎?日久天長,熟悉我的都知道這個典故,冬天出門前,都詢問:「帽子拿在誰的手中?」或者我自己回答:「帽子拿在自己手中呢」。或者別人回答:「帽子拿在群眾手中呢。」


勸慰老伴,不要哭泣,不要傷心

有人常問:你這麼老實,沒有一句言論,沒有一句不滿,竟被打成右派,覺得冤枉不冤枉?說實在的,我雖然深知當右派的滋味,但並沒有特別冤枉的想法。我和有些人不同,他們可能有過一段光榮的革命史,自認為是革命者,完全是本著良好願望,站在革命的或積極要求進步的立場上,響應黨的號召,向黨建言獻策的,很多人都是想「撫順鱗」的,一旦被加上「批逆鱗」的罪名,他們當然想不通。


但我深知我的情況不同於他們。當時我老伴也時常為這件事傷心哭泣,我就這樣勸慰她:「算了,咱們也談不上冤枉。咱們是封建餘孽,你想,資產階級都要革咱們的命,更不用說要革資產階級命的無產階級了,現在革命需要抓一部份右派,不抓咱們抓誰?咱們能成為左派嗎?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嗎?幸好母親她們剛去世,要不然讓他們知道了還不知要為我怎麼操心牽掛,擔驚受怕呢?」


這裡雖然有勸慰的成份,但確是實情,說穿了,就是這麼回事,沒有甚麼可冤枉的,沒有甚麼可奇怪的。我老伴非常通情達理,不但不埋怨我,而且塌下心來和我共渡難關。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撥亂反正,我的右派才算徹底正式平反。我當時住在小乘巷的斗室裡,系總支書記劉模到我家宣讀了正式決定,摘掉右派帽子,取消原來的不實結論。


我當時寫下了幾句話,表達了一下我的感想,其中有「至誠感戴的教育和鼓勵」。在一般人看來,既然徹底平反,正式明確原來的右派是不實之辭,那還有甚麼教育可談?所以他還問我這句是甚麼意思,以為我是在諷刺。其實,我一點諷刺的意思也沒有,這確實是我的心裡話:「從今後我更要處處小心,這不就是對我教育嗎?」,摘帽之後,而令我奇怪的是那位給我戴帽子先生好像沒事人一樣,照樣和我寒暄周旋,真稱得上「翻手為雲覆手雨」,「宰相肚裡能撐船了」。

(摘自《啟功口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