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小右派 
巫一毛

● 編按:巫一毛呱呱墜地時父親已當右派送北大荒勞改,她遭到十分殘酷的迫害。估計在中國這樣天生的小右派至少一百五十萬人,他們何辜?又該向誰討還公道?巫一毛有自傳詳述其痛苦經歷,洛陽紙貴,廣受歡迎。


● 巫一毛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真情感人,已譯成多種文本在全球發行。

今年,是反右運動五十周年。這個月初,我重訪了我出生的北京海淀醫院,在「娘家」過了四十九歲生日 。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以他特有的權術,導演了反右這出悲劇,由此帶來中共執政後的第一次全國性「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

遲到了五十年的吶喊

  文革結束後,中共官方為他們公開承認的五十五萬右派進行了平反。根據丁抒所著《陽謀》(第十七頁),全國實際上有「約一百五十萬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份子。」 由於反右運動前台打手鄧小平是最高決策者,當局仍然堅持反右運動是正確的,錯誤僅僅是擴大化。為此官方還特意保留了五名右派沒有平反。這是多麼荒謬的獨裁邏輯:五十五萬人與五人,居然就能得到既平反又堅持定論的效果!

  最近,一批老右派站出來,發出吶喊要求中共當局公開承認反右運動是完全錯誤的,並對當年的受害者給予道歉與賠償。讓我想起父母親和我自己。一九五七年,雖然還未出生,我仍然成為反右運動的受害者之一。可以說,我是在媽媽肚子媟矰W小右派的。

  我的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詳細講述了我在反右、大躍進、文革、上山下鄉等政治運動中僥倖生存成長的慘痛經歷,余英時教授稱「真實而生動地重現毛時代史無前例的荒誕與殘暴,為中國近代史作出獨特的見證」。這本書的英文、中文、德文版已經出版,法文和丹麥文版即將問世,得到主流媒體多方好評並榮獲加州圖書館協會二○○六年最佳作品獎。

父親巫寧坤報效祖國卻打成右派

  反右運動開始時,父母親正在為中共政權的第一批「將軍大使」開辦培訓班,周恩來親自批准建校的中共中央調查部幹部學校,為培養外交人員的高等學府工作。

  一九五一年,父親巫寧坤放棄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的博士學位,應燕京大學聘請,回國任西語系副教授。當時,爺爺奶奶都過世了,伯父在台灣,姑媽在香港,他在國內並沒有什麼個人牽掛。他回國完全是為了愛國,可是等著他的,是當右派,多年無妄的牢獄之災,監外的無期徒刑,並且始終累及妻兒。

  當年他的同學和朋友李政道勸他不要回國,他不聽,結果一九五七年,父親戴上「極右分子」的帽子,李政道榮獲諾貝爾獎桂冠。

父親的極右言論和定罪依據包括:

  1、肅反運動肆無忌憚的違犯民權,明目張膽的官方私刑。肅反運動無非是壓制思想和言論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黨運動已經被赫魯曉夫揭發譴責了。

  2、防民之口勝於防川,防知識份子之口勝於防洪。在我們幾億人口中,知識份子少得可憐,十分寶貴,應當鼓勵他們作為民族的良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不應當讓他們繼續當封建王朝那種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個人民的政府,一個掌握真理的政黨,給予知識份子言論自由,不會失去任何東西,而從無數開放的頭腦卻可獲得無價的集體智慧的無價之寶。

  3、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政治標準第一,那是由於戰爭年代宣傳工作的需要,現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齊放」的精神加以補充。

  4、羅斯福總統四大自由(注:言論表達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匱乏自由、免受恐懼自由)是全世界的獨立宣言。人不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來有言論自由的。不自由,毋寧死!

  重讀父親被定為極右分子的「反動言論」,作為女兒,仍然為他驕傲自豪。父親對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強調,使他無愧於極少數的先知先覺。

哭著出世時父親已遣送北大荒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號我哭著出世時,父親已經在七個星期前被開除公職,發配北大荒勞改。等在海淀醫院產床邊的,不是父親的雙臂,而是那頂緊箍咒般一生也摘不掉的小右派帽子。母親因為拒絕和父親劃清界限,幾乎失去工作、行乞街頭。幾個月後,母親在漫天大雪中抱著繈褓中的我,牽著三歲的哥哥,踏上長達二十一年流放安徽的坎坷路。

  一百五十萬右派中,除了在校學生,大多數是為人父母的人。這一百五十萬人中,即使按平均每人只有一個孩子計算,全國也有一百五十萬個和我同命運的小右派。

  我們的父母親受迫害,我們跟著倒楣。他們是冤枉的,是專制制度、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替罪羊。但他們或多或少說了點什麼,做了點什麼,可能某些話冒犯了官方定調,也可能是得罪了某位領導同事,甚至僅僅是某個親朋好友鄰居告密揭發,就被定為政治賤民。而我們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麼也沒說、沒做,什麼人也沒得罪,卻受到和他們類似的身體靈迫害,種種凌辱和磨難給我留下終身難愈的創傷。我們在上學、就業、提職、分房、找對象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可思議的歧視,被貶低為社會渣滓。

  孩子的身心是脆弱的,即使在祥和清明的境域也需要倍加關愛呵護。而我們這些小右派,剛剛出生就要承受成人世界的殘忍,遠未成熟就必須面對連大人們都難以承受的血雨腥風。如果說,一個不尊重人權的社會是野蠻的,一個不保護孩子的社會就是加倍地野蠻,那麼,一個非但不保護孩子、反而還迫害孩子的社會,只能用人間地獄來形容。

我和弟弟遭受的非人苦難

  畢竟父親當右派是他選擇愛國的結果。可我對我的小右派身份做了什麼選擇,有什麼選擇呢?沒有!一百五十萬小右派,我們別無選擇地出生,又別無選擇地變成小右派,僅僅因為作出選擇的父母。我們看著父母受難,和他們一起承擔苦難,忍受非人的折磨。我們用清純無暇、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紛亂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會底層含屈忍辱咬牙活著。

  幼稚園阿姨是成年人,她們的職責是照顧好孩子們。文革初期,這些阿姨卻歧視和虐待帶有政治賤民標記的孩子。她們每天把三歲的弟弟往牆角的小馬桶一放了事,不許別的孩子和小右派玩。從此,弟弟變得沉默寡言。

  幾年後,一位經常來家裡做客的醫生問,「巫老師,我問一個問題,希望你不在意。因為我是醫生,或許我能幫上忙。」

  「沒關係,有什麼問題就問。周醫生,怎麼突然這麼客氣?」父親說。

  「我想知道,」周醫生還是吞吞吐吐地問,「你的小兒子,嗯,是先天還是後天的啞巴?先天的很難治,後天的我可能有辦法。」

  在政治歧視的環境下,我們從小就學會了沉默盲從說謊,不再用自己的大腦思考問題,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說真話。因為我們看到,如果不當一個專制政府的馴服工具,如果不「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我們的下場將與我們的父母一樣。反右運動不僅讓一代知識份子成為後天的啞巴,也讓他們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啞巴。

  九歲時,目睹父親在台上掛大牌子挨鬥,我在台下簌簌發抖。一個多年經常來我們家,父母親的同事朋友張定鑫看見了。他拉住我的手,小聲說,「毛毛,這裡不好玩,跟我來。」 他把我帶到他的住處,給我糖吃,跟我玩「爭上游」撲克牌遊戲,然後強姦了我。被強姦的,不僅是我嬌弱的身體,更是我稚嫩的心靈。失去的,不光是我的童貞,更是我的童年。而那一百五十萬小右派,又何嘗不曾被強大的專制制度凌辱。

  在學校裡,我背誦革命詩句,「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吧,給你自由!人的身軀怎能從狗的洞子裡爬出! 」

  每天上學放學,我不能和別的小學同學一樣,從學校大門進出。如果紅小兵發現我,他們輕則辱罵嘲諷吐唾沫,重則拳打腳踢揪頭髮。我只能從學校圍牆上挖一個狗洞進出,還給它取了一個美麗浪漫的名字:月亮門。

  一個小女孩、小右派,做人的尊嚴被剝奪,只剩下做狗的求生本能。與此同時,而父母親都被關進了牛棚,成了比狗還不如的牛鬼蛇神。

  我十歲時,爸爸還關在牛棚,媽媽帶著哥哥弟弟下放到農村。我在百里之外的一個房間裡自己過活。不知道多少天,我躺在草蓆上,高燒昏迷。等到我被偶然發現,已經病危。因為父母不在,別人冒充我的父母才能送進醫院。 醫生說,「沒救,通知家屬辦後事。」

  我獨自面對死亡,平靜安詳地告訴自己,「你要死了,你已經嘗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鹹,沒有什麼可遺憾的,死就死吧。」這種本應是飽經滄桑後才能說出的話,該是出自十歲孩子的口嗎?

甚麼樣的祖國,甚麼樣的社會

  中共維持其獨裁統治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通過獨佔話語權來偽造歷史,通過強制灌輸來製造遺忘,製造為我所用的歷史和民族記憶的空白,使那些死於暴政的生命永遠消失在黑洞中,也使中國人無法積累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歷史原地踏步,惡性循環。再過五十年,別說當年的右派,就是小右派們也都將作古。如果倖存的右派、小右派再不出來為歷史存證,歷史的悲劇就完全可能重演。

  退一萬步說,即使共產黨道歉賠償了,對那些風燭殘年的不足百分之一的倖存者,對那幾十萬、上百萬逝去的冤魂,有什麼意義?對那些失去的歲月、破碎的家庭有何補?

  和其他右派家庭相比,我們家還算幸運的,我和家人都活到了今天,都在享有四大自由的國土上安居樂業。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回顧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就像當初我寫自傳,不是為了要活在過去,而是為了讓那些沒有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人們瞭解真實的歷史,為了汲取教訓、爭取民主自由的未來。

  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都喜歡把祖國比作父親或母親。但甚麼樣的祖國,甚麼樣的社會,甚麼樣的政府,甚麼樣的政黨,能夠允許一百五十萬親生兒女無辜的靈魂長期受難,而且五十年過去了,依然不敢面對歷史,毫無認罪懺悔之意?

  我們這些小右派,向誰去討公道、要賠償?誰來為我們平反,向我們道歉?我們失去的童年、青少年、乃至生命,誰能夠償還,用什麼償還?誰能撫平我們心靈上永遠滴血的創傷?

六月二十二日加州家中(此文為發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