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的夕陽
王友琴

● 編者按:巫寧坤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抱著建設新中國熱忱,自美返國的英美文學教授,但回國後卻遭遇到二十多年的劫難。巫寧坤英文自傳《一滴淚》在美國出版後頗獲佳評。中文版新近由台灣允晨出版社出版,余英時教授作序。


● 巫寧坤夫婦與《上海生與死》作者鄭念(左)近影。

描述悲慘的往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筆下的悲情會帶給寫作者壓抑。描述自己的悲慘往事尤其艱難,因為這幾乎像再次遭遇慘劇,必須憑著堅強的意志、清晰的理性,才能重蹈地獄並用文字搭出一道扶梯攀援向上,也牽引著讀者的心追隨登高。

  以上的議論聽起來十分抽象,可是讀著巫寧坤先生的這本書,我確實這樣感覺。從十多年前我讀剛出的英文版到現在讀增訂過的中文新版,這種感覺更加深厚。中文新版是一部四百頁的厚書。故事從一九五一年夏天作者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接受燕京大學聘請回國任教開始。他到北京六個星期後,開始了「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人人檢討過關,積極分子揭發批判老師同事以至父親。然後開始「忠誠老實運動」,人人必須「交代」從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經歷,交代期間遭到呵斥甚至威脅。隨後是「院系調整」,他被沒有選擇地分配到了另一所大學。未久「肅清反革命運動」開始,他被作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抓出來,遭到抄家和會上圍攻,他的同事自殺。然後是反右,他被動員「提意見」,結果被劃為「極右分子」捉去勞動教養。先到北大荒後到北京附近的清河勞改農場,苦役加饑餓,他眼看著同屋們一個個死去,自己也餓得失去人形,三年多後才被放出來到安徽當了教英文的「臨時工」。然後文革開始,他被關「牛棚」,挨「鬥爭」,飽受侮辱,眼看校中同事被害死。最後被趕出學校,和全家一起「下放」到農村「安家落戶」。毛澤東死後,還有一步一步艱難而緩慢的「平反」過程。

超越許多文革回憶之處

  這是一個人的遭遇,可是也是一部中國當代史。因為他所遭遇的種種迫害,是最高權力當局指揮在全國範圍內到處發生的。尤其是一九五○年末一九六○代初的大饑餓,那更是除了極少數人外所有中國人包括兒童個個都曾遭受過的。 然而,關於這些悲慘的往事,由於當局一再下令禁止出版文字的回憶和記載,也由於中國文人努力不夠,所以歷史雖然發生而且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但是在文字世界中卻至今未能建構起來。經歷者不能記錄和解釋所經歷的,而對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幾乎一無所知,甚至不敢相信。在這樣的背景下,巫寧坤先生的這本書尤其重要。

  在文革後的三十年中,出版了一些經歷者的回憶錄,猶如石板縫裡長出的青草。作者和巫寧坤先生身份類似而作品影響大的是出版於八十年代的《幹校六記》(作者楊絳)。但是楊書篇幅很短。不是說厚書就一定內容豐富,但是一本薄書確實無法裝載巨大的歷史慘劇。我教美國學生讀過《幹校六記》中的一記。他們當然對中國瞭解不多,不過有時候也因為距離遠會看得到中國人自己看不到的東西。記得有個學生提問,大意是,中國文學中幽默用得不多,可是寫到文革的時候,往往很是幽默。

  他的這個提問讓我思索良久。事情也許很清楚,文革是太痛苦太恥辱了,於是在文革後的描寫中也只有以幽默來對付。楊絳先生的幽默感也確實相當聰明透徹。同時,為了取得出版准許,不能正面描寫和分析文革,幽默就成為既定程度上做了批評又因含糊其詞而令檢察官難以抓到把柄的方法。在《幹校六記》這部相對真實的作品中,確實缺少歷史的質感與實錄。當時有人稱讚這部作品「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我想這是錯用了孔子讚揚詩經的話,把禁令下產生的作者的自我束縛和縮減當成了自覺追求的美學風格來讚賞。此書出版十多年後,看到報紙報導楊絳先生為錢鍾書先生批評馮友蘭教授文革中表現之事辯解,看到加入議論的年輕人對歷史缺乏瞭解,也想到老一代對未能說明歷史事實有責任。

  巫寧坤先生對往事採取正視的角度。四百頁厚的《一滴淚》中,用了工筆而不是大寫意,描述文革和文革前的一場場迫害。「運動」的領導幹部是怎麼說話的,「批鬥會」是怎麼組織的,同事們是怎麼動員起來圍攻鬥爭對象的,「鬥爭」對象內心的膽怯和畏縮,在瀕臨餓死的時候的人際關係,在被動和絕望中的決絕而又極有限的抗爭││仔細逼真地展現出來,有如攝影鏡頭,讓讀者瞭解到發生了甚麼,也瞭解到種種惡行是怎麼發生的。這種直視下的現實描寫自有一種美學力量,而且也讓我想到,對過去不久的歷史,幽默和俏皮話以及影射,雖然巧妙,也許可以在嚴格的出版審查下得到出版機會,但是對於建構歷史來說遠遠不夠,就像打乒乓球不能把希望寄託在靠擦邊球來贏比賽。

安徽大學俄語教師江楠之死

  除了自己的經歷,巫寧坤先生也寫下了他知道的被迫害死的人們。他的同情和博愛讓讀者馬上感到這不是一本只為個人訴苦(並無不對)的書。這些不出名的同輩受難者在他的筆下得到了紀念和哀悼。我在《文革受難者》書中寫的六百五十九名受難者中,江楠的名字是我在《一滴淚》的英文本中第一次看到的。她是安徽大學的俄語教師,丈夫監禁在「牛棚」中,她遭到權勢者強暴懷孕,上吊自殺,屍體草草埋葬後兩次被扒出來,一次是有人偷走她身上的毛衣,一次是野狗吃她的屍體。書出版後,一天我給一位作家打電話問事,他問起我怎麼知道江楠,說她是他的親戚,還說起她的女兒。我馬上請求他們寫出江楠的詳細故事,我以為意義不會低於這位作家剛剛出版的一本書,或者,讓我採訪他們以瞭解更多的詳情。可是我被拒絕。我理解這種反應,卻很難接受這種決定,雖然不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現在我閱讀《一滴淚》中文新版,再次讀到江楠的不幸故事。我心裡還在暗暗希望,她的親屬會去買一本書,讀後給巫寧坤先生寫一封信,用這個非常簡易的方式,紀念三十九年前被害死的江楠,並且向年近九十的巫寧坤老人表示感謝和敬意。年齡已經讓巫先生遠離世俗的名利,記錄死者以警示世人,在他那裡純然出自崇高的情懷。

  這本書給人深刻印象的,還有作者對他內心世界的描述,尤其是在大難當頭的時候,他的迷失絕望以及怎麼尋找內心的力量以保持自尊和自我。他被捉去「勞動改造」時,帶了一本英文的《哈姆雷特》和一本杜甫的詩。在後來的漫長的磨難中,他從杜甫和莎士比亞以及他能記誦的文學作品那裡找到支持。我從來沒有看到經典文學名著這樣生動地和個人的命運結合起來,並發揮影響。這些描述是一種特別有意思的文學詮釋。巫先生一直當教師,雖然由於長期迫害並沒有在課堂上教過多久,現在他在書裡教給我們他對文學的理解,好像建起了一個無牆的教室。

  他還有一個精神力量來源是他的親屬身上體現的愛和仁慈。他的書獻給他的岳母,一個平凡而偉大的母親,教給了他懂得愛和受難的意義。他沒有要把他自己英雄化。他寫的是他的受難。但是在這種對受難的頑強的記x中,在對是非與善惡的認真辨析中,讀者感受到了他多次提到的文學人物的「崇高精神」。就這樣,一個受難的作者在讀者心中漸漸生出英雄的光彩。

記錄歷史真實的詩家實在太少了

  在非革命的年代,現在的年輕人也許很難想像巫先生一代遭受的苦難。一九五二年,連他在內燕京大學有五名英文教授。反右中,他們中的三名男教授和兩名女教授的丈夫都被劃為「右派分子」。文革開始,他們中的兩名男教授、一名女教授以及兩名女教授的丈夫都被迫害致死,另一位女教授精神失常。這樣高密度的受迫害死亡,卻鮮有人知,雖然他們都是有相當名望的教授。我不是說教授之死比工友之死更重要,而是說當教授之死都被湮沒的時候,其他人更是不可能被知曉。為寫《六十三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我需要瞭解五教授中的胡稼胎先生何時去世。問了多位北大老師(燕京大學取消後他在北大教書),連他在反右後去了哪裡都無人知道。我只好向巫老先生求助。他給了我可能知道的人的電話號,可是問過以後仍無結果。我覺得又落入了一種荒誕情境之中,因為我手裡有鉛印的「供批判」的胡稼胎先生的「右派言論」,但是卻無法知道他在哪裡。巫先生許諾說他再幫我找。兩天以後,他來電話,說他已經找到了知道胡稼胎先生一九五七年後情況的人。我深受感動,為他幫助晚輩的仁慈和辛勞。

  余英時先生用清代詩人、史學家趙翼的詩「國家不幸詩家幸」作為書序的標題,對這本書來說恰如其分。國家之不幸已經成為事實,詩家之幸的出現卻並非易事。如果沒有這樣明辨歷史善惡的詩家,那剩下的只有雙重的不幸和更長久的黑暗。因此,要感謝和支持寫出了「不幸」的詩家。相對於如此巨大的不幸,這樣的詩家實在是太少了。

  巫先生的女兒巫一毛的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出版(先出英文後出中文版)時,一毛在電話上告訴我,她給父母和鄭念先生三位老人照了一張照片,照片上一個九十多歲,一個八十多歲,一個七十多歲,三個老人,都笑得那麼好。她說她給照片起了個題目「燦爛的笑容」,又覺得不夠好。我不知道怎麼竟然就冒昧提議,叫「燦爛的夕陽」是不是更好些?我沒有看到照片,但是看過他們寫的書。在書中可以看到他們的心靈和工作,也許比照片更能體現他們是什麼人。讓七十多、八十多、九十多的老人來承擔書寫歷史的重任實在讓人慚愧,但是至少我們應該睜開眼睛,讚賞夕陽的燦爛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