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道牢騷言 誰解其中意
陳翰聖

● 理解《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應以趙談他與鄧小平、胡耀邦三人恩怨的那段話為總綱。他說鄧與胡分手有一個過程,和我分手只是六四一件事。宗鳳鳴的書可以讀出許多東西。


● 趙紫陽(1919-2005)。

讀讀書能讀出不同的東西。一部《紅樓夢》,有人讀出兒女情長,有人讀出宮廷權術,有人讀出看破紅塵,有人讀出階級鬥爭。同樣,最近香港出版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也能讀出不同東西。海內外不少人,從書中讀到了趙紫陽的「民主信念」。例如作者宗鳳鳴先生在該書扉頁上的題詞便是:「獻給為堅持正義為中國轉向民主政治獻身的趙紫陽」。有位朋友來信,說讀出了趙紫陽和鄧小平的不同。我卻兩者都沒讀出,非但沒有讀出趙紫陽的「民主信念」,還偏偏讀到了趙紫陽和鄧小平的相似。

追縱下台後趙思想軌跡的好書

  趙紫陽並不「民主」的信念,書中俯拾即是,不一而足。例如,下台前,趙紫陽提倡的政治改革是:第一,共產黨執政地位不變,但黨要改變領導方式。第二,中國要實行法治(宗鳳鳴, 146 頁)。這兩條都與民主無關,倒與鄧小平思想頗為近似。下台後,趙紫陽說自己對政治改革的想法有所改變,但仍堅持中國不能搞多黨制。在長達十六年的軟禁生涯中,趙紫陽在政治改革上 走得最遠的言論,是說要像香港那樣,給人民以言論自由,輿論監督(宗鳳鳴, 84 頁, 344 頁)。趙紫陽為甚麼說要像「香港」,而非「台灣」或「南韓」?趙紫陽主政時流行的「新權威主義」要仿效的榜樣之一,歷來是作為整體的「亞洲四小龍」。如今台灣、南韓為何排除在外?因為台灣、南韓在九十年代實行了多黨制。但是,在西方學者開列的民主「第三次浪潮」排行榜上,台灣和南韓恰恰是亞洲的佼佼者,而香港卻名落孫山,榜上無名。在趙紫陽書中讀出或希望讀出「民主」的人,對此大概頗感尷尬。而我卻從中讀到了趙紫陽思考問題的嚴肅、理性和誠實。趙紫陽沒有因為不再是國家領導人,沒有因為個人遭遇而隨波逐流,迎合世俗。他不像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自封「民主領袖」,信口開河,不計後果。同時,宗鳳鳴先生也忠實地記錄了趙紫陽的思考,不管這些思考是否符合宗先生本人的想法。正因為這樣,《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才不失為一本追蹤下台後趙紫陽思想軌跡的好書。

  在《紅樓夢》中讀出階級鬥爭的毛澤東說:《紅樓夢》第四回是理解全書的總綱。以此類推,理解《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並由此推廣至理解以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人恩怨為中心的那段中國政治歷史的總綱,可能是趙紫陽大意如下的一段話:鄧小平和胡耀邦分手與和趙紫陽分手不一樣。鄧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和趙紫陽分手卻只有「六四」一件事。鄧小平和胡耀邦關係很深,鄧小平和胡耀邦分手的根本原因不是八六年學潮,而是政見不合,主要表現在「反自由化」上。鄧小平說過,「反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作為總書記的根本弱點。在長達幾年的時間裡,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對胡耀邦越來越失望,說自己「看錯了人」。即使沒有八六年學潮,鄧小平也要讓胡耀邦體面地下台。鄧小平和趙紫陽的關係不同,他們間沒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但是,鄧小平對趙紫陽的工作卻大力支持,尤其在經濟改革上,鄧小平寧可壓胡耀邦而挺趙紫陽。「六四」前不久,鄧小平甚至要趙紫陽接掌軍委主席一職。鄧小平要趙紫陽下台沒有經過長久醞釀,根本原因就是八九年學潮一件事,這與鄧小平要胡耀邦下台完全不同。「六四」後,鄧小平從來沒說對趙紫陽是「看錯了人」。相反,在「南巡」這個有生之年最後一次的重要亮相中,還公開誇獎趙紫陽,可見鄧小平對趙紫陽由衷賞識(宗鳳鳴, 61 頁, 83-84 頁, 125 頁, 143-4 頁, 177 頁, 207-8 頁, 238 頁)。

鄧力群意識到趙比胡更危險

  為甚麼鄧小平說起用胡耀邦是「看錯了人」,而不說起用趙紫陽是看錯了人?因為起用趙紫陽,鄧小平確實沒有看錯人。無論講理想抱負、治國方略,還是論聰明才幹、人情練達,鄧小平在整個中共高層難找第二個人,能像趙紫陽那樣合適來貫徹落實自己的政治主張。趙紫陽不像胡耀邦,他不熱衷於「理論務虛」、「真理標準」。他不會關心「作協四大」的選舉自由,不會為想像中「藝術的春天」心潮澎湃。但是,憑趙紫陽的才情、敏銳、眼界、甚至天性,他又遠比胡耀邦更能從根本上改變當年那個銅牆鐵壁、令人生畏的社會主義。趙紫陽的這種能量,從胡耀邦和趙紫陽當年共同的政敵鄧力群的態度中可以得到證明:對鄧力群來說,胡耀邦是人民內部矛盾,而趙紫陽是敵我矛盾。鄧力群不愧是一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他清楚地意識到危險來自何方。

  然而,趙紫陽卻獲得鄧小平的賞識:一種男人對男人的賞識,政治家對政治家的賞識。這種賞識,用「高山流水」、「空谷足音」形容不算為過。趙紫陽和鄧小平十分相似:他們都追求民富國強,都對意識形態不感興趣,不管這個「主義」,那個「主義」,解決問題就是好「主義」(宗鳳鳴, 324 頁, 327 頁)。他們都相信經驗,尊重實踐,在改革中不問「姓社姓資」,他們都「摸著石頭過河」,最終「摸」到的都是同一塊「石頭」,通向的都是同一個市場經濟。他們的改革時間表有同樣的輕重緩急,都主張先經濟,後政治。他們都認為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在快速變革的年代,需要權威政治保持社會穩定(宗鳳鳴, 83 頁)。如果說,鄧小平和胡耀邦的關係是「私交」的話,那麼,鄧小平和趙紫陽的關係則是「公誼」。當然,「公誼」未必勝於「私交」。因為對政治家來說,政治聯盟一旦破裂,私交尚能藕斷絲連,公誼卻註定蕩然無存。所以,胡耀邦下台後還應邀赴「鄧府」切磋牌藝。而趙紫陽與鄧小平「八九」一別,從此無緣再睹天顏。整整十六年,漫漫長夜,寂寂永晝,「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趙紫陽和鄧小平的相似之處

  中共黨內有人這樣概括鄧、胡、趙的特點:「胡耀邦的良心,趙紫陽的頭腦,鄧小平的手段」。這個概括原本不錯,如果它不排除「鄧小平也有頭腦,趙紫陽也有手段」。趙紫陽不僅有手段,而且手段也和鄧小平相像。這種相像,雖不一定「神似」,卻至少「貌合」。例如,一九七六年鄧小平曾以一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公開道破了自己和毛澤東分道揚鑣的決心。同樣,一九八九年趙紫陽也曾淚灑廣場,以一句「老了,無所謂了」公開宣示了自己和鄧小平分道揚鑣的決心。所不同的是,一九七六年的鄧小平比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佔盡「天時人和」。所謂天時,是指天從人(鄧)願,毛澤東一九七六年按時一命歸西。所謂人和,是指中共高層人心,一九七六年確實在鄧小平一邊,而一九八九年未見得在趙紫陽一邊。

  不僅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和一九七六年的鄧小平相似,如果將兩段歷史,各自推前兩年,就會令人驚訝地發現,一九八七年的趙紫陽和一九七四年的鄧小平同樣相似。一九七四年,剛從江西返京的鄧小平參加了中央批評周恩來的會議,這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重大考驗。在會上,鄧小平不負毛澤東厚望,對周恩來講了那段日後註定永載史冊的名言:「你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我們是可望而不可即,你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警惕。」(高文謙, 472 頁)鄧小平對周恩來的批評與「四人幫」不同,沒有意識形態,沒有「右傾投降」、「評法批儒」等廢話 。但是鄧小平的批評遠比「四人幫」厲害,短短三十一個字,字字千鈞。同樣,在一九八七年導致胡耀邦下台的「生活會」上,趙紫陽也身手不凡。趙紫陽問胡耀邦:「現在老人還在,你尚且如此。一旦格局有變,你我如何共事?」(宗鳳鳴, 203 頁。鄧力群, 444-445 頁)。「生活會」前夜,即將扶正代總書記的趙紫陽造訪胡耀邦,談話中趙問胡:「小平多次招呼,為何不聽?究竟有什麼考慮?」據趙紫陽說,胡耀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宗鳳鳴, 216 頁)。面對這樣的問題,真不知胡耀邦該如何回答?與趙紫陽不同,鄧力群在胡耀邦「生活會」上,作了三個半小時的長篇發言(鄧力群, 417-443 頁)。通觀全篇,鄧力群雖然洋洋萬言,對胡耀邦主政時歷次意識形態鬥爭,不厭其詳,如數家珍,卻遠不及趙紫陽寥寥數語的份量。與一九七四年鄧小平講話相比,趙紫陽講話在文采、意境和深度上都略遜一籌,但兩者同屬「誅心之論」,同樣直刺命穴,一劍封喉。

趙紫陽對胡耀邦下台歷史耿耿於懷

  正因為如此,下台後的趙紫陽對那段歷史耿耿於懷,在書中不惜用大量篇幅進行表白。對那封引起誤解、自己在「生活會」上提起過的致鄧小平的信,更是全文發表,立此存照。大有拳拳此心,天日可表之概。其實,趙紫陽大可不必如此。明眼人都會同意,在胡耀邦下台的問題上,正如趙紫陽所說,「自己既沒有落井下石,也沒有幫忙,幫也沒用。」(宗鳳鳴, 209 頁, 238 頁)至少從實際效果講,趙紫陽講的是真話。趙紫陽所作所為,和當年「批周」時鄧小平所作所為一樣,都不會影響被批判者的命運。但是,他們的講話卻能影響自己的前程。特別有趣的是,下台後的趙紫陽還將上述信件,抄送胡耀邦夫人李昭一份,意在取得這位未亡人的諒解。據說,那位當年為「自由鳴炮」,如今向「第一桶金」敬禮的胡家長公子胡德平,深明黨國大義,慷慨表示:他們這代人不會計較此事,只是他母親難以釋懷(宗鳳鳴, 217 頁)。不經意間的一句話,刻劃出的其實不是代溝,而是政治,更是人性。胡德平如此大度,因為他正春風得意,前程似錦;他如此豁達,因為他不僅是兒子,更是廁身廟堂的男人。李昭做不到這點,因為她已垂暮之年,物是人非,往事哪堪回首;她難以釋懷,因為她不僅是妻子,更是以家為中心的女人!

  既然趙紫陽和鄧小平如此相似,為何最終難逃被廢的命運?其實趙紫陽的被廢,恰恰是因為他和鄧小平相似。《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中最關鍵的一句話是:「鄧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個過程,和我卻只有六四一件事」。試想,如果政見不同,分手就必定有一個矛盾逐漸暴露的過程。如果沒有這個過程,政治決裂就必定起於風雲突變,利益對峙。一九八九年中國的政治形勢表面上和一九七六年何其相似?廣場上同樣群情沸騰,北京城中同樣人心所向,導火線同樣是一位政治領袖去世,中南海最高統治者同樣風燭殘年。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一定想到了一九七六年。而且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還知道,「鄧小平身體非常不好」(宗鳳鳴, 361 頁)。

  可惜,這種表面的相似掩蓋了更深刻的差別:鄧小平不是毛澤東,「改革開放」不是「文化革命」。下台後兩年,趙紫陽第一次會見宗鳳鳴時,還頗具自信。他不無調侃地說:「我什麼都不願幹了,總理也當了,總書記也當了,還想做什麼呢?」是啊,他還想做什麼呢?其實,他想的就是不當那個有名無實的總書記,他要的就是不再做「兒皇帝」!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和一九七六年的鄧小平多麼相似,他們都要在上一代強人離世後,開創一個屬於自己的時代。同樣的感受,給了我們同樣的渴望;同樣的歡樂,給了我們同一首歌。一個血性男兒,一個有理想的政治家,一個和鄧小平有著類似聰明才幹和雄心壯志的革命者,萌生了和鄧小平同樣的渴望和抱負,這能怪趙紫陽嗎?

趙紫陽斷然否認被再起用可能性

  再後來,鄧小平「南巡」,講了句「誰不改革誰下台」。趙紫陽的朋友們聞風而動,紛紛議論鄧小平是否會像當年毛澤東再度起用自己那樣,起用趙紫陽。而此時的趙紫陽,獨具慧眼 ,知道大勢已去,斷然否定了這種可能。趙紫陽說,當年毛澤東和鄧小平沒有「恩怨」的問題,而自己在六四問題上和鄧小平結下了恩怨,形成了對立。要鄧小平再起用自己是不可能的(宗鳳鳴, 42-43 頁)。在書中,趙紫陽多次斷然否定了外界有關六四前鄧小平曾想要趙紫陽下台的猜測(宗鳳鳴, 61 頁, 240 頁, 358 頁, 362 頁)。同樣,在書中趙紫陽也多次斷然否定了六四後鄧小平再度起用自己的可能。這一前一後兩個斷然否定,概括起來就是一個結論:鄧小平和趙紫陽分手就為六四一件事。在為什麼分手的問題上,趙紫陽和鄧小平兩人都表現得比他們的追隨者高明,他們兩人對分手的原因心知肚明,所以事後很少批評對方。六四後,在處理趙紫陽問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李先念作了長篇發言,陳雲講了兩句話,鄧小平則一言不發(鄧力群, 499 頁)。在其他場合,鄧小平除了誇獎趙紫陽外,要批評也就一句話:「趙紫陽是自我暴露」,言簡意賅,回味無窮。同樣,趙紫陽在書中也很少批評鄧小平,想起往日恩怨,最多也就一句「君歡勝於民心」(宗鳳鳴, 118 頁),七分感慨,三分解嘲。

  雖然鄧小平對和趙紫陽分手一事沉默寡言,但這並不說明鄧小平對此掉以輕心。恰恰相反,對和趙紫陽分手一事,鄧小平一定思前想後,痛定思痛。和胡耀邦分手,畢竟是自己看錯了人。胡耀邦雖然和自己私交甚篤,雖然對改革開放熱情奔放,但畢竟童心未泯,和自己在政治風格上相去甚遠,所以私交不足為憑。但萬萬沒料到,找了個趙紫陽,和自己如此相似,從治國理念到政治手腕,可謂一拍即合。卻又恰恰因為太相似,最終還是分手,可見公誼也不可靠。大概正是從這一刻起,鄧小平下決心要找一個和自己既無私交,又無公誼的人來接班。他終於明白了,最可靠的接班人,其實就是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人。因為,如果和鄧小平有私交,在中共高層必定盤根錯節,且政見未必相合;如果和鄧小平有公誼,則必定是有理想有抱負的政治家,煮酒論英雄,你可以有「鄧小平時代」,我為什麼不能有「趙紫陽時代」?六四後,鄧小平再三說要「冷靜地思考過去,冷靜地思考未來」,他一定將這層也「思考」了進去。正是從這層思考出發,鄧小平產生了選擇江澤民的思想基礎。當然,真要講清鄧小平選擇江澤民的詳情細節,必須另成一文,且待下回分解。

英雄末路 壯志未酬 萬般無奈

  下台後的趙紫陽,英雄末路,壯志未酬。身陷富強胡同四合院內的狹窄天地,耳聞時代變遷歷史前進的隆隆腳步,「把吳え搕F,欄杆拍遍」。縱有千種不甘寂寞,更是萬般無可奈何。所以,趙紫陽多次提到,自己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將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進行到底。雖然自己有抱負,有使命感,但終究未能如願以償,實在抱憾終生(宗鳳鳴, 1 頁, 286 頁)。畢竟,和鄧小平一起進行改革開放,是趙紫陽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下台後,雖然曾經宦海沉浮,驚濤駭浪;雖然閱遍世事變遷,榮辱毀譽早已淡忘,趙紫陽內心深處卻難免波瀾起伏。這種波瀾,有時會突如其來,如驚鴻一瞥,衝口而出。一次,趙紫陽指著秋風落葉的庭院,對宗鳳鳴的孩子說:「我就這麼大的活動空間啊」!(宗鳳鳴, 286 頁)一時間,落難政治家心有不甘卻又壯志難酬的內心世界,溢於言表,躍然紙上。昔日的黨國元首,當初的改革功臣,如今悲從中來的肺腑之言,卻只能託付於一位後生晚輩。「都道牢騷言,誰解其中意」?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令人倍覺淒涼。趙紫陽主政時,多少人謬托知己,左一個「趙紫陽智囊」,右一個「趙紫陽幕僚」。結果,「智囊」成事不足,「幕僚」敗事有餘。待到大廈既傾,萬念俱灰,終有故知舊友,經年累月,記下一言一行,遂使《談話》一書流傳於世。孰料紫陽雖已永生,世人「為了打鬼,借助鍾馗」。讀罷全書,有感於此,不禁掩卷唏噓:軟禁中的英雄雖已「永遠自由」,相伴的竟是同樣的寂寞與孤獨。

(作者原世界經濟導報世界經濟部主任、美國斯坦佛大學奈特研究員、亞利桑那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在是洛杉磯教育局的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