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你,這樣的流亡
楊寬興

● 編者按:本刊去年十一月號發表王艾女士回大陸探親感觀後,本文表達一種深沉的共鳴:一個獨立思考者,在自己的國土上流亡,拒絕誘惑,保持心靈的高傲,等待黎明。

●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改變了無數青年學子的命運。

讀著王艾的文章《謝謝你,流亡》,心頭怦然一動,想起一九九四年的一幕。

  那時,文學評論家蕭夏林尚未成名,和我一樣窮困潦倒地混跡北京。為維持生計,經朋友介紹,終於找到一份臨時性工作,幫二管道出版商編輯書稿,正值詩人顧城殺妻自戕的消息傳回國內,便東湊西湊,出了本暢銷書││《顧城棄城》,那天到我黑咕隆咚的小房子閒聊時,順便帶了本樣書過來。我說:「作家,簽個名吧。」蕭夏林的書法比文字耐看,但少有給人簽名的機會,禁不住我馬屁一拍,立時龍飛鳳舞寫下八個大字「流亡北京,何日歸家?」

  「流亡嗎?」我和他都是山東人,都因為六四的緣故,無法正常就業,只得四處流浪。

流亡在自己國家的反叛者

  「沒錯,是流亡。」他很肯定。於是我便懂了,沒錯,是一種流亡,而且是流亡在六四屠殺的發生地北京。那時候,加在我們身上的政治迫害已經緩解,只要買得起車票,我們可以去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但隨著一九八九年五月的遠去,卻長期落入家園淪喪的絕望,即使回到不遠處的天安門廣場,也再找不到曾經有過的歸屬感,只要想起在紀念碑南側席地而臥的日子,失家的悲切總是如此強烈。自那個黑色六月起,面對官方媒體「穩定壓倒一切」的聒噪和人們對自由追求的冷漠,我們被拋向一個陌生的世界,精神上,我們與整個國家是如此疏離。

  從那時起,我清楚地意識到了自己的身份:一個流亡在自己國土上的反叛者。

  幾年後的另外一幕,也是在北京:身為農民的父親第一次來北京看我,我帶他去市中心遊覽。故宮的門票太貴,沒捨得進去,從太廟(勞動人民文化宮)出來便是天安門廣場,當然不免要轉悠一番。在那裡,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幾個舉著小國旗叫賣的商販,父親剛停下腳步,我便催促說:「走吧。」他抬頭看著我:「就兩塊錢。買一個吧,回家去 ...... 」我知道,作為一個山區農民,父親來趟北京不容易,回到家中大可以對人炫耀一番,尤其是從天安門廣場買到的一面小紅旗,可以作為他北京之遊的證物。可我還是不近人情地說;「走吧,不買。」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我本能地無法接受這面紅旗和它上面的五角星。

  我知道,對父親來說,這可能是不公平的,但誰讓他的兒子是這樣一個流亡者呢!他不明白的是:六四之後,我再也不可能有對國家政權的忠誠,所有這個政權的圖騰象徵物,在我的眼中,都不再有神聖可言,相反,還帶有一種血腥的味道。這樣的本能反感是如此強烈,十八年中,流亡便是徹底的流亡,從未有過回歸。

  沒有人願意以受迫害者的身份面對專制政權。六四的槍聲響過之後,明白了接下來將有甚麼發生,自然要逃。可那時太年輕,沒錢,也沒有資訊管道,逃不出這個恐怖的國家。十八年後,聽楊建利講他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離開北京的情形,差點把腸子都悔青了:當時北京機場一片罵聲,離去的人在罵,留下的人也在罵,「這個國家完了,大家都走吧。」海關和安檢的人這樣說。於是,不需要護照,不需要簽證、甚至不需要機票,自由的大門對每一個想逃的人敞開著 ...... 可恨的楊建利,為甚麼不在十八年前告訴我這些?

  既然逃不掉,便只能老老實實地忍受:忍受丁關根先生、忍受邢質斌老太太(編按:邢質斌為中央電視台新聞主播)、忍受大學的政工幹部、忍受每一個員警和工商稅務的小科長。學籍被開除,重新做了農民,總要耐心想辦法活下來,為了謀生,陸續遊歷了中國的多數省份,十多年間,廣闊的土地是對我敞開的,卻始終與這片土地上的主流聲音格格不入。

  於是便成了「憤青」,連妻子都開始反感了,「為甚麼總是這麼極端?」極端嗎?我已盡量克制。球場的觀眾席上,當國歌響起的時候,無法想像自己會向緩緩升起的五星紅旗行注目禮,但我不能在別人肅立時獨坐,於是,裝作起身去上廁所;極端嗎?我已開始對人隱瞞政治觀點,並學會對市場管理員點頭哈腰,我只是在妻子欣賞國產電視劇的時候忍不住說:「全都是垃圾。」

聊為憤青,蔑視整個體制

  回想起來,或許是極端的,由於對政權的蔑視,一開始我曾蔑視整個體制,蔑視所有的法律條文,以至於連交通法規都不肯遵守,因為那也是「共產黨制定的」。想當然地認為,一個屠殺人民的政權不會長久,於是便等著布殊大總統或方勵之殺過來救民於水火,而既然方勵之快要回來了,還管那麼多做什麼?有點錢全換成美元,並對妻子說:「中國即將崩潰。」左等右等,不見一點崩潰的跡象,社會卻愈發穩定起來,這時候年齡就大了,沒有戶口,沒有學歷,沒有社會資源,在妻子那裡又失去了威信,政治監控老不見減弱,便再次萌生逃走的念頭。可是,辦不下護照;折騰幾年終於把護照辦下來了,才發現找不到去美帝國主義國家的路徑。

  好吧,接受這一切,也接受離婚。但有一個條件:對孩子的教育,我要有最終裁決權。好在她承認我比她善於教導孩子,不加反對,於是達成了君子協定。這在我而言,其實只有一個目的:絕不讓孩子在學校裡接受「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之類的教育,如果一定要學這些亂七八糟的玩意,那麼,大不了退學由我來開「私塾」。

  生活無疑是失敗的,作為一個小商人,我但求自保。對一個能夠抗拒整個現實世界的人來說,拒絕商業陷阱和發財誘惑當然都不成問題。就這樣竟然也活了下來。可是,權力之手無法逃避,而我也無法苟同這個世界的規則,於是便不時挑戰一番,終於連最後的商店也被取締了。

  人窮,便不願融入花花世界。有權公款吃喝的同學帶去夜總會瀟灑,出門便破口大罵:「老楊,我要再帶你來這裡,我是孫子,白花我冤枉錢。」我回敬道;「你動作太粗俗。小姐也是人,應該尊重她們的人權。」「哈哈,我靠,人權 ...... 」另一哥們在旁邊笑破了肚皮,請客者則是一副吃驚狀,啞口無言,事過之後再打電話給我時,換了說法:「走,請你去人權一下。」

  我知道,這時候,人權是古板和迂腐的同義詞,但這又有什麼好笑,我本來就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流亡者,不願接受統治現實的那些規則,所以人權在我的詞典堿O最正常不過的,同樣正常的,還有「尊嚴」:我可以衝前來收稅的小幹部點頭哈腰,卻無法接受政治員警的條件,對一個窮困者來說,那是很具誘惑力的:「讀書、出國、做生意,你自己選擇,這可是個機會。」我承認,我動心了,只要頭腦靈活一點,整個命運就會發生改變,多年的顛沛流離就可以從此結束,而且,開導的話已說到這個份上:「就是個形式,傷害不了什麼人,隨便搞點,實在為難,假的也行。」坦白地說,員警哥哥真是太好了,再不投靠實在都沒有理由。確實,不會傷害誰的,或許,甚至可以借機保護誰呢。可是,這會傷害我的自尊,傷害我長期精神流亡所形成的孤傲,而這才是我看得最重的東西。況且,總會想起朋友多年前的一句玩笑話:「都四九年了,還加入國民黨,腦子有毛病嗎?」沒毛病,沒毛病。問題是,偉大的四九年甚麼時候到來?明天,還是一百年之後?不管它,反正四九年會來的,而我還年輕。所以,員警兄弟,實在對不住了。

決心長期流亡,坦然面對一切

  三十歲過後,開始羡慕有權有錢者的生活,但不得不承認已經晚了,作為一個流亡者,我早已過了回歸的年齡。和現實中上了黑名單的人一樣,一旦流亡出來,「國」同樣是回不去的。自由的魂靈就像一個惡魔,一旦把人纏上,就別想擺脫。儘管表面上越來越努力裝出與年齡相稱的謙和,但我知道自己與現實決裂的程度究竟有多深。心裡也明白,這樣的流亡近乎自殺,於是做好了一切準備:貧困、監禁、孤獨、冷眼 ...... 沒關係,我會堅持,一直堅持到那一天,堅持回到守望中的夢想中國。

  有了長期流亡的準備,便坦然面對一切。觀察、思考、讀書、寫作,偶爾與談得來的朋友見見面。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同學再打電話來要去「人權」一下,便拖他去茶樓,認認真真地和他談人權,情理交融,聲情並茂。終於,他因為感動而嚴肅起來:「老楊,好歹咱也是六四過來的,你幹就是了,兄弟我攢錢給你競選議員。」「議員沒想過,心意收下。」又有兄弟說:「給我弄點反動文章來讀,好歹咱也曾是熱血青年。」一一答應著,為有一同走過六四的兄弟們而慶幸。

  流亡是孤寂的,但因為不苟同於現實,便有大把的時間,於是讀哈耶克、讀李白、讀甘地、讀蘇東坡 ...... 交上這些朋友,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便消失了,流亡便成為一種神遊。遇見發了財的千萬富翁,不由驚訝:「老兄,發了財怎麼卻如此蒼老?」「天天伺候那些做官的孫子,能不老嗎?現在除了吃飯喝酒拍馬屁,甚麼都不會做了,還是你過得瀟灑。」明知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心裡卻有小小的興奮,是啊,誰能在這樣的年齡上活得像個孩子,想笑就笑,想罵就罵,想睡便睡,想孤獨便孤獨!

  更重要的是:不用酒場上應酬,不用整夜給領導寫廢話一大筐的報告,不用捏著假嗓子說空話,不用看《新聞聯播》││想起來,已經大半年沒開過電視││每日裡叫囂網路,自得其樂。漸漸地,朋友卻多了起來:一九九九年,美國導彈扔進中國大使館,剛剛在網上說幾句話,就被罵得狗血噴頭,再隨便說點什麼,只要和民主自由沾上邊,都免不了「漢奸」、「美國特務」的叫罵;九一一後那些天裡,有人大聲叫好,卻有人發出了另一種聲音了││「今夜,我們是美國人」。

  時間在流逝,整個社會的輿論氣氛在改變,現如今,「漢奸」、「賣國賊」的網路標籤早已過時,最惡毒的攻擊變成了「愛國賊」、「五毛」。沒錯,互聯網的天已經變了,現實中的知音也越來越多,於是有了自信,流亡的日子應該不會持續太久了。有時,相互激勵的語言會讓我淚流滿面,守著心裡的家園故國,等待結束流亡的那一天。這時候,有馥鬱的花香彌漫心間,便因陶醉而感動││若非因這流亡,哪裡會有如許的激情?

流亡中自有一種氣節

  流亡的好處,不止於此:那天,與傅國湧去見丁東先生,被拉上一個什麼會議的飯局,圍坐者自我介紹過後,某大學歷史系主任對於傅國湧的名字漠然以對,有在座者驚問:「研究歷史者,不知傅氏國湧乎?」國湧兄解圍道:「研究方向不同,正常,正常。」我已在旁心中竊喜:若非因這固執的流亡,我必無知如此系主任也。

  人到中年,本是各自忙碌的時節,而我又常有獨守書齋、息交絕遊之念,朋友的邀請卻總不期而至:「和老楊在一起說話,開心,不覺得累。」沒錯,因為一份流亡的決絕,便與世間的權力金錢無涉,更不會捲入幾乎無處不在的勾心鬥角,偶有聚會,針砭時弊,座中常有大呼痛快者,彼此引為知己。

  每有眾人稱羨的官人富商遭遇翻船,成街頭巷尾熱議人物,一失足而身敗名裂,反觀我等弟兄,出入監獄如家常便飯,又時時處在警方監控之下,卻總可以昂頭挺胸,良心犯,不丟人││流亡中有一種氣節!

  空閒裡帶三歲半小兒嬉戲,講完狼和小羊的故事,指著畫書上的盔甲白袍人物胡亂介紹:華盛頓、魏京生、王丹、甘地、劉曉波、曼德拉、楊建利 ...... 管他是誰呢,先給老子記住這些人名再說,將來必將受益於這獨特的啟蒙教育。

  要孩子記著這樣一句話:「妞妞三十歲的時候,爸爸六十歲,就是個老頭了。」我想,等爸爸變成老頭的時候,一定可以結束這長期的流亡。那時候要告訴孩子,父親三十歲的時候,曾經流亡在他自己的國家,因為這樣的流亡,他變得百毒不侵,煉出一副火眼金睛,看穿一切魑魅魍魎,因為這樣的流亡,下一代才可以挺直腰杆站在自己的國土上。

  流亡是一種宿命,是榮耀。身外的世界再強大又怎樣?就不服氣,就這樣了。堅守中看得到公民社會的發育因素,看到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學會了懷疑和思考,更覺得未來不可能屬於一個暴力和謊言維持的權力體系。這時候,為自己有機會早早覺醒而慶幸,這可是精神流亡給人帶來的好處!

  因為這樣的流亡,原本最易隨波逐流的性情被迫改變,它讓我習慣了堅強生存,學會了獨立思考。所以我要說:謝謝你,流亡,你給了我總與荒誕世相擦肩而過的機敏;謝謝你,流亡,你讓我被迫成為樂觀主義者,讓我直到今天仍是個孩子,當同齡人開始談論退休的時候,我覺得真正的生活還沒有開始。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