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全國土地私有化!
許 行

● 中共革命許諾「耕者有其田」,結果農民被殘酷剝奪。現在四省農民不約而同地宣示土地所有權,發出土地私有化的呼聲,一股民主分田之風蔚然而起。希望中共領導順從民意,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去年十二月起,全國四省農民先後自動宣布擁有土地所有權,揭開了中國農民自發土地革命的序幕。這四省是陝西省三門峽水庫的七萬回遷農民、黑龍江省富錦市七十二個村的失地農民、天津市武清區的八千多失地農民和江蘇省宜興縣省莊村二百五十戶農民(詳情見本刊上月份的報導)。微妙的是,這四省農民彼此相隔甚遠,事先沒有串連,竟會不約而同地在差不多同一時候,經由網路,自動宣布各自擁有土地所有權!如此巧合的事,不僅說明中國土地問題亟待解決的迫切性,也同時反映出中國農民抗爭的成熟程度,他們已深深地體認到,爭取土地所有權,不能再靠官方恩賜,必須勇敢地站出來自動宣布,否則決無可能。

官逼民反農民新的抗爭途徑

  事實也確是如此。像陝西三門峽水庫事件,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當時被建庫佔用的土地八十萬畝,經過三十年的抗爭,八十年代的國務院才答應撥出三十萬畝土地作為安置回遷農民之用;就是這三十萬畝土地,竟被渭南市屬下三個縣的官員私佔了十五萬畝,用來作為出租土地,每年租金收入高達四至六千萬元,而且其中近十二萬畝卻在上報國家的統計中消失了。事實表明,所謂土地國有化,在開放改革之後,已成了官僚私人佔有的土地了。這些官僚將原是農民的土地經過仲介機構轉租給農民,落到耕作的農民手裡時,每畝要付年租四百元左右。所以農民們非常氣憤,都說道:「本來屬於我們移民的土地,現在卻要高價向別人承包。」

  於是農民們推出代表上訪,結果不是被半途截回拘押,便是被亂加罪名處罰。大荔縣的代表侯煥成,因上訪被濫加詐騙罪,判刑三年。去年十二月四日和六日,又有農民代表陳思忠、郗新繼、張三民被捕。如此欺民之甚,終於逼使各戶發起簽名,由七十多歲的馬連寶領銜,於十二月十二日發出《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七萬農民關於收回土地所有權的公告》,向全國宣布:

  一、對現在各自承包的十五萬畝「村集體所有」土地,各戶擁有永遠所有權;二、對國務院劃撥給農民、且被各級官員長期侵佔的十五萬畝土地也擁有永遠所有權。這些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有權利使用、出租和承繼;如果有人想開發、租用或佔用,請直接與我們交涉;三、對幾十年來國家歷年撥發的數以十億計的各項移民經費,我們也要算賬,該劃給農民的必須給農民,對涉及貪污、挪用、侵佔等犯罪行為的,也要追究。

  陝西三門峽庫區農民此一壯舉,既是官逼民反,也是農民從長期抗爭中摸索出來的新的抗爭方法。現代農民畢竟與陳勝、吳廣時代不同,也與毛澤東當年打天下的時代不同,現代農民已經懂得遵循集體和平抗爭的途徑,以直接訴諸社會的方法去伸張正義,爭回自己應有的權利。

  社會與政府是兩個不同的體系,社會是人民自己的群體,正如英美思想家潘恩在《常識》中所說的,社會能給人以一體同心的力量,從而積極地增進我們的幸福,而政府在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中國農民的苦難,只有訴諸社會才能獲得同情和認可,因為中國的政府,尤其是地方上那些狼心狗肺的貪官,原本就是製造禍害的罪魁禍首,向他們投訴,等於與虎謀皮,反要被虎抓傷或者吞噬;天下哪有豺狼虎豹肯將已咬在嘴裡的羔羊吐出來還給羊群的?


● 中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未發動內戰時,以「耕者有其田」為口號進行土改動員農民,但上台後即將土地從農民手中奪走。

耕者有其田是農民最大人權

  黑龍江富錦市十鎮七十二村的四萬農民,他們失地的歷史沒有三門峽庫區那麼久遠,而是發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貪官省長以興修水利名義立項,與韓商合資開農場,一九九六年佔地時,官方動用黑社會勢力驅走農民,開槍造成「四.一二」血案,後因韓商攜款潛逃,項目沒有上馬,政府便將全部七十五萬畝土地撥給一間政府自己設立的開發公司,變相將土地轉到政府官員手裡,再以高價租給農民,從中剝削;國家撥給農民的補貼,也全被他們侵吞。為了抗爭,農民上訪申訴達十三年之久,全無結果,這才促使農民醒悟,必須自己組織起來。首先發難的是長安鎮東南崗村村民,他們依照民主程序,於去年十一月罷免原村官,選出以于長武為首的村自治組織,將被佔的一萬五千畝土地平均分配給全村各戶,事後,其餘七十一個村也紛紛起來仿效。一陣民主分田之風,蔚然開創了中國農民自己歷史新的一頁。

  黑龍江農民向全國發表的《公告》寫得很好而且很扼要。它除了宣布將原被侵佔的集體土地全部劃歸全體村民、以戶為單位平等佔有外,更進而揭露集體所有制的虛偽性。它說:

  「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和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佔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

  因此他們敦促中共各級組織和政府,應該本著當年「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諾,像改革初期支持農民對土地有經營權那樣(指一九八○年萬里支持安徽省鳳陽縣大崗村農民包產到戶的大包乾事件),尊重今天農民的首創精神。《公告》很沉痛地寫道:「我們農民受夠了被掠奪、被欺壓、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命運。現在我們認為農民只有自己直接實踐權利,才能擁有權利,農民的人權才會提高。」「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是農民最大的人權,真正擁有了土地所有權,我們農民才能安身立命,中國農村才能立身安命,整個國家才能立身安命。」這麼簡潔的直白,比理論家們千言萬語的宏論要剔透得多。

土地私有化才能根絕非法圈地

  在今天的中國,除了那批食古不化的馬列斯毛原教旨主義者外,尚有一些理論家反對土地私有,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一旦土地私有,農民很難抗拒權勢集團的誘惑而將土地在不利的時機出賣,因而失去土地。但多數明智之士仍主張土地私有化,認為新的土地革命時代已經來臨。

  翻看中共五十九年的建國歷史,可以明白中國土地問題的來龍去脈。當中共初建政權時,遵照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協商的《共同綱領》,於一九五○年頒布《土地改革法》,其中笫一條明文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 ...... 」當時,初建的人民政府曾將土地直接分配給農民,但沒有多久,一九五三年便颳起社會主義風,推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成立農業合作社,然後一直發展到人民公社,將農民的土地收歸公有,稱為集體所有制,實際上這「集體」不是農民集體,而是政府控制的代名詞,從此土地便落在共產黨政府手裡。毛澤東時期,因為倡言革命,標榜「一大二公」,官員們尚不敢追逐私利,到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官風突變,逐利氣焰漸盛,以迄於今,已成了無官不貪、上下同腐的局面。從此官商勾結圈地的行為氾濫全國,大小官員同樣橫行霸道,達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這種圈地惡行,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一類是憑藉公共工程的實施,從中取利。陝西三門峽水庫移民回遷撥地被吞是一個例子。此外,長江三峽大遷徙和近幾年來的四川漢源瀑布溝建水電站、雲南虎跳峽建大壩、廣東汕尾建電廠等,都是同類性質的圈地。另一類是官商勾結圈農地改為工業用地,這類圈地在新舊工業發展區到處都有。再一類是城市圈地,這類圈地遍及全國各大小城市,迫使無數城市平民的居所被強行拆遷,周正毅勾結上海幫掠奪上海地王東八塊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所有這些圈地運動,都牽涉到土地產權問題,在城市的土地屬於國有,在農村的稱為集體所有。無論是國有或集體所有,實際上都掌控在共產黨的政府手裡,這才讓官員們有機可乘,以國家名義操弄土地,無視農民和城市平民的權益,濫施強佔,造成無數冤案和慘案。

  面對官權的霸道,面對農民在國家經濟發展中處於被犧牲被遺棄的地位,實行土地私有化,讓農地歸農民所有,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辦法。人們無須擔心農民將土地再出賣的後果,因為在市場經濟運作下,只要交易是公平的,即使農民出賣土地,以他們出售時的所得轉投工商業或購置房產,其時價是屬於同一水準的,這是農民改變身份走向現代化的自然趨勢。台灣農民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後,同樣有出售土地轉業的現象,他們之中後來成為城市企業家的大不乏人。所以以土地私有化後農民可能失去土地的理由來反對土地私化,是不能言之成理的。

希望中共新領導傾聽民間聲音

  現在值得關注的是,中共中央對四省農民的自發土地革命採取甚麼態度。直到現在,我們還見不到它對此事正式表態,我們只看到黑龍江省對出頭主持分地的農民領袖于長武和王桂林進行打擊。十二月十二日,富錦市政府派出大批公安,從已分地的農民手中搶回土地,並將于長武抓去,控以刑法上沒有的「破壞生產經濟罪」。另一位領袖王桂林當天尚接受北美「中國資訊中心」記者的電話訪問,解釋事件經過。當記者問他對可能遇到的困難有否作出充分的評估時,王桂林非常堅定地說:「我們做了最壞的準備 ...... 會有犧牲,可能坐牢,甚至失去生命 ...... 但我們沒有別的出路,只能起來抗爭。我們不只是為我們自己,也是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更是為了我們這個國家早日走進民主、自由、法治的社會。」

  今年一月十六日,美國自由亞洲電台採訪代表于、王的孟律師時得悉,王桂林曾躲避多日,後來被市政府官員謊稱願意和解騙了去,抓起來。據孟律師判斷于、王兩人都不夠罪,公安可能不經法院審判,直接由國保大隊判他們勞教兩年。孟律師又透露,省政府有檔案要求退還農民土地,省府笫十七次會議的檔案他手上都有,但富錦市政府拒不執行,因為市政府各領導都有一、二千予峔滮T千中g地(東北地區一互陘Q五畝)。如果這個消息確實的話,非常可能連中共中央內部的新領導層對此次農民自發土地革命也有不同意見,以致舉棋未定。觀於近期來中共政府對廈門人民反對翔鷺石化工廠投資項目和上海市民反對磁懸浮列車的懷柔態度,反映出當前一些新領導者對真實的群眾力量是有所顧忌的。不過翔鷺石化投資和磁懸浮事件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讓起步來比較容易,而土地私有化屬於全國性的大問題,若中央集體中沒有旋轉乾坤的大氣魄人物出頭,那麼這個集體只是扶不起的侏儒,因此抗爭的農民尚須加強努力,施加壓力。

  促進村的基層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農民必須首先像長安鎮那樣掌握村的權力,才能分配土地,抵抗鎮壓,維護權益;更需要將訊息廣泛傳播,以期獲得全國各地農民的回應。

  我們希望中共中央一些新的領導者應該有新的作風。既然胡錦濤在十七大吹噓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真誠傾聽群眾呼聲,又宣傳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那麼就應該兌現這些諾言,接受中國農民長期盼望的擁有土地這命根子的願望,實現全國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不僅是徹底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辦法,也是解開城市裡建築物私有與土地公有之間相互矛盾的尷尬局面,從而消除由圈地運動所帶來的一切腐敗和禍害。這是共產黨重新挽回民心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如果中共中央不把握這個機遇,那麼靠農民戰爭而取得的天下,總歸有一日會葬身在農民的怒火之中。

寫於二○○八年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