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地震的教訓
許 行

● 四川大地震暴露了中國不少制度性問題,其中校舍豆腐渣工程責任主要在中央政府。災後短暫開放新聞後,中共又收緊對言論訊息的控制,並逮捕多位民間人士。


● 都江堰市新建小學的家長誓言要為死於豆腐渣校舍的子女討回公道。

四川大地震至今一個半月,廢墟中搶救人命的工作己經告一段落,目前重要的是如何重建家園、恢復村鎮和城市建設,同時更需要檢討災難中所發生的一切問題。

  在整個救災過程中,雖然有許多不合民意的地方,大致上災民對政府的救災工作,尤其是解決唐家山堰塞湖分洪,急速籌集帳蓬,趕建臨時屋,有限度地開放災情報導,允許國外援助,舉行全國哀悼等等,基本上還是肯定的。這給政府贏得了國內外若干程度的稱許。

  與三十二年前唐山大地震相比,現在的政府較毛澤東時代要進步和透明得多,但這是直線比較。若作橫向比較,拿中國與歐美等先進國家相比,中國的開明度和透明度都還差得太遠。不要忘記,今天的中國在經濟上已擠上世界第四位,真的是超英趕美了,最近中國的外匯儲備已超過G7(即美日英德法加義七大工業國)的總和,怎能在開明度和透明度上還如此落後?這就不能不牽涉到制度問題。本文只就此次地震中所暴露的幾個制度問題,略抒己見。

地震局可怕的權力壟斷局面

  天災衝擊制度第一個問題,是有關地震預警問題。

  這次四川大地震為什麼事先毫無預警,一直來成了官府與民間討論的焦點。中國地震局認為,地震預測是一個全球性的科學難題,似乎說,預測地震全世界都還未能做得到。這似乎太有點坐井觀天之嫌了。就是今年五月初,美國太空總署的科學家迪米塔.奧佐諾夫(Dimitar Ouzounov)在地球紅外線監測圖像上發現中國西南有地震要爆發,當時他是以此證明該署物理研究員佛洛德所提的地層電流預報地震理論之準確性,並非專為中國而測。去年七月,美國《地震》雜誌披露,有中國、歐洲和美國科學家共同通過仔細觀察衛星圖像,且對四川省地震斷層十年來的深度和活動加以研究,發出警告說,中國將面臨一次大型地震,但中國官方完全沒有注意到這次警告。???

  地震是否可以預測,既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實證問題。對於我們外行來說,實證比科學理論更有說服力。張慶洲所著的《唐山警世錄:七.二八大地震漏報始末》,公認是一本翔實紀錄唐山大地震的力作,書中有一重要附錄,詳細臚述專家們不斷預測唐山大地震可能發生的時間表,其中不僅有幾年的遠期預報,有幾個月的中期預報,有一、二十天的短期預報,而且還有震前幾小時的臨震預報,所有舉出的預報,都是有名有姓的地震專家,包括今天聞名的耿慶國、汪成民等在內。

  網上有許多人懷疑地震局事先已收到各方面傳來的預警消息,且已匯報到中央,是中央為了奧運和穩定,W定不發預警,現在地震局只好替中央「揹黑鍋」,進行闢謠,公開否認事先有收到任何單位、個人或團體提交有關這次地震短期預報的意見。但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陳一文則公開斥責中國地震局撤謊。他說,從二○○六年起,三年來,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曾就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地震,向中國地震局提出三次中期預報,特別是今年五月三日,陳一文親手又向中國地震局發了一份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地震的預報。這些嚴肅的科學預報一再泥牛入海,全無回音。

  陳一文又說,據他所知,還有其他人也向中國地震局提出過汶川地區可能發生地震的預測。這所謂「其他人」,起碼應該包括耿慶國,耿先生根據強磁暴組合原理預測,「阿壩地區七級以上地震的危險點在五月八日前後十天以內」,無論震級、地域和時間都很準確。

  陳一文在五月二十九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痛斥中國地震局排斥異己,壓制學術研究和實證的自由。他說:三十年來,國家地震局一直對國內所有堅持地震能夠預測的專家和研究者進行排斥與壓制。被壓制的民間專家有孫威客座教授、李均之教授、鄭聯達教授、陶守正教授、任振球研究員等二十多人。在國家地震局內堅持地震能夠預測的所有專家也受到排斥和冷遇,其中包括郭增建教授、汪成民教授、耿慶國教授、黃相寧副研究員、徐道一研究員等十多人。如此眾多專家受到排斥,足見中國國家地震局已被一些學術官僚所把持,成為一個弄權或攀附權貴的衙門。這種情形已不只是地震預測問題,簡直是一個嚴重的制度問題,它暴露出中國權力壟斷的局面,不僅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如此,就是連一個僅僅預測地震的科學部門也如此,豈不可怕!


● 一名29歲女警蔣小娟不顧自己的嬰孩,來災區為孤兒餵奶,災後要給她升官,做副政委,引起一片爭議。

中央對豆腐渣工程負有制度責任

  衝擊制度的第二個問題,是學校建築的豆腐渣工程問題。

  眾所周知,此次地震中倒塌得最厲害的、死人最多的是中小學和幼兒園。無數幼嫩的生命,冤枉地被豆腐渣工程奪去,最令家長們傷心和社會大眾悲痛倒塌的校舍,官方公佈為六千八百九十八間,不包括北川、汶川等震中地區;民間估計為一萬二千三百間。 在倒塌的校舍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四川省教育廳透露,截至五月二十六日,共死亡學生四千七百三十七人,傷者一萬六千餘人。但民間有人從事調查和統計,於六月十五日在博訊網上發表一份詳細報告,估計遇難師生一萬三千六百人。其中最慘的有:北川中學,兩幢五層教學樓粉碎性塌倒,死亡和失縱師生在一千三百至一千七百之間;北川曲山小學六百多師生,僅十餘人生還;曲山幼兒園六百多小孩,沒一個生還;北川茅壩中學五百多學生,北川小學七百八十多學生,全都被埋,無人逃脫;汶川映秀中學四百多名學生全被埋掉,無人生還;映秀幼兒園七十多名小孩只救出三人。其他各地各校的慘劇,不勝枚舉。

  交通部一位土木工程師說,建築物在地震中倒塌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脆性倒塌,另一種是延性倒塌。脆性倒塌就是瞬息間粉碎性倒塌,這類建築,樓面多數是預製板結構,牆多數是磚和水泥結構,很少鋼筋,甚至是水泥混合砂石像積木般地堆疊起來,所以一震就垮,連逃命的樓梯都即時塌掉,很難逃命。延性結構是有充足鋼筋,遇震時只是扭曲變形,不會立刻塌倒,有逃命空間和時間。所謂豆腐渣工程,全都是脆性的粉碎性倒塌。

  自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之後,中國政府曾數度修改建築規則,規定新建築物要有七級防震標準,但看今次地震,這麼多教學大樓,從設計到施工都未受監管,規則只是公文而已。北川中學五層教學大樓,主力柱竟然沒有鋼筋,只有鐵線,柱和柱之間用泥磚砌疊,所以一震就散。實際上中國建築行業,尤其是偏遠的縣市和鄉鎮,多數是建築商找些略懂建屋的泥水匠和木匠隨便建造的,只要有關係或會走後門和檯底交易,便可取得承包生意,於是官商勾結,賄賂公行,縱使有工程檢查人員驗樓,請飲送禮送錢之後,照樣通過無礙。所以豆腐渣工程問題,完全是一個制度問題,它是腐爛制度底下的產物。

  世界上任何先進國家,建築商不僅要正式註冊,而且必須有正式持牌的建築師設計,負責監管工程,完工之後,更要經過政府正式檢驗人員查磡認可,才會發放入住證。像我移居的加拿大,不要說房屋建築很制度化和正規化,連屋內裝修的電工、水喉工等,都要有正式專業學歷和證書,向政府註冊,取得執照,才能從事裝修工作。對於所有公共場所的建築,如學校、醫院、會議廳、體育館、戲院、教堂、社區中心等群體集合或群體使用的建築,所有先進國家都有比私人住宅更嚴格的標準,其堅固性往往成為災難發生時人民的避難所,哪有像中國那樣,學校比民居都不如,一震就粉碎的。這就是建築管理制度問題,更重要的是整個國家管理制度問題。

  許多人都只是將豆腐渣校舍問題歸咎於建築商無良,偷工減料,官場腐敗,官商勾結。這當然是原因之一,但更深層的原因,應該追究到政府的功能和責任。

  政府的功能是什麼?在西方先進國家是非常清楚的。由於政府是人民普選產生,它必須對人民負責,將施政重心放在關注人民教育、醫療、福利、生活環境和安全等方面,W沒有將關注的重心放在管制人民思想言論自由、封鎖資訊、壓制民間社會活動、鎮壓人民集會和抗議等之上的。因此, 對於此次地震中死去的萬多名師生,不僅要追究建築商和建校主管者責任,更應追究各級政府的管理責任和中央政府的施政重心。中國現在不是提倡問責制嗎?對於豆腐渣建築問題,地方以及中央政府都負有責任。它們沒有行使有效管理,更犯有治理國家大政方針錯誤的過失。

  在當前情況下,政府必須立即撫恤受難學童家屬,嚴格徹查所有豆腐渣工程的主持者和承建商,給以應有的懲處,在各地或各校豎立紀念碑,銘刻所有死難者的姓名,既為了悼念,也給悲劇留下慘痛的歷史標誌。政府起碼應該從這次慘痛教訓徹底反省,建立嚴格的建築行業制度,釐清吏治,使目前和今後的城鄉重建走上軌道,否則,胡亂施工,故態復萌,等於給下次地震埋下可怕的禍根。

中外賑災捐獻中央撥款的監管

  地震衝擊制度的第三個問題是國內和國外各國賑災捐獻以及政府撥款怎樣分配和監管問題。

  五月二十一日 國務院決定,在今年中央財政中撥出七百億元作為重建資金。民政部宣佈,截至六月二日止,中國接受國內外捐贈的款物超過四百十七億元。這些鉅款應該怎樣使用,怎樣受監管?不要以為中央財政撥款是中央政府慷概解囊,不是的,中央財政就是人民納稅的錢,人民對這些撥款怎樣使用才能公平合理,完全有表達意見和行使監督的權利。

  國內外捐贈的款物也是一樣。其中有些大筆捐款,捐贈者已指明專款專用,即專用於建造學校或醫院的。有些捐獻是經由海外紅十字會或其他慈善機構籌募得來的,這些機構如宣明會或慈濟會等,都已洞悉中國官場腐化痼疾,儘量設法派人到災區自己分發救濟物資,務使物資直接落到災民之手。即使如此,仍有相當部分捐款和物資要由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經手,難免發生「雁過拔毛」現象。像紅十字這類世界性的民間組織,清廉盡責,信譽一向很好,但中國的紅十字會卻是政府屬下機構,便難免沾染官場腐敗習氣,然而國際紅會捐來的款物又不能不交給中國紅會派發,這樣一來,往往使海外捐獻者心理上產生躊躇。事實上四川自貢紅十字會已被百姓揭露貪污事件。中國缺乏監管制度,在每次賑災中都會令人產生類似顧慮,不論海外或國內,都是如此。

  解決捐獻和政府撥款的公平分配和無私濟援,在中國實在是一個大難題,它牽涉到整個官僚體制和極權政治。除非中國實行民主憲政,充分發揮人民自主性,使輿論監督和獨立的廉政機構互相配合,否則無法剷除中國長期積累下來越來越兇狠的官場腐敗。

  在中國未實施憲政民主之前,我們主張中國立即實行專業人士協會獨立化,允許民間成立反腐和監管團體,開放傳媒自由。也就是說,所有建築師、土木工程師等有關建築行業的專業人士,有權成立獨立的不隸屬政府的協會,實行自律性的操守監管;允許民間倡廉反腐團體合法存在,(起碼不應取締曾經存在的民間反腐網、官場監察站等,)發揮民間檢舉功能;允許民間成立互助團體、賑災團體和協助災後重建團體,發揚群策群力的人民自救力量;允許現有傳媒獨立採訪、報導和評論,不受新華社限制和中宣部干涉,發揮輿論監督功能。

  既然胡溫政府提倡以民為本,執政為民,就應該信任人民,不要懼怕人民。人民力量在和平和理性的狀態下,對政府改善制度弊端,只會有利,不會有害。

中共短暫開放後又故態復萌

  但是令人擔憂的是,政府在大災難時期的短暫開放,似乎舊病發作,故態復萌,又開始收緊了。比較敢言的南方報業已受到干擾,其屬下的《南都週刊》副總編輯張平(筆名長平),己被撤職;最近官方更通知南方報業,不准它直接採訪災區新聞,只能發表新華社通稿,特別不准他們報導蒙難學童家長控訴場景,所以該報業己從災區撤回記者。在都江堰,有六位外國記者,包括兩位法新社記者和一位比利時記者,採訪聚源中學廢墟前聚集的示威家長,被公安扣留,打碎相機,逐出都江堰。四川著名維權人士、天網人權事務中心負責人黃琦,因批評政府阻撓非政府組織參與救災,被扣以「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遭刑事拘留,他的義工助手浦飛和他的朋友前樂山師範學院教師左小環也同時失蹤。四川自貢市農民土地維權人士劉正有,因抗議警方拘捕黃琦,也被刑事傳訊。原居綿陽災區的西南科技大學退休職員曾宏玲女士,僅僅在海外《觀察》網上發表三篇地震親歷感觀,被正式逮捕,並抄走電腦主機。所有死難學童家長都得到命令,不准上街控訴,不准向記者申訴,不准對外披露實情,已有多位不遵命的家長被捕。江西有四名反貪污分子,包括朱菊如、藍洪波、鄢定明和楊勇,在酒店聚會,朱菊如被公安捕去,據楊勇推測,政府懷疑他們要成立一個反貪污團體。種種事實證明,中共並無真正開放的W心,大地震中一時開放災情報導,只是短暫的插曲,它是想通過悲情吸引國際賬災的視線,誇耀黨救災的功勞,塑造領導人以民為本的形象。

  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四川大地震使整個龍門山板塊移位,鬧得山崩地裂。以四川省汶川為中心,周圍十萬平方公里的地面上,不是全城陷落,便是一片斷壁殘垣的瓦礫。死者和失蹤者近十萬人,傷者三十八萬人,全部受災人口一千多萬,超過一個捷克或一個比利時的人口,相等於兩個丹麥或兩個芬蘭人口。但這麼巨大的災難,仍改不了共產黨頑固的專制本性,實在令人浩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