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不變,謠言不止!
劉曉波

● 新聞無自由的國家,必定是謠言四起的國家。中國網絡傳聞使官方醜態百出,迫使官方對重大事件表態,有功於真相的公開。


● 7月21日雲南昆明市發生公交車被放炸彈連環爆炸事件,2死14傷。

  中國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中共的資訊封鎖越來越漏洞百出,當局能夠官控報刊、電視和電台,卻無法完全控制網路。所以,每有突發事件和大規模官民衝突的發生,總是由網路提供最早的資訊,這讓中共政權很不適應,窮於應對的之際,免不了頻頻出醜。從SARS危機中衛生部到「虎照門」中的陝西官權,真可謂醜態百出。

 這些醜態,既讓中共的公信力大幅度流失,也為網路民間提供「黑色幽默」的笑料,網民把這些醜態編成新的成語,比如「正龍拍虎」、「打醬油」、「俯臥撐」、「秋雨含淚」、「兆山慕鬼」等等。

許多網路謠言事後證明是真的

  中共應對突發事件的進退失據的醒目醜態之一,就是不把主要精力用於改善陳舊的意識形態體制,而是把很多精力是用於應對網路資訊中的「謠言」,許多被意識形態衙門宣佈為「謠言」的網路資訊,事後被證明為恰恰是真實的。即便那些不實的網路傳言,的確可歸於「謠言」之列,但由於官方闢謠大都用謊言來抨擊謠言,也沒有幾個人相信。就拿最近接連發生兩起大事件來說,也都是網路版本搶先而官方版本滯後,闢謠再次成為官權的「專利」。

  「甕安民變」爆發,最早出現的網路版本是女中學生李淑芬被姦殺,「兇嫌」被釋放有權力背景;事情鬧大後,貴州官方不得不出面發佈「闢謠」:女生是溺水自殺,而不是網路傳言的「姦殺」,更沒有當地官權的背景。

  「楊佳暴力襲警案」突發,最早出現的又是網路版本,稱楊佳無辜遭到上海警方的虐待,甚至被毆打至喪失生育能力。上海官方隨後出面闢謠,稱上海員警並沒有虐待和毆打楊佳,更沒有打壞他的生殖器。與此同時,上海警方還宣佈抓到了造謠的蘇州男子郟嘯寅,據郟交代,閘北襲警案發生後,他為了擴大其在網路上的影響,編造了上述故事。

  最可笑的是,官方每次闢謠,即便能夠攻破謠言,但並不能讓公眾相信官方資訊的真實性,因為官方的闢謠總是破綻百出。貴州官方的闢謠已經淪為網民的笑料,「全民俯臥撐」成為時下最流行的網路用語。上海官方關於楊佳襲警動機的解釋,漏洞百出,根本無法自圓其說,也就無法說服網路民意改變對楊佳的同情和敬佩。

謠言的產生應歸咎於官方訊息封鎖

  在今日中國,即便民間相信的網路傳言有「謠言」的成份,其主要責任也不在民眾,而在中共的資訊壟斷和言論管制。

  首先,新聞講究及時,特別是重大新聞的第一是時間發佈,既關係到媒體的競爭力,也是媒體的社會職責所在。敏感資訊傳播的規律之一是搶先者勝。當一個具有爆炸性公共事件發生後,無論通過何種管道,最先向社會發佈的相關資訊都會傳播最廣。而在中國,獨裁體制本能地傾向於隱瞞和封鎖不利於自己的資訊。當民眾無法從官方管道獲得及時而準確的資訊之時,網路就成為民眾獲取資訊的唯一管道。與此同時,獨裁體制也決定了官方的資訊供給的虛假和滯後。新聞管制隨著網路的日益普及,已經基本失效。所以,幾乎每一次大型公共事件爆發,都是網路資訊在前,官方出面闢謠和追查造謠者在後。

  其次,獨裁體制一向「以民為敵」, 特別是對官民衝突事件的解釋,官方的說詞永遠是「一小撮別有用心分子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永遠是「刁民」、「暴徒」或「不法分子」在尋釁滋事。這樣的官權邏輯在民眾普遍愚昧的毛澤東時代還管用,但在民權意識已經覺醒的互聯網時代就不管用了。今日中國,民意與官權之間的嚴重分裂,帶來了政府及官僚們的權威性、公信力和凝聚力急遽下降,也就是說,獨裁制度及其官僚階層的「以民為敵」,必然造就民間的「以官為仇」的普遍逆反心理,無論官方說什麼,民間的反應也基本是「官逼民反」,政府說的都不可信,當官的沒有一個好東西。

  第三,就某一特定的突發官民衝突事件而言,網路傳言也許不是真相,甚至有些網路資訊是故意造謠,但這些捷足先登的網路版本大都符合絕大多數民眾的「經驗真相」或「心理真相」。或從親歷中或從耳聞目睹中,國人的意識堣w經逐漸積累出官民衝突的實質真相││官逼民反。也積累出官方新聞發佈的基本判斷││官話不可信。有了這種基本判斷,那些故意虛構的傳言,大都用「官逼民反」框架來講官民衝突的故事。所以,無論在眾多官民衝突事件之間有多少細節上的差別,也無論網路民間版本裡有多少謠傳的成分,民間輿論的基本立場都是「官逼民反」,民眾的信任更傾向於非官方管道的資訊。在此意義上,網路傳言甚至比事件真相更具傳播力和動員力。

網路訊息對官方造成衝擊和壓力

  在當下中國的言論環境下,每有不利於獨裁官權的重大公共事件發生,傳統媒體的隱瞞為網路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機會,及時地把相關資訊傳達給公眾,對官方產生某種壓力,發揮著逼迫官方出面表態的重要作用。近年來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的傳播和形成輿論的過程,都是網路民間版本先於官方版本,而只要民間版本引發出巨大的社會輿論效應,不管這個民間版本的準確性如何,但起碼可以起到逼出官方版本的作用。而官方版本出現,不管真實與否,公眾才可能據此作出進一步的追問,網路輿論的監督效應也才能繼續發揮。不久前發生的甕安民變和上海襲警案都是如此。如果沒有網路版本的巨大傳播力和網路輿論的形成,中共官方大概就會用保持沉默的方式繼續隱瞞,讓具有爆炸性的公共事件消失於無聲無息之中。

  中共官權總是指責網路謠言的負面作用,官方新聞發言人總是委屈控訴謠言之害,中共的《刑法》、《互聯網新聞資訊服務管理規定》(國新辦和資訊產業部)和《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全國人大)等法律法規中都列有懲罰「謠言」的條款。中共意識形態衙門及喉舌經常號召「杜絕謠言,淨化網路」,在搜索引擎「百度」輸入「杜絕謠言」,條目高達119000條。但無論是嚴刑峻法還是網路自律規範,無論是思想教育還是輿論攻勢,都無法遏制網路謠言的蔓延。

  謠言止於真相,真相有賴於公開。而獨裁官權害怕真相和封鎖真相,製造了一個沒有新聞與言論自由的國家,中華民族受資訊管制之害久矣,中國人受封口制度之害深矣。與獨裁政權的資訊壟斷和言論操控之害相比,官權所受的謠言之害簡直可以忽略不計。新聞管制已經禍害了中國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獨裁政權也就必須承受網路時代的謠言之害。甚至可以說,中共各級官權受謠言之害,活該!

  凡是新聞無自由的國家,必定是謠言四起且屢禁不止的國家。今日中國當權者如若不想再受謠言之害,首先要開放媒體和言論,不再用封口危害全社會和踐踏人權。

  不是民間喜歡造謠或信謠,而是新聞壟斷體制給了謠言以豐厚的孕育土壤和巨大的傳播空間。獨裁不變,謠言不止!

二○○八年七月十八日於北京家中